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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發現敵人——血緣論的中華民族思想,何以在近代站穩腳跟

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到底怎麼來的?


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以民族、或企圖以民族為中心建立政治秩序的思想或主張。 攝:VCG via Getty Images
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以民族、或企圖以民族為中心建立政治秩序的思想或主張。 攝:VCG via Getty Images

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以民族、或企圖以民族為中心建立政治秩序的思想或主張。這一性質在近代中國表現得尤為明顯,1924年孫中山在其《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第一講開門見山地談到:在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註1)也就是說,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為了建設一個「中華民族國家」而被發明出來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鼓吹天下主義的儒家思想在歷史上一直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統治正當性的思想根據,民族主義原本最無可能在近代中國站穩腳跟,然而事實卻是民族主義戰勝了天下主義,主導了中國的近代歷史,這無疑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巨大的拐點。然而近代中國之所以選擇了民族主義並開始出現「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比起當時中國內部狀況所起的推動作用,更主要的原因則是在天時、地利和人和皆備的條件下,中國以推崇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的日本為師,學習了這一思想。

所謂天時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以及在此基礎上日本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兩次戰爭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而1898年時清政府的百日維新卻以失敗告終;所謂地利就是日本與中國僅一海之隔,且日本使用漢字,兩國之間的信息傳遞和相互交通都較歐美各國便利;所謂人和就是在上述天時和地利的基礎上,大量中國留學生和思想家聚集到日本,認真總結近代日本成功的秘訣和積極探索近代中國發展的道路。而在近代日本的這個場域中,中國的思想家們看到和學到的就是如何建構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其最具體的成果就是「中華民族」=「國族」思想的誕生。

近代的「民族」概念,是在19世纪末由日本傳入到中国的。
近代的「民族」概念,是在19世纪末由日本傳入到中国的。 攝:Feng Li/Getty Images

「中華民族論」實際上是種族論

近代中國之所以選擇了民族主義並開始出現「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比起當時中國內部狀況所起的推動作用,更主要的原因則是在天時、地利和人和皆備的條件下,中國以推崇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的日本為師。

近代的「民族」概念,是在19世纪末由日本傳入到中国的(註2)。梁啟超在其《新民說》中曾經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當年在北京見到駐清國日本公使大使矢野文雄(號龍溪),他引黃遵信《日本國志》所記議論日本,結果被對方斥為「無異於據明史以言今日中國之時局」,因為「黃書成於明治十四年,我國自維新以來,每十年間之進步,雖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則二十年之書,非明史之類如何?」梁啟超當時頗不以為然,然而1898年流亡到日本後,「東遊以來,證以所見,良信。……夫同在東亞之地,同為黃族之民,而何一進一不進,霄壤若此。」(註3)

近代日本的飛速進步給梁啟超的精神和思想上帶來了巨大的震撼,促使梁啟超去探求近代日本實現飛速發展的秘密,而他找到的答案就是民族主義。1901年9月梁啟超在其《中國史敘論》中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隨後,一般認為,梁啟超1902年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首次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註4)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從上下文來看,它指的就是漢族。」(註5)

事實上,以漢字形式出現的「中華民族」的性質是非常清楚的:一個居住在中原、中土、中國這一地域上(「中」)、具有農業文明的傳統(「華」)、具有來自於同一個父系祖先的共同血統血緣的(「族」)的人類集團(「民」)。地緣(中)、文化(華)和血統血緣(族)三元素作為中華民族的結合原理,這一點是無法改變的,這是由它所使用的漢字的意義所決定的。換言之,由於使用了表意的漢字來進行表示,「中華民族」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只能是「漢族」的另一個代名詞。因此,即使後日「中華民族」被擴大解釋為包括了少數民族集團的所有國民,也無法讓少數民族消除自己受到歧視的印象,而追究其根本原因首先是使用漢字的漢族受到「中華民族」一詞所直接傳遞出來的地域、文化,尤其是血統血緣符號的影響,而無法消除自己才是正統國民的思想。近代中國盛行的漢奸論就是其明證。(註6)

以地域、文化與血統血緣三元素為其結合原理的「中華民族」,與近代國際社會所理解的「民族」的性質有著明顯的不同。在後者的思想中,血統和血緣都沒有成為將人們結合為「民族」共同體的必要條件。

必須看到的是,以地域、文化與血統血緣三元素為其結合原理的「中華民族」,與近代國際社會所理解的「民族」的性質有著明顯的不同。斯大林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提出了他著名的民族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註7)近代西方的人類學界和歷史學界也對「民族」的內涵進行了大量探討:人類学以民族為「共同具有一個特定的個別的文化及帰属意識的人類集團」(註8);在歷史學界中,筆者恩師山內昌之先生總結出「民族」具有客觀的標準和主觀的標準:從客觀上來說,民族就是一個具有共同名稱和共通文化,具有一個可以用來說明共通起源的神話即共通歷史記憶的人類集團;而從主觀上來說,民族就是在一定的領域中具有共同連帶意識的集團。(註9)在他們的思想中,血統和血緣都沒有成為將人們結合為「民族」共同體的必要條件。

換言之,強調血統、血緣是一個不可缺少元素,是近代中國的「中華民族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所以從實質上來說,中華民族論就是一種血統論的民族論,或者說,就是一個種族論。

在近代日本的這個場域中,中國的思想家們看到和學到的就是如何建構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其最具體的成果就是「中華民族」=「國族」思想的誕生。

在近代日本的這個場域中,中國的思想家們看到和學到的就是如何建構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其最具體的成果就是「中華民族」=「國族」思想的誕生。攝:Guang Niu/Getty Images

血緣、血統「決定」統治正當性

「中華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具體而又明顯的表徵,就是因為它是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們為了讓人們更容易認清同類和區別他者而發明的。在這種話語中,「民族」是被與「國家」連在一起的。

與文化、使用語言、經濟方式、生活地域等元素相比,血統血緣的元素不僅無法被人為改變,且其特徴又是可視的。「中華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具體而又明顯的表徵,就是因為它是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們為了讓人們更容易認清同類和區別他者而發明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為了區別他者而發明出來的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家的中華民族話語中,「民族」是被與「國家」連在一起的。

例如,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中寫道:「中國民族者,一名漢族,其自曰中華人,又曰中國人」。(註10)章太炎在其《中華民國解》中強調:「建漢名以族,而邦國之意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諡」(註11)。就是說,只有「漢族」才是「中華」,才是「中國人」。「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我同胞皆須自認自己的漢種,中國人之中國」,種族論的中華民族論話語的目標非常清楚,就是通過主張證明作為一個種族的漢族才是中國國家的主人,達到「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不許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註12)的目的。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章太炎強調民族必須具有血統血緣的元素,甚至否定「中華」為文化的中國的傳統,而把血統說成是共同文化的基礎:「縱今華有文化之義,豈得曰凡有文化者,盡為中國人乎。」「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統而起」。(註13)孫中山更是大力強調血緣血統在人們結合為一個民族集團問題上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可結合成一個民族」的「自然力」有五種,而在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孫中山的這個判斷是以他對國家性質的解釋為基礎的:「一個團體由于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為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註14)也就是說,孫中山設計了這樣一套理論邏輯:人類只是在具有了共同的血統和血緣關係的基礎上才會自然產生愛心,所以只有在以血統血緣關係為根據而形成的「民族」的團體內才能出現王道政治。因此,只有按照民族的單位來組織國家,這個國家才能夠出現王道政治。

從孫中山對血統與「王道自然力」之間關係的解釋即可以看出,其後各種關於「國族」的論述,事實上都沒有能夠徹底脫離當年梁啟超留下的血緣民族論的軌跡。

很明顯,孫中山對共同的血統和血緣關係的強調,其根本的目的並不在於剖析民族的性質,他是要通過說明清王朝政府不可能對不同種族的漢族產生仁愛之心,因而清王朝沒有統治「中國」的正當性,而以打倒清王朝為目標的民族革命才是正當的。這種血統血緣關係決定是否出現王道政治、因而是否出現統治正當性的主張,就是近代中國建構「國族」主義的理論根據。

歷史者何?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也,捨人種則無歷史。何以故?歷史生於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於內焉有所結,於外焉有所排,是即種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註15)

梁啟超

梁啟超早在1902年的《新史學》中提出的這段論述,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家中最早直接提出「國族」的論述之一。從孫中山對血統與「王道自然力」之間關係的解釋即可以看出,其後各種關於「國族」的論述,事實上都沒有能夠徹底脫離當年梁啟超留下的血緣民族論的軌跡。(註16)

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在戰後日本已經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因為它對阿依努人等少數民族集團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在戰後日本已經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因為它對阿依努人等少數民族集團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攝: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近代中國為發現敵人、排斥他者而翻版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

應該指出的是,雖然「中華民族」就是「日本民族」、中國的「國族」思想就是日本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翻版,但是這種對血統血緣論民族主義的嚮往和學習,最初卻是出於為反清運動尋找正當性、煽動漢族民眾產生反清情緒的目的。

20世紀初的近代中國思想家們之所以能夠注意到共同的血統和血緣關係在強調統治正當性上的作用,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國族」的主張,無疑是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啟發。日本建設近代國家的方法,就是型塑一個國民在地理、文化、血緣上高度重合的共同體,其中最受到重視的就是共同的血統和血緣關係。以國體論的興起為標誌,在清國留學生開始來到日本之前的19世紀末期,以血緣民族論為基礎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已經成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例如,曾經留學德國六年(1884-1890)、後官至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校長的井上哲次郎,1898年就在其《敕語衍義》增訂版中寫到:「日本民族為來自於同一古代傳說的系譜、建國以來居住在同一國土上、具有同一語言・習慣・風俗・歷史、從未被其他民族所征服過的、在蜻蜓洲首尾盤踞一起的一大血族。」(註17)

孫中山就曾多次表露出對日本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推崇:「我們東方有個島國,可以說是東方的英國,這個國家就是日本。日本國也是一個民族造成的,他們的民族,叫做「大和」民族。自開國到現在,沒有受過外力的吞併,雖然以元朝蒙古的強盛,還沒有征服過他,……。」(註18)他甚至主張自己關於「國族」須以「宗族」為基礎形成的思想也是受到了日本的啟迪:「從前日本用藩閥諸侯的關係,聯絡成了大和民族。當時日本要用藩閥諸侯那些關係的原因,和我主張聯成中國民族,要用宗族的關係也是一樣。」(註19)中華民族要由宗族為基礎而形成,我們知道,蔣介石甚至在抗日戰爭時期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也沿用了孫中山的這一血緣民族論的主張。梁啟超、陶成章、劉師培,這些身處20世紀初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誕生場域中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們,對日本單一民族國家思想所發出的由衷讚許之例,更是不勝枚舉。近代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建立在血緣民族論的基礎之上,他們的這些讚許是在清楚地認識到這點後才發出的。

應該指出的是,雖然「中華民族」就是「日本民族」、中國的「國族」思想就是日本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翻版,但是這種對血統血緣論民族主義的嚮往和學習,最初卻是出於為反清運動尋找正當性、煽動漢族民眾產生反清情緒的目的。所以由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們自願進行的民族主義的學習和實踐,還存在著以日本為友的部分。事實上,從近代中國民族革命大本營——同盟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幫助和支持。關於這一點,可以從孫中山何以直到生命的晚期(1924年11月)仍然要親自來到日本、向日本社會大聲呼喚「大亞洲主義」、並在此時再次見到日本黑龍會的精神領袖頭山滿一事得到印證。

從打倒「滿清」統治的目的出發而提出驅除異民族的中華民族論,不僅造成了對其他民族集團的嚴重傷害,更因為其以血統血緣論為思想基礎的原因而造成的漢民族的封閉性,對傳統的多民族統一國家形式帶來了更加嚴重和更為直接的傷害。

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在戰後日本已經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因為它對阿依努人等少數民族集團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在如何處理少數民族集團的問題上,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與以血統論為基礎的中華民族國族論所採用的方法有著很大的不同。

在日本單一民族國家思想成立的時期,日本思想界採用的方法是抹殺阿依努人的民族特點,生硬地將他們說成是因犯下叛逆之罪而被驅除到了邊遠地區,而追溯上去原本也是「日本民族」的一員。如日本學者菊池勇夫指,「18世紀末時出現日本人和阿伊努人同祖論是有其一定必然性的。出於將蝦夷地變為直轄、即將蝦夷地內國化的政治目的,阿伊努民族和人本人為同種的解釋給同化阿伊努人的行為賦予了一定的合理性和說服力。」「視日本文化與阿伊努文化同根、日本人與阿伊努人為同一個祖先的想法,至今反复不停地得到強調。」(註20)

但是,從打倒「滿清」統治的目的出發而提出驅除異民族的中華民族論,不僅造成了對其他民族集團的嚴重傷害,更因為其以血統血緣論為思想基礎的原因而造成的漢民族的封閉性,對傳統的多民族統一國家形式帶來了更加嚴重和更為直接的傷害。因此,在清王朝崩潰之後孫中山等人企圖對「中華民族」進行重新解釋。但是由於中華民族論無法抹去血緣民族論的性質,這種以過去為了排除其他民族而發明的概念今天來包容其他民族集團的做法,只能對少數民族在精神上造成更深的傷害。這種既對人又對己的傷害,恐怕在放棄「中華民族」的概念、即放棄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之前都是無法避免的。

(王柯,日本神戶大學教授,長期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問題、中日近代關係、天下國家與民族國家思想)

參考文獻:
1、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185頁。
2、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香港中文大學《21世紀》77期,2004年6月,73-83頁。增補版刊載於《民族學與社會學通讯》第70期,中國社會學會民族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北京大學社會學人类學研究所,2010年,1-12頁。
3、梁啟超:〈新民說〉,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4月,第144-145頁。
4、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吳松、盧雲昆、王文光、段炳昌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8頁。原文發表與1902年3-12月,《新民》第3、5、7、9、12、16、18、21、22各號。
5、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66頁。
6、王柯:「『漢奸』考」(《「漢奸」考》,岩波書店『思想』981期,2006年1月 28-47頁。
7、「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頁。該文原發表於1913年《启蒙》杂志第3—5期,名為「民族問題和社会民主黨」。
8、「民族」『文化人類学』、弘文堂、1987年、750頁。
9、山內昌之:「民族」,《政治學事典》,東京:弘文堂,2000年11月,1062-1063頁。
10、 陶成章〈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湯志鈞編《陶成章集》,中華書局,1986年,134頁。
11、同前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民報》第15期,1907年7月。
12、鄒容:《革命軍》第六章《革命獨立之大義》,1903年。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4月,《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675頁。
13、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民報》第15期,1907年7月。
14、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186-187頁。
15、梁啟超:《新史學》,吳松、盧雲昆、王文光、段炳昌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第3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34頁。
16、例如楊瑞松就曾指出,1903年鄒容《革命軍》第四章《革命必剖清人種》(同前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668頁)中的國族論述,就是「原封不動地抄自於梁啟超的」(楊瑞松:「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12年5月,49-50頁;鄒容原文見前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4月,668頁。)
17、井上哲次郎:《敕語衍義》增訂版,東京:敬業社,1898年8月,165-166頁,此處參照了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52頁。
18、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189頁。
19、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240頁。
20、菊池勇夫《アイヌ民族と日本人--東アジアのなかの蝦夷地》、東京:朝日出版社、1994年、230,2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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