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星火於斯飄零:在2018年永別譚蟬雪

她是被冷藏的《星火》思想在當代中國的發掘者和代言人。《星火》群體在中國最黑暗年代的正直與犀利的思索,是點燃中國思想界的火種。」


譚蟬雪 插畫:Tsengly
譚蟬雪 插畫:Tsengly

編按:本文為紀念譚蟬雪所作。譚蟬雪出生於1934年,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在1960年大饑荒最慘烈的年代,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顧雁等人決定出版地下刊物《星火》,揭露、批判時政。譚蟬雪及北大學生林昭也捲入其中。《星火》日後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被列為全中國「第四大案」。

譚蟬雪晚年花了十二年時間,遠赴蘭州、天水各地搜集資料,為《星火》雜誌及歷史立傳,完成了《星火: 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一書,為這一段歷史,留下珍貴紀錄。

6月2日,我在紐約,突然得到消息,譚蟬雪阿姨過世了。她是「六一」兒童節這天不在的。當天早上的八點四十分,在離家幾百米的社區託管中心,她走路摔倒了。九點鐘時女兒辛琪接到她,她還能自己拄杖走路,頭腦清醒。辛琪送她到醫院,可能是「溶栓治療」的處置不當,十一點五十分,取藥回來的辛琪,看到母親喊頭疼,痛到流汗。她憤恨大喊着才讓醫生停下來,檢查已發現母親是嚴重的腦出血。這次,當她拿着藥返回時,母親已經不行了。

這是2018年6月1日中午的十二点四十分。辛琪一直在說:我想不通媽媽就這樣離開了我。辛琪和我同歲,1974年出生的。

她的媽媽譚蟬雪,今年85歲。而我媽媽,今年才67歲。

1974年,譚蟬雪已經40歲,才生下唯一的女兒辛琪。前一年,她剛坐滿了14年的牢出來。她是右派,也是甘肅著名的「蘭大星火反革命集團案」當事人。青春年華已逝,她原本挺拔的背已稍有點駝了,瘦瘦弱弱的。酒泉風大,走在路上的她,似乎就能被風吹倒。在老家廣西,父親已死,唯一的哥哥也已不在人世,她無處可去,只能接受「組織」安置,到工廠上班。不久,她結婚了,丈夫是支邊的上海人,也是工廠裏的「刺頭」,算是有前科的。和她一樣。

她對我說,那時不想找知識分子,就想找個文化程度不高,受過處理的,「門當戶對」。廠裏填表時,在「文化程度」一欄,她填了個「小學」。心裏想的是,如果不識字該多好啊。在這個國家,讀書認字,做知識分子,只意味着苦難。

可她終歸是讀書人。在最苦難的日子過去之後,她先是從工廠調到酒泉師範,後來又調到敦煌研究院,做敦煌風俗學的研究,從1982年到1998年退休,10多年間,成績斐然,出了厚厚的幾大冊書。2015年9月,我去上海第一次找她時,那些書就靜靜地立在書架上。

我總共見過她三次。最後一次,是2017年秋雨傾注的十月。

譚蟬雪。

譚蟬雪。圖:作者提供

是深秋,我從合肥見完「星火」案的另外一位當事人、最主要的參與者顧雁,按照顧雁給的地址,在上海一家弄堂裏見到他的妹妹顧麋,翻看那些關於老上海、老家族的照片。然後就在雨中拖着行李,去找譚蟬雪。

翟明磊陪着我。他是我見面少,但非常尊敬的朋友。很多年前,他是南方週末的記者,後來,做《民間》雜誌,致力於公民社會培育。他留光頭,敦厚熱忱。

我們在廣粵路上的一家社區託管中心見面。她這一年都住這裏。老伴兒前些年去世,她就和辛琪住。辛琪很孝順,把媽媽照顧的很好。但辛琪有兩個上學的孩子,還要工作,平時不能時刻照顧到媽媽,這段時間白天就送她到社區的託管中心。那裏有很多老人,條件很好,沒事了她和大家說說話,玩玩牌,也開心一些。

我們見到她時,她正樂呵呵地看別人打牌。看到我,她很高興,一直拉着我的手。 她一頭銀髮,穿一件藍底花色的毛衣。面龐依然是娟秀的,皮膚細膩白皙,除了額頭眼角有一兩片老人斑,走路背稍微有一點點彎,她的精神好極了。

我們說着話,背後是鮮豔的牆。在這裏,孩子和老人的託管中心是在一起的,有一種明快甜美的氣息。我坐一張小凳子,是幼兒園小朋友的。她坐在對面一張紅色明麗的沙發上。我請她再講講,講講林昭,講講張春元,講講1959年在大饑荒中的甘肅天水,她的愛情是如何萌生的。講講1970年,她在監獄裏聽到張春元死了的消息,一夜頭髮白了大半。從此知道了,「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頭」不是虛構的故事。

明磊坐在她旁邊。他告訴譚阿姨,他也辦過一份叫《民間》的地下刊物,出版過5000冊,但現在已經不能辦下去了。譚阿姨聽了很感興趣,問這問那。

我們說起那本厚厚的《林昭文集》。那是她這幾年和林昭當年的閨蜜倪競雄整理出來的。倪競雄年齡比她還大,不會用電腦,身體也不好。所以林昭在獄中的血書,大多都是譚蟬雪一字一字整理下來。包括林昭在獄中的小說、頗有爭議的《冥婚記》,也是她整理出來的。「字非常小,眼睛都看壞了。」但書上,並沒有她們的名字。「也多虧有很多朋友幫忙。」她說。

她說自己現在很高興,這兩年,幾件大事她都完成了。其中一件是2017年在依娃的幫助下,又通過香港明鏡出版集團出了一本《星火》,裏面包括了她寫的《張春元傳》。

對84歲的老人來說,兩個小時的談話時間有點太長了。加上我要去趕高鐵,我們不得不走了。

她把我們送到樓梯口,又堅持要送下樓。為了老人們方便,託管中心的樓梯上安裝了可以自動下行的座椅。她坐上去,男護士幫她把腰帶繫緊,她就慢慢地順着扶梯向下滑落。她的面容,是那樣平靜淡定,一副恬淡從容,安心老去的模樣。我從樓梯上走着,回頭看她,覺得她還是很美。

外面下着雨,我不能再讓她出來。轉頭擁抱她,說,我會再來看您的。就匆匆打車走了。

那以後,我再未曾見到她。

那些紙條,全被女醫生交上去了。包括兩三釐米寬的小紙條,後來都作為「反革命集團案」的證據,放在張春元的案卷裏了。一直到2006年。46年過去了,她才第一次看到它們。

2012年夏天最熱的時候,78歲的譚蟬雪在上海接到了一個電話。

打來電話的是王中一。他是張春元最後時刻的獄友。王中一這些年一直在找她,就是為了轉告她那一句張春元託他捎來的遺言。

「這一生,我最大的心願,是不能陪譚蟬雪度過一生。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這句話,是在1970年3月的甘肅省第一監獄,張春元臨刑的前一天夜裏,專門交代給王中一的。相隔了42年的歲月,這句話才送到了她的耳邊。

她給我講這話時,那被苦難摧殘過的容顏,依然是平靜的。她說,接電話時,她心跳的厲害。她沒有說,當她接完電話,在最快的時間內坐上火車,去常州找王中一,見面細問當年的情景時,她哭了。

張春元對她的心,她一直知道。即使最終沒有接收到這句話,她也知道。

1998年她從敦煌研究院退休,回到上海。從2004年開始,她着手準備寫關於星火的第一本書《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那段時間,她奔波在蘭州、天水一帶,去尋找當時的案卷,要把被塵封的往事寫出來。她到處碰壁。後來還是以給蘭大寫校史的名義,一次次找法院,也給管檔案的人說好話,送給人家從上海帶來的禮物。終於,在一個下午,她走進了武山縣法院保存案卷的地下室。她聽到管檔案的人說,前些年地下室曾漫進過水,但所幸案卷完好無損。

在發黃的案卷裏,她看到了張春元寫給她的一張張紙條。那是1960年7月,她在廣東開平越境被抓後,他心急如焚,南下來營救她時寫的。

作為《星火》的靈魂人物,張春元一貫是膽大心細的。但那次,他顯得有些魯莽。在得知她在廣東被抓後,他化名「高澄清」,拿着假的介紹信,來廣東救她。但他一到廣東,也被扣押了起來。無法見到高牆內的譚蟬雪,他就試着聯繫內線。他把看守所裏的女醫生當成了好人,一次次寫了條子託送進來。

張春元傳給譚蟬雪的那些紙條,全被女醫生交上去了,作為「反革命集團案」的證據。

張春元傳給譚蟬雪的那些紙條,全被女醫生交上去了,作為「反革命集團案」的證據。插畫:Rosa Lee

那些條子是這樣的:

「雪:七月半來此被關,已知我們為大學生,此處一切好,我現在單房三號一八,可給弟去信,由我來辦。親朋不可理,一切謠言不可信,安心等着,老實守法,千萬給我一回信!告知近況,前次帶來的衣物收到否,還缺何物……」

「雪:醫生應允幫忙,我們感謝她那善良的願望和好心;你一定要寫幾句話,請託醫生交我,否則我怎麼知道你收到了呢?坐牢我不怕,也不悲傷。而最愁人的是你近來怎麼樣了?身體如何,快給我來信!」

「雪:今天接見請求不允,近在咫尺似天涯,一牆之隔難相見,真沒有辦法!我給你寫了二次字條,收到沒有?望告,切切!」

他不知道,那些紙條,全被女醫生交上去了。包括兩三釐米寬的小紙條,後來都作為「反革命集團案」的證據,放在張春元的案卷裏了。一直到2006年。46年過去了,她才第一次看到它們。

1960年9月,他們分別被押上了從廣州北上的火車。來自甘肅的警察押着他們,一路不忘遊山玩水,於4天之後,到達蘭州。他們被關進了關押省級要犯的貢元巷看守所。

一直到2006年,通過檔案她才知道,早在1960年的4月和5月,一起下放到天水勞動的蘭大「右派」學生中,就有人向當局告密了。

其中一份檔案寫到:「案件的線索來源:1960年四月,蘭大右派分子陳友達向省公安廳反映:蘭大下放在武山及天水等地勞動鍛鍊的右派分子張春元、譚蟬雪、孫和等人經常去蘭州與學校右派互相來往,秘密交談,散布反動言論,行動十分可疑。」另外還有兩個告密者,是他們的同學鄭連生和柴繼德。加上她在廣東偷渡被抓,「星火」同仁就這樣全面暴露了。

在生命的晚年,她已回憶不起這一生和他的最後一面了。到底是哪一次呢?

她拼命地想。說,如果有最後一面,應該是1965年的冬天了。那是在天水體育場的「反革命集團案」公判大會上。但那天,他們都被五花大綁着。在台上,他們被分開的最遠,一個在最東頭,一個在最西頭,她只模糊看到一眼他的身影。

那天天奇冷,陰沉的厲害。會場上,突然有人大喊了一聲「譚蟬雪」!她知道,那是她的獄友葉青,一個因和人打架被抓進來的奇女子。在那樣肅殺的氣氛中,石破天驚一般,葉青喊了一聲,就迅速地逃跑了。全場皆驚,譚蟬雪看見武警端着槍衝下去了。

葉青是她晚年時一直在尋找,但始終沒有找到的人。她晚年想找的人,還有在獄中時為她治療急性胃炎、救了她一命的慈祥老者;還有一位曾表現出試圖幫助她、但很快被撤職的看守所所長。天寒地凍,長夜漫漫,在極端的絕望中,依然有一些帶着人性温暖光芒的故事,安慰了她。

有一次上山打柴,他們看見一堆人圍着一個人,在賣包子。當時那種白麪的包子,真是稀罕,就像「從天上掉下來的星星」。

「阿姨,你和張春元當年是怎麼談戀愛的嘛。」每次見面,我都會問她。她呢,靜靜搖搖頭,微笑着:「那個時候,談什麼呀。」

那是1958年的8月,她和蘭州大學的另外41個右派師生,被下放到我的家鄉天水勞動。張春元因為在上蘭州大學之前,曾上過朝鮮戰場,是汽車兵,所以被安排在北道埠(現為麥積區)的馬跑泉拖拉機站。她則被下放到北道的甘泉公社,臨時住在當地街道上的一座天主教堂裏——至今,天主教堂還在,但早已不是當年的房屋了。

和譚蟬雪一起到甘泉的還有三個同學。其中一位是孫自筠,蘭大中文系的才子。另外兩個人,是數學系的周善有和丁恆武。

丁恆武是陝西人,大個子。1959年,他被餓得實在受不了,就開始在附近的水庫學游泳,說要從湄公河偷渡出去,「留在這裏遲早也是餓死」。有一天,他來向譚蟬雪告別,說他要走了,如果能活下來,一定回來找他們。如果再沒回來,就說明他死了。從那以後,人們再沒有見過他。

孫自筠還活着。我在2016年的冬天,在四川的內江師範學院見到他。他80歲了,對我回憶起譚蟬雪等人,以及「蘭大反右」、大饑荒、1958年的「大躍進」,還有公社讓他們四個大學生,三四天就辦出一個「農業大學」的荒誕事。

早在張春元、顧雁他們醖釀辦《星火》之前,孫自筠就給中共的《紅旗》雜誌寫信,反映當時農村開始饑荒瀰漫的真實情況。但因為他是唯一的黨員,有「紅頂子」,譚蟬雪和其他同學那時都防着他。直到有一天,他被以「反革命」抓走。

年青時期的譚蟬雪。

年青時期的譚蟬雪。圖:作者提供

那是1959年的春天,大饑荒已開始瀰漫。譚蟬雪每次去食堂打飯,端回來一盆麪糊,清水能當鏡子,照見自己的面容。

她記得,有一次上山打柴,積雪很厚,他們從山上滑下來,看見一堆人圍着一個人,在賣包子。當時那種白麪的包子,真是稀罕,就像「從天上掉下來的星星」。多少錢一個呢?大約等於現在的10塊錢。「我們沒有錢。看一看就揹着柴走了。第二天,就聽到人說,從那包子裏吃出了人的指甲。」

不斷有餓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息傳出來。譚蟬雪住的一戶老鄉家,房東老大爺也死了。餓死的。在一個夜裏,她聽到那一家人悽慘的嚎啕聲。

2015年9月,在上海,第一次見到她時,我告訴她,我的爺爺,1960年時48歲,也是餓死的。我爺爺所在的馬跑泉公社(現為鎮),離她那時居住的甘泉公社(現為鎮),相距也就10多里路。

「那時走在路上,經常就看到餓死的人。你沒法無動於衷。」譚蟬雪說。

而事實上,他們作為大學生,條件還是比普通農民好很多。她雖然和家裏沒聯繫,但定期的,有朋友寄糧票來。孫自筠的媽媽省吃儉用,從天津寄糧票給他們。有時,他們會相約去北道的鐵路食堂吃一頓。雖然饑荒瀰漫,但鐵路食堂還是有各種吃的。 環境困厄的讓人絕望。但年輕人終歸是年輕人。大家曾以為美麗的譚蟬雪和英俊的孫自筠是一對兒,但其實,她喜歡的是張春元。

1959年,那個大饑荒正在越來越慘烈的冬天。張春元住進了她的心裏,整整一生。

1959年,那個大饑荒正在越來越慘烈的冬天。張春元住進了她的心裏,整整一生。插畫:Rosa Lee

張春元那時住在馬跑泉拖拉機站,和甘泉相距不到20里路。馬跑泉是一個大鎮子,拖拉機站所處的地方算是一個交通要道,上下都要經過,右派同學們也時時來這裏歇腳。如今,這裏已併入了麥積區廣濟醫院的後院,是醫院的太平間所在了。

當年那裏是土崖畔下的一個大院子。顧雁記得,當時的張春元,負責管理着全縣唯一的一台從義大利進口的拖拉機。紅色的,鋥亮,看上去挺神氣。

張春元留她吃飯。那時候大家都餓着,但他的生活條件還可以。因為他曾上過朝鮮戰場,當地的幹部,很多都是部隊轉業的,對他不錯。

愛情是怎麼產生的不知道,她始終沒有說。但在我的尋訪中,顧雁告訴我,有一次,他和張春元一起去甘泉拉煤,他們坐在拖拉機上。天很冷,一說話就呵出白氣。張春元告訴他,自己喜歡譚蟬雪。

他們彼此相愛了。在1959年,那個大饑荒正在越來越慘烈的冬天。從此,他住在她的心裏,整整一生。

2016年冬天,我在河南見到張春元唯一的親人——他的弟弟張春沛。

張春沛說,那一年,大嫂回來,他去機場接的她。「大嫂老了,似乎人都縮小了。」這中間,隔着多麼漫長又沉重的歲月啊。1998年的譚蟬雪,已不再是1960年初和哥哥一起回到河南老家的那個高挑、美麗的大嫂了。「過去的事情就過去吧。」他環抱着大嫂——一個瘦弱的老人。「我帶你好好轉轉吧。」

無處去憑弔。她一直想着給張春元立個碑,取一些蘭州紅山根下、他被殺害的地方的土,建個墳。但弟媳反對,弟弟也做不了主。人死了40多年了,可恐懼還在。我採訪時,張春沛回憶起哥哥,不停地流淚,還是無限的懷念。但說起當年因哥哥的案子,一家人受到牽連。他說:我讓我的孩子們都入黨。

很多年,他一直想證明,自己是好人,對黨是忠誠的。對哥哥,他是那麼愛他。但他至今還是很難理解,哥哥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的一個孫子,是家裏唯一對張春元這個伯爺爺的事情關心的年輕人,一直在旁邊靜靜聆聽着。離開時,我看着小夥子同樣有些困惑的眼睛,對他說:「你爺爺是個好人,一個了不起的英雄。將來的歷史會書寫的。」

「是啊,我那時已經去了廣東。」事實上,當第一期「星火」面世時,她看都沒看到。一直是在40多年後,她才在武山縣法院的檔案裏,看到那一些凝聚了他們的思考、承載了那個時代最前沿、最勇敢、最深刻思考的文字。

2017年10月,我在上海,輾轉找到了顧雁家位於浦東鄉下黑橋的老房子。那是顧雁從小生活,並度過了1960年9月「星火案」爆發前那段平靜日子的地方。

在周圍的一片高樓映襯中,這座位於河流和田野中間的老宅第,已無可避免地衰敗了。是一處江南常見的傳統庭院,已被拆掉了半邊,但從精雕細鏤的門窗,依稀能看到往日的典雅。我去的時候,院子裏的一株桔樹,正恣意地結滿金色的橘子。

1960年,在第一期「星火」印出來後,顧雁就以回家看病的理由,離開了甘肅天水,回到上海,就住在這裏。也是這次回來,他開始和林昭交往。大約是1960年初夏的那段時間,張春元和譚蟬雪也來了,並在這裏短暫地住過幾天。

幾天後,譚蟬雪去了廣東,打算偷渡出境。據顧雁講,後來,譚在偷渡之前,給張春元寫信,讓張去廣東。張春元特地到上海告知他,他因為和張春元對「偷渡」這事看法不同,有點不歡而散。再過了一段時間,譚蟬雪在廣東被抓,張春元南下營救,也被抓。至此,「星火」全部暴露。

林昭也在「星火案」被逮捕,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發表的長詩《普羅米修士的受難一日》。

林昭也在「星火案」被逮捕,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發表的長詩《普羅米修士的受難一日》。插畫:Rosa Lee

1960年9月,在甘肅天水,「星火」的參與者、蘭大右派學生向承鑑、苗慶久等人被捕。10月,顧雁在上海被抓,林昭也隨即被逮捕。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發表的長詩——《普羅米修士的受難一日》,她也被當作「星火案」的當事人。

在甘肅那邊,被抓捕的除了蘭大的右派大學生,還有武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以及當地的一些幹部和農民。這起當年轟動一時的「反革命集團」案,直接原因是張春元、顧雁挑頭辦起的「星火」雜誌。第一期只有內部的30多人看到。第二期才在醖釀之中。

1962年和1965年,「星火案」當事人被分別判刑。其中張春元被判處無期徒刑,譚蟬雪被判處14年。顧雁被判處17年。另外還有向承鑑、苗慶久、杜映華等人,共逮捕了43人,判刑25人。

1970年的「一打三反」,大規模的殺戮又開始了。這次,張春元沒有逃過劫難。他和杜映華在蘭州被槍殺於紅山根下。此前的1968年,顧雁在青海,接到林昭被槍決的消息。

「張春元在星火中間是一個什麼角色?」

「他是說幹就幹,特別有行動力的這麼一個人。而且他對當時的現實,頭腦裏已經非常明確,而且出路是什麼,也很清楚。」

「他認為出路應該是以南共綱領草案為主。他那時說要起個名稱出來,讓老百姓也能接受,通俗些,不要太奧妙……」

「當時為什麼起名叫星火呢?」

「那是顧雁提的,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

「商議辦星火時,你其實已離開甘肅了?」

「是啊,我那時已經去了廣東。」事實上,當第一期「星火」面世時,她看都沒看到。一直是在40多年後,她才在武山縣法院的檔案裏,看到那一些凝聚了他們的思考、承載了那個時代最前沿、最勇敢、最深刻思考的文字。

這是2017年10月,在上海的這家社區託管中心,我最後一次見到譚蟬雪,又問起50年前的往事。她一點一點地回憶着,說着。她84歲了,記憶力已不如以前,說話的速度也比兩年前慢了。

「我該幹的已經幹了。林昭文集出來了,星火一本兩本也都出來了。所以,我沒有什麼遺憾的。也可以告慰他。就算我去陰間見了他,也可以有個交代了。」

我不死心,再次問起她和張春元的愛情。她還是一句話帶過去了。愛情,在她心中,是一輩子的承諾,也意味着更大的責任。 「我做這些,不只是為了張春元。星火這段事不弄出來,歷史沒法交代。」她說。

2017年,依娃幫她聯繫了明鏡出版集團,《星火》出版了電子版,除了她原來那本書的內容,也包含了張春元的生平,以及他生前的一些文章。依娃很早就去了美國,她的母親是天水人,父親是陝西人。因為一份對故土的情懷,她曾多次到甘肅天水一帶,做大饑荒年代的口述史,2015年出版了《尋找人吃人見證》一書。多年來,她一直關注着「星火」的老人家們。

在這本書的末尾,譚蟬雪寫到:「有一種思念因你而存在,有一種沉默不是遺忘。」對她來說,這是很少有的文字中的感情流露。

「在他還沒被處決之前,我做夢夢見他穿一個軍大衣,走過去了。別人說,夢見穿大衣,可能是大難。大衣就是大難。」她說着,慢慢浸入回憶。

她想起來,當他們同時被關在一所監獄時,有時,放風上廁所時,經過他的窗戶底下,她能聽到他的聲音。那是他故意大聲和別人說話,讓她知道。到後來,他被轉走了,聲音就再也聽不到了。

她記得在是在甘肅省第三監獄。有一天,抬飯的人來了,悄悄對她說,張春元從別的地方轉到這兒來了。再去打飯時,她對那個人說:「你告訴他,他永遠活在我心上。」但後來她才知道,消息有誤,張春元並沒有轉到這所監獄來。她的話,還是沒有送給他。

1970年3月,他死了。可她連眼淚都不敢流。每天進進出出,殺人的布告就專門貼在她路過的地方,天天出門都能看見,躲也躲不過。

「想起這一生,會有後悔嗎?」我問她。

「不後悔。我覺得起碼我們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當地的農民。雖然現在想起來,那時思想上的認識,還是很不成熟。」她說。

「星火前輩當年對時局的批判那樣激烈而深刻。那您怎麼看待今天呢?」我又問。

「我估計我真看不到(我們那時追求的)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到2020年,或許還能看看,能否如願以償,還是很難說。」她說。依然是淡淡的笑容。

「我該幹的已經幹了。林昭文集出來了,星火一本兩本也都出來了。所以,我沒有什麼遺憾的。也可以告慰他。就算我去陰間見了他,也可以有個交代了。」她說。

「就是給依娃帶來了一些麻煩。」她有些抱歉。

「沒事,年輕一代也應該做他們應該的。」我對她說。是為自己說,也是在替依娃說。

她說的麻煩,是指2016年,美國的劉賓雁良知獎評選委員會給她頒發了當年的「劉賓雁良知寫作獎」。獎金她輾轉拿到了,獎盃的故事則充滿離奇色彩。

她年紀大了,沒法出國去領獎。又擔心各種「被敏感」,朋友把獎盃捎給了在西安的妹妹。本想着辛琪到西安旅遊時,把獎盃帶回家交給母親。結果,人還沒到,警察上門了,搜走了獎盃。一直到她離世,這個劉賓雁良知寫作獎的獎盃,還是沒有到譚蟬雪的手裏。

我也不知道,她生前得到的那個「良知寫作獎」的獎盃,躺在這個世界的哪個角落裏。而扣押這個獎盃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

其實,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她一直感受着這種奇怪的氛圍。這一切,常常讓她想起六十年前的那場「反右」,想起生命中曾經歷過的那些往事。

2007年,「反右50週年研討會」,香港方面邀請。她被阻攔,最終沒有去成。

2013年,獨立導演胡杰拍攝完成了紀錄片《星火》,她去了香港參加放映。回來後,居委會的人就找上門來了。問她為什麼去香港?她反問:我沒有人身自由?對方打哈哈:哪裏哪裏,只希望以後你出門能說一聲。

前兩年,她整理好了《林昭文集》。有一天,約好了人,正要出門去印,居委會主任上門來了。說,正在外面請人吃飯,上頭電話來,只好來問。要求她不能出門,也不能再去印書。「你年齡這麼大了,就交給年輕人去做吧。」主任這樣勸她。

《林昭文集》至今無法出版。她說,是因為林昭的妹妹彭令範不同意。但她還是把書印了出來,送給那些關心林昭、關心歷史的年輕人。那是厚厚的一大本書稿,簡易地釘在一起,有488頁。第一次見面時,她送給了我一本。

2015年9月,我第一次見到她。她剛被女兒帶出去遊玩回來,回來後就腰痛,檢查是一支腰骨骨折,醫生囑她,或者躺三個月,或者微創手術。「我哪裏能躺住!」她說,就選擇了微創手術。還戴着腰託,就開始在電腦上寫作。她當時正在寫《張春元傳》,要作為他罹難45週年的紀念。

2016年4月,我打電話給她,才知道,她已寫好了,熱情的王中一表示願意承擔印刷工作,在常州當地找了印刷廠,已經開始印刷了。但某一日,當地的文化稽查大隊突然來查,說是非法出版,把已印好的500本書全部沒收了。不久,處理結果下來,印刷廠被罰款5萬元,她自己則損失了8000元的印刷費。

譚蟬雪是《星火》先賢精神的守護者。

譚蟬雪是《星火》先賢精神的守護者。插畫:Rosa Lee

到了2017年,她身邊的氣氛,似乎越來越緊張了。大約和她獲得「劉賓雁良知寫作獎」有關。有時女兒去取快遞,也會被詢問。10月,我最後一次訪問完她後,從上海回來,就接到辛琪的電話,說有人在調查,那天是誰去了社區託管中心訪問譚蟬雪。

「請不要再給我媽媽打電話了,也不要再聯繫她了吧。」辛琪說。

我後悔,沒有再堅持。就這樣,我錯過了再次和她說話、再次見到她的機會。

我也不知道,她生前得到的那個「良知寫作獎」的獎盃,躺在這個世界的哪個角落裏。而扣押這個獎盃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

辛琪在今年的10月去了意大利旅遊。她希望時間能安慰她失去母親的憂傷。辛琪長的很漂亮,但不知道是不是遺傳了母親,她的頭髮過早地白了。

在母親「七七」的那天,她請人為母親做了佛教的超度法事。她相信母親已經身在天國,或者是極樂世界。

我也相信。不管人世的坎坷如何,不管別人的評價如何。譚蟬雪在這一生,做了她想做的事情。

我也記起,她說過她早年的學生生涯。1949年,在廣西,她看到解放軍進城,聽說以後上學不要錢,而歡天喜地。她說,那時她很「革命」,是學校的積極分子,上了廣西革命大學,下鄉宣傳,演白毛女。

「那時非常年輕,稀裏糊塗,沒有自己的觀念。一直到1955年考上蘭州大學,學校裏有裴多菲俱樂部,在年輕人熱烈的討論中,思想才開始發生變化。」她說。

1956年,她上大二,在廣西做郵政小官員的父親去世了。她回家奔喪,回來在座談中說,老百姓都議論,「國民黨貪污,共產黨貪功。」一年後,她被打成了「右派」。

當年受張春元之託,託給她捎口信的王中一,如今也70多歲了。很多年,他在任何公開的資料裏沒有看到譚蟬雪的名字,為了找到她,費勁周折。一直到2012年的一天,他在書店裏翻書,看到關於敦煌的一套叢書,偶然看到譚蟬雪的名字,這才終於聯繫到她。

而我,當記者多年,一直在關注外面的世界,一直到2015年,才知道《星火》,才知道《星火》就誕生在我的家鄉——甘肅天水,張春元他們當年就在我家鄉的鎮子上生活、思考,最終走上為自由、為真理獻身的道路。

當我要尋找譚蟬雪時,是在香港的媒體工作者張潔平,告訴了我她的電話。在撥通她電話的剎那,我,一個後輩,終於和我家鄉那段苦難的歷史取得了聯繫。

歷史就這樣在人為的屏蔽中支離破碎着。那些故事,原本應該有最重要的篇幅書寫,如今,只是在殘存的片段裏。到今天,星火的故事並不為人所知。胡杰導演的紀錄片《星火》,在內地依然是被屏蔽的。而我,寫下這些文字,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在最為黑暗的年代,一些最勇敢的人,是如何去試圖「活在真實中」,並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附帶紀錄:

2016年劉賓雁良知寫作獎致辭:

「她是《星火》受難英靈遺願的託命人。她奔波求索,孜孜取證,為《星火》先驅招魂;使先賢的生命再起於歷史的灰燼之中。」

「她是被冷藏的《星火》思想在當代中國的代言人。《星火》群體在中國最黑暗年代的正直與犀利的思索,是點燃中國思想界的火種。」

「她是《星火》先賢精神的守護者。在那個暴虐、饑饉的暗無天日時代,《星火》群體挺身而出的殉道精神,是對中國先賢捨身取義之道的偉大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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