在主觀環境方面，中共「有心無力」，因欠缺統一的實質要件。鄧小平早在八○年代初就說過，「台灣回歸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搞好。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換言之，當時中共既缺乏和平統一的「軟實力」，也缺乏武力統一的「硬實力」。

在客觀環境方面，中共「師出無名」，因欠缺統一的形勢要件。在台灣內部，主張統一和主張獨立者，一直位居政治光譜的兩端，無論它們的聲勢如何互有消長，但主張維持現狀者，始終是台灣的主流民意。美國是影響兩岸關係的關鍵因素，美國雖根據「三個聯合公報」與中共建交，但美國的兩岸政策始終是在「分而不獨，和而不統」的戰略中模糊進行。

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首先，今日的中國大陸已非吳下阿蒙，兩岸與中美力量的對比，皆出現大小不同程度的差距，中共已有足夠的信心和能力來啓動統一的列車。其次，台灣經過三次的政黨輪替，已出現嚴重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危機，執政者甚至公開坦承自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即台美中三邊關係已出現急遽的變化。

過去最常聽到用來形容中美關係的一句話就是：「好也好不到哪裡，壞也壞不到哪裡。」但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上台後，這句話已被修正為：「不會更好，卻有可能更壞。」2017年12月18日，川普推出他任內首份的《國家安全戰略》，其中把中共和俄羅斯一起定位為「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的「競爭對手」。美國國防部隨後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中，則在「競爭對手」之前，再加上「戰略」兩個字。

中美關係會產生這樣的變化，有些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像制度及價值觀的分岐，這些是形成中美「戰略互疑」的深層部份；有些則是因為利益的衝突，包括軍事、經濟和外交領域的競爭。美國一度期待中共加入WTO後，會因經濟市場化而政治民主化。但中共最後卻選擇走「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出現了美國期待之外、具有「新威權主義」特色的第三種選擇。而中國的崛起，更使中美兩國一步一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促使美國決定對中共進行全面的圍堵。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2018年10月4日在華府智庫針對中美關係發表的一場演講，曾被外界形容是一篇「討中檄文」，對中共的政策及體制做出猛烈的抨擊。在美國國內，「反中」已形成兩黨共識，並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因此，在中共看來，川普掀起對中貿易戰的動機，就不僅是「在商言商」，而更像是從事一項「既要錢、又要命」的交易。中共不僅必須付出經濟利益的代價，而且必須改變它的專政體制和行為模式，甚至必須改變它的對台政策。

美國前副國務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曾表示，上世紀八○年代，中美兩國雖為了處理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而絞盡腦汁；但在某種程度上，可說已成功管控台灣問題長達40年之久。史坦伯格質疑，「老的方式能夠取得成功，為什麼川普上台後，現在這個問題會日益惡化？」其實答案就存在於中美關係變化的過程之中。

冷戰時期，台灣曾被美國視為「和平演變」的前沿基地，當中共在一場「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中取代前蘇聯，成為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老大哥後，台灣的價值就是美國圍堵中共的一張牌。而支持台灣的民主，則為美國運用「台灣牌」提供了合理化的基礎。

川普上台後大力提升與台灣的關係。2017年12月12日，川普簽署國會通過的《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NDAA），其中有條款論及重啓台美軍艦互泊，與邀請台灣參加美軍演等建議。雖然川普事後表明，此條款不具法律約束，是否落實屬憲法賦予總統之專屬權力；但中共對川普持續對台軍售及加強台美軍事交流的舉動，仍公開表達不滿和抗議。川普2018年3月16日簽署了《台灣旅行法》，為台美各層級官員互訪打開了一道門。

川普另於2018年12月31日，簽署了國會提出的《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ARIA），其中第209條涉及「對台灣承諾」的部份，表明美國支持美台之間密切的經濟、政治與安全關係；反對改變現狀的行為，並支持台海兩岸都能接受的和平解決方案。此外，美國總統應定期對台軍售，也應根據《台灣旅行法》鼓勵美國高層官員訪問台灣；法案重申美方基於《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及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將進一步落實美國政府的對台承諾。

習近平認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他的急迫感部份來自他「時不我予」的焦慮感；如上所述，台灣內部形勢和中美關係產生的變數，許多非習能有效掌控。而一些變數也有可能在中共內部造成外溢效應，影響到習的內政作為和統治地位。除此之外，急迫感也和習的兩岸路線有關。

習近平的兩岸路線

習近平與其前任不同，他是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來看待中共眼中的「台灣問題」。因此他採取的對台政策方略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誘之以利」及「脅之以力」。為了要「動之以情」，所以習強調「兩岸一家親」和追求兩岸的「心靈契合」；「曉之以理」，是說明中華民族受到帝國主義欺凌的百年滄桑，所以習會不斷重申「六個任何」，即「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誘之以利」，是強調「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以及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脅之以力」則是不排除在外力介入和臺獨分裂主義活動的情況下，保留中共對台用武的可能性。

習近平雖像鄧小平那樣，沒有為統一的時間設限，但對台政策必須和「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相向而行，故不會坐視「台灣問題」久拖不決。因此習賦予兩岸文化和交流的任務是促進雙方的經濟和社會融合發展，即從「求同存異」，前進到「聚同化異」，以完成兩岸和平統一的目標。著眼於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習近平希望的是實質上的統一，而非形式上的統一，不要為了統一而讓民族利益付出代價。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提出的設想，是為了統一後的兩岸關係做出的制度性安排。「一國兩制」當初應該是為台灣量身訂製，但因不被台灣接受，反而在港澳主權移交後得到落實。鄧後的中共領導人仍根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擬定對台政策，只是考量兩岸關係的變化，多談少談，或是刻意避而不談。習近平這次提「兩制的台灣方案」，或許是為了先善意突顯台灣與港澳的情況的不同，而同時提出民主協商的建議，也意味大家可以共同探索不同的方案。

台灣各種民調顯示，「一國兩制」是不受台灣民意支持的。因為「一國兩制」既是統一後的制度性安排，台灣又被視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儘管中共不斷強調兩制並存，沒有「誰吃掉誰」的問題，但因存在中央與地方的差別，台灣人民認為接受「一國兩制」下，台灣還是有被吃掉的感覺。何況受「佔中事件」的影響，「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留給台灣民眾的是負面的印象，他們懷疑中共所提「50年不變」的承諾，擔心台灣會成為另一個香港。

民進黨當然反對「一國兩制」，習近平的講話等於送給蔡英文總統一個球，讓她可以藉題發揮，把「一國兩制」和「九二共識」劃上等號，可以因此加大民進黨否認「九二共識」的力道。蔡總統確實因此擺脫「九合一」敗選的陰霾，她的民意支持度在習講話後止跌回升，可見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已存有定見。

國民黨的因應對策

實際上，台灣民眾對「九二共識」這個概念的理解，是相當含糊的。韓國瑜雖在高雄選戰一役中提出了這個概念，但沒有證據顯示他是因此而得到選民多數支持的。選後的民調也顯示，有將近7成的受訪者，不清楚此「共識」確切內涵為何，甚至超過7成受訪者，認為「九二共識」就是「一邊一國」。但經過蔡英文的詮釋後，「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成了民眾心目中的「連體嬰」。

對國民黨而言，習近平在講話中拋出了這個議題，讓黨內許多人感到困擾，擔心統獨爭議在民進黨刻意操作下，會取代民生議題成為今年台灣總統選戰的主軸。個人認為，無論是從現實或理想出發，國民黨都不能對習在講話中拋出的議題視而不見，而必須清楚表明立場。

首先，我們認為國民黨必須堅持反對「台獨」，因為於情於理於法，「台獨」都是一個假議題，在現實上也不可行，會造成兩岸的兵戎相見。就像新加坡已故資政李光耀所說「沒有一位中國領導人，在他執政期間失去台灣後還能繼續掌權，而且美國也不會為了維護台灣的『獨立』而與中共交戰。」

其次，雖然兩岸關係目前不具統一的條件，但國民黨應準備自己的一套統一方案。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的增修條文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其中就有「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的字句，因此，從戰略的觀點看，統一應是國民黨做為國家發展的長期目標；從戰術的觀點看，兩韓就是透過統一的談判過程，來營造半島的和平氛圍。兩岸需要和平，就不能排斥談統一。

最後，涉及統一的路徑問題，《國家統一綱領》（編註：《國家統一綱領》，國民黨於1991年執政時通過的對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也有所謂「三個階段」的進程設計，即從近程的交流互惠階段，到中程的互信合作階段，最後進到遠程的協商統一階段，目標是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其實，在馬英九執政八年期間，台灣已經跨進了第二個階段，兩岸不僅簽署了包括ECFA在內的23項協議，並且把兩岸的官方溝通管道，從兩岸兩會提升到兩岸事務部門主管，再上升到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舉行的「馬習會」。只是，因為馬政府當時採取「不統」的立場，兩岸關係才沒有進到第三個階段。

總之，國民黨可以基於「穩中求進」的原則，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來深化兩岸的交流，進而促進兩岸的融合發展，目的是維持兩岸的和平穩定。國民黨更應根據《國統綱領》的指導原則，建議恢復國統會的運作，做為與對岸進行民主協商的機制。目標是創造統一的有利條件，包括協商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以及統一後的制度安排。

國民黨標榜「立足台灣、胸懷大陸」，就應具有歷史的使命感，為崛起的中國指出一條更適合全體中國人走的道路。總之，台灣不能也不應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缺席。

（趙春山，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馬英九兩岸政策的重要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