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一帶一路下的中亞巴別塔:再次刮除、複寫的文字地景

身為歐亞大陸之間通道、國際地緣政治的敏感區域,中亞人民的「語言課」似乎永無休止的一天。


人們在吉爾吉斯的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個廣場上看報紙。 攝:Viktor Drachev/AFP/Getty Images
人們在吉爾吉斯的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個廣場上看報紙。 攝:Viktor Drachev/AFP/Getty Images

「我可以和你練習英語嗎?」

那是在柯卡爾多希經學院(Ko'kaldosh Madrasasi)前,就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Tashkent)的市中心,一個打扮時髦的男子主動向我走近。他還沒自我介紹,就先開門見山說明來意。他像三個世紀以前,曾在這間經學院裡的學童一樣,對著我覆誦在英語課本裡學到的句型,告訴我他叫穆薩耶夫(Musaev),是個沙龍美髮師,有兩個女兒。我盡力回想記憶裡的英語課本,以二倍慢的語速回覆他。

最後,他遞給我一張名片,像接受顧客預約那樣,為我安排了一個時段。「明天,下午三點,你過來好嗎?我們可以繼續,練習。」

穆薩耶夫的美髮沙龍,位在帖木兒廣場(Amir Temur Square)附近。我按名片上的地圖尋路,卻被街上浮動的熱浪搧得暈頭轉向。這裡是烏茲別克的權力中樞,筆直的大道兩旁聳立蘇聯風格的政府大樓,卻沒有樹蔭。烏茲別克獨立後,獨裁的總統在首都大動土木;整頓後闊氣的塔什干,能不能配得上先祖帖木兒的威望難有定論,但肯定不適合攝氏四十二度的盛夏。

看到我真的來了,穆薩耶夫喜出望外,連忙端出果汁和糕點迎客。我原本以為他要招攬理髮生意,沒想到他真的只是想和我聊聊。我們用簡單的英語夾雜俄語,聊他不盡人意的工作和工資,也聊這個國家正在吹起的改革風潮。談到烏茲別克複雜的族群狀況,他揮舞雙手,像要在稀薄空氣中努力呼吸那樣,拚命找出詞彙多說一些,卻又突然捂住嘴巴環顧四周,然後說,希望沒有人聽到我們在說這些。「你也知道,這裡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政治話題敏感,需要的字彙量又太大,最後我決定請他教我烏茲別克語。他聽了要求後,很熱情地在我的筆記本上,用烏茲別克文寫下日常用語,然後在旁用英文附上譯意。闔上筆記本,我現學現賣,和他揮了揮手,鄭重地向他說「Xayr」(再見)。

後來我在中亞待了兩個月,穆薩耶夫不是我遇到的唯一一個正在努力學習語言、認識新字母的人。實際上,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來,這幾乎是所有中亞人民的共同課業。

中亞不斷刮除的文字地景: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到西里爾字母

語言和文字,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溝通工具而已;對於一九九一年才從蘇聯獨立出來的中亞國家來說,尤其如此。

講起現代中亞的巴別塔,時空要回溯到十九世紀。一八六五年,主要通行各種突厥語(與土耳其語、維吾爾語屬於同一語族)和塔吉克語(與伊朗的波斯語相似)的中亞地區,逐漸被納入俄羅斯帝國麾下,成為俄國突厥斯坦(Russian Turkestan)。

和大英帝國的治理手法不同,作為陸上強權的俄羅斯帝國,對於草原民族和穆斯林的恐懼由來已久,於是將中亞的新殖民地看作禦敵的「緩衝」,並沒有大量吸納當地人進入軍隊和官僚體系,而是鼓勵俄羅斯人移民南遷。一九〇六年通往中亞的鐵路通車後,文法刁鑽的俄語,也跟著軍隊和移民加速南下,在中亞荒漠上建立起一個個斯拉夫式的綠洲。

中亞的俄羅斯化,除了在當地的知識份子圈裡引發危機感,也助長了中亞地區的「泛突厥」(pan-turkic)認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中亞雖然也出現了革命運動,但這些運動卻常串連上反俄情緒,因此蘇共中央在語言政策上格外謹慎,決定繼續以阿拉伯字母書寫當地語言,以避免穆斯林居民的反彈。

一九二八年,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在一系列改革中,改以拉丁字母書寫土耳其語;同為突厥語族的中亞地區,隨即效法。對此,蘇聯樂觀其成,甚至認為廢除阿拉伯字母,可以讓中亞和「愚昧落後的伊斯蘭世界」保持距離,對於掃除文盲也有幫助。

然而拉丁字母還來不及普吉,史達林就在一九三八年為了「蘇聯大家庭的融合」,規定俄語為各級學校的授課語言,並改用西里爾字母(Cyrillic alphabets,亦即俄文字母)拼寫中亞各國語言,以避免在「書同文」的土耳其號召下,讓「泛突厥」的民族意識在中亞蔓生。自此,西里爾字母在蘇聯普及的教育之下,成功在中亞土地上扎了根。

史達林在1938年為了「蘇聯大家庭的融合」,規定俄語為各級學校的授課語言,並改用西里爾字母拼寫中亞各國語言。

史達林在1938年為了「蘇聯大家庭的融合」,規定俄語為各級學校的授課語言,並改用西里爾字母拼寫中亞各國語言。攝:Zöllner/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然而好景不常。蘇聯的共產帝國於一九九一年潰散後,中亞人的字母表,再一次遭到抽換。

一九九三年,前蘇聯的突厥語國家,派出代表在土耳其首都聚首,商討突厥語族的語文政策——土耳其作為突厥語族的「老大哥」,自然沒有放過蘇聯垮台後在中亞騰出的空隙。與會代表最後決議,拉丁字母是最適合突厥語族的書寫系統,而廢除西里爾字母、改用拉丁字母,從此彷彿成了中亞國家宣示「轉大人」,和蘇聯/俄羅斯揮別的通過儀式。

只是這個儀式,中亞各國進度不一。仰仗豐沛天然氣,最有本錢不看俄國臉色的土庫曼,率先改用拉丁字母;而天然資源同樣豐足的烏茲別克,也在一九九五年跟進。至於哈薩克和吉爾吉斯,則因為境內俄裔人口太多,加上和俄國仍有複雜的依存關係,只能推遲文字改革。

文字改革所費不貲,先行的國家也走得跌跌撞撞。以烏茲別克來說,切換文字所需的預算和師資長年不足,全面「拉丁化」的目標時程一延再延,至今仍未完成。於是,在街景相對單調的烏茲別克,文字成了最令人眼花撩亂的日常風景。

比如南部大城薩瑪爾罕(Samarqand)的車站外,高高掛著的站名用的是拉丁字母;然而遺落在候車室座椅上的烏文雜誌,卻仍用西里爾字母拼寫時事。進入月台檢票前,抬頭一看,提示列車到離資訊的電子告示版,用的則又是俄文。

即使烏茲別克語已經改用拉丁字母好幾年了,很多當地人仍習慣寫西里爾字母,尤其是年紀大一點的人。穆薩耶夫在沙龍裡為我教學時,也不太確定某些字的拼法。他開始識字時,烏茲別克仍是蘇聯一部分;在首都生活,用到俄文和西里爾字母的機會也更多。

西里爾字母:語言代溝、多元族裔、中亞與俄國的經濟互賴關係

代間差異,則是另一個由語文衍生出的社會問題。

二戰前後被流放至中亞的朝鮮人和日耳曼人,以及戰後蘇聯境內頻繁的跨國流動,都讓中亞成了各種族裔人口的沙拉盤,俄語理所當然是族裔間的溝通工具。尤其在塔什干這種大城市裡,俄語幾乎成為第一語言。

但烏茲別克獨立後,俄語的地位不再,而俄國的文化吸引力又不如西方,年輕人多半不願再學習俄語。有些反對拉丁化的學者則認為,放棄西里爾字母和俄文,等同讓未來的烏茲別克人和蘇聯時期的史料文件絕緣,何嘗不是另一種失根。

由雙文多語造成的混亂現象,一方面在烏茲別克激起「是否應該改回西里爾字母」的辯論,一方面也讓右派政治人物,經常把「徹底完成拉丁化」這個口號掛在嘴邊。

但實際上,想擺脫西里爾字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的市中心,可見店舖招牌都用上拉丁字母和西里爾字母。

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的市中心,可見店舖招牌都用上拉丁字母和西里爾字母。攝:Valery Sharifulin/TASS via Imagine China

二〇一七年,烏茲別克有近三百萬人在國外打工,其中多數前往俄國;這些移工當年度從海外匯回的外匯高達三十九億美元,佔全國生產毛額近十分之一。識讀西里爾字母、會講俄語,對於打工的人來說是必要的維生工具,對於政府來說,則有助於緩解國內的失業問題。

更糟的是,在政治環境緊縮的烏茲別克,切換文字如此浩大的社會工程,鮮少過問民眾意願。這在蘇聯初期影響或許不大,畢竟當時識字的人不多,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也不比今日,比起考量選擇哪種文字,如何加速掃盲似乎更加迫切。然而今日中亞的識字率已近百分之百,這時切換文字,簡直就像是要一艘滿載的貨船猛然掉頭。

但和過了學齡還要重拾字母表的成年人,以及看不懂歷史文件的未來主人翁相比,少數族裔或許才是真正需要擔憂的人。尤其是烏茲別克境內的俄羅斯人和朝鮮人,多半不會說烏茲別克語,日常只用俄語,而文字改革隱含的國族意識,在他們眼裡也滿是敵意。這些敵意,也展現在人口統計數字上——從蘇聯解體至今,烏國境內的俄裔人口只剩不到原有的一半,而出走的大多是專業人員,不時讓技術部門出現真空危機。

中亞諸國文字,成了俄國影響力的溫度計?

文字改革在人類歷史上,其實並不罕見。廣義來看,中國在民國初年的「白話文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成功推動的「漢字簡化方案」,都是和文字相關的改革,表面上是破除知識壟斷的民主思維,更深層的意識形態則是現代化與愛國主義。

阿拉伯語則有「標準阿拉伯語」(الفصحى,al-fus·ha)和各地方言(عامية,ammiyah)之分,前者是書面語,文法複雜,和大多數阿拉伯人日常使用的方言差異甚大。英國人治下的埃及,以及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政府,都曾鼓勵民眾直接書寫方言,卻也讓「我手寫我口」的書寫方言倡議,弔詭地和殖民主義畫上等號,導致後世難以推動。尤其「標準阿拉伯語」作為古蘭經使用的語言,地位神聖,又維繫著內部異質性很大的「泛阿拉伯認同」,終究難以自外於文化與國族認同的牽絆。

中亞的文字改革,同樣攸關國族建構,卻稍有不同。不論是西里爾字母、拉丁字母,或者是阿拉伯字母,都是「向外借來」而非「原生」於中亞的文字。這些文字各自都有外在的「文化母體」——西里爾字母對應到俄國,拉丁字母連結上土耳其或西方世界,而阿拉伯字母則通往伊斯蘭世界;不論選用何者,都難免挑動周遭強權的神經。因此,對於國際政治評論家而言,中亞國家使用什麼字母,就是俄國和中亞國家關係的溫度計,可以用來辨別俄國影響力的消長。更直白一點的論者,甚至認為俄國必須靠不斷賄賂,才能讓中亞國家繼續使用西里爾字母。

就在二〇一七年,緊鄰烏茲別克的哈薩克,終於也倒戈了。

哈薩克相對富裕,沒有大量人口在俄國打工,之所以拉丁化腳步遲緩,主要是因為境內的俄裔人口實在太多。圖為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一張選舉海報,上面用上西里爾字母。

哈薩克相對富裕,沒有大量人口在俄國打工,之所以拉丁化腳步遲緩,主要是因為境內的俄裔人口實在太多。圖為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一張選舉海報,上面用上西里爾字母。攝:Viktor Drachev/AFP/Getty Images

和鄰近的中亞國家不同,哈薩克相對富裕,沒有大量人口在俄國打工,之所以拉丁化腳步遲緩,主要是因為境內的俄裔人口實在太多。只要翻開地圖,就能輕易明白為什麼。哈薩克是中亞最北的國家,也是中亞唯一和俄羅斯直接接壤的國家,俄化進程開始得最早。早在蘇聯邁入巔峰的一九四〇年代,哈薩克境內的俄裔人口,就已經超越了哈薩克裔;直到今日,俄裔人口都仍佔哈薩克人口近兩成。

外界認為,哈薩克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在位時日不多,推行字母拉丁化,是他步下政治舞台之前的最後一個心願。為了降低外界疑慮,他列舉了拉丁字母的各種優點,比如更容易和英文與電腦語言接軌,並強調新字母的拼寫規則更接近英語,而非土耳其語的拉丁字母。但大家心知肚明,文字改革意味著的「去俄羅斯化」才是關鍵。毫無意外地,最積極反對拉丁化的,主要是哈薩克境內的俄裔人口與東正教會。

儘管第一套拉丁化方案因為字母太多撇號(apostrophe),而不得不在輿論嘲諷和學者反對下進行修改,但納扎爾巴耶夫的決心不變,仍預計在二〇二五年完成文字轉換。政策公布後,哈薩克各地開辦了拉丁化聽寫活動,國營電視台也響應國策,更換了台徽上的字母。有些俄國網民見狀,不無嘲諷地對哈薩克電視台的新台徽進行改造,將上頭的拉丁字母換成漢字,因為「反正過不了多久,哈薩克就會落入中國掌控了。」

俄國網民的改圖惡搞和酸言酸語,倒也精確描繪出了中亞政治板塊的挪動。蘇聯解體後,為了讓各加盟國「和平分手」而成立的過渡性組織「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今日已近乎名存實亡;而被譏為俄國用來「重振蘇聯雄風」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 Economic Union),則僅有寥寥四國願意加入,其中中亞的成員國更只有哈薩克和吉爾吉斯。至於早就改用拉丁字母的土庫曼和烏茲別克,則是連俄羅斯主導的軍事同盟「共同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都不願加入。在此,文字同時也是同盟陣營的界線,當然不是巧合。

和俄國的頹勢相對照,中國則顯得意氣風發。尤其二〇一四年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危機之後,俄國受西方孤立,只能轉向東方尋求盟友,使得中國在中亞的議價能力提高不少。與此同時,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也在中亞掀起熱議,於是中亞逐漸出現「雙佔」(duopoly)局面——中國在經濟上獨佔鰲頭,而俄國則在政治上努力維持老大哥的顏面,卻仍無法阻止天秤往中國傾斜。

吉爾吉斯:西里爾字母的最後陣地

哈薩克倒戈之後,中亞仍未啟動拉丁化的突厥語國家,就只剩吉爾吉斯了。這個曾被西方譽為「中亞瑞士」、「中亞民主燈塔」的國家,會不會也踏上文字改革的道路,備受外界關注。

乍看之下,吉爾吉斯有很多理由繼續使用西里爾字母。這個國家缺乏天然資源,經濟表現長年在中亞墊底,是接受俄國金援最多的國家;此外,吉爾吉斯每年生產毛額,有超過三成來自赴俄打工的國民,依賴移工匯款的程度,比隔壁的烏茲別克還嚴重。這麼說來,吉爾吉斯會繼續作俄國的鐵桿支持者,堅守西里爾字母不放嗎?實情顯然也不容俄國樂觀。

二〇一八年十月,上任剛滿一年的吉爾吉斯總統傑恩別科夫(Sooronbai Jeenbekov)宣佈了他的語言政策。和外界預期不同,他的願景並非文字改革,而是要讓所有國民都能講吉爾吉斯語。不明究理的人聽到這個宣示,可能會覺得匪夷所思,但事實是,許多吉爾吉斯人的確只會說俄語——尤其在城市裡。

吉爾吉斯的首都比什凱克(Bishkek),是全中亞最俄化的城市;走在街上,你幾乎聽不到吉爾吉斯語,也看不到吉爾吉斯文的招牌,俄語才是主流。網路上甚至流傳,比什凱克是外國人學俄語的最佳去處,不只物價比莫斯科、聖彼得堡低廉,而且同樣是全俄語環境。

實際上,吉爾吉斯即將展開的「說國語運動」,背景同樣是那個持續傾斜的天秤。

吉爾吉斯的首都比什凱克,是全中亞最俄化的城市;走在街上,你幾乎聽不到吉爾吉斯語,也看不到吉爾吉斯文的招牌,俄語才是主流。

吉爾吉斯的首都比什凱克,是全中亞最俄化的城市;走在街上,你幾乎聽不到吉爾吉斯語,也看不到吉爾吉斯文的招牌,俄語才是主流。攝:Taylor Weidma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從中國口岸通往比什凱克的公路,嶄新的柏油路面異常平順;駛近城鎮,用中、吉兩文書寫的「一帶一路」標語,甚至比公路旁被水泥樓房取代的傳統氈房還常見。早在「一帶一路」成為陳腔濫調之前,吉爾吉斯就已經靠著轉賣中國貨到其他中亞國家,賺進大把鈔票。對於中國的高度依賴,儘管削減了俄國在吉爾吉斯的聲量,卻也激起了吉爾吉斯人的危機感和愛國意識,深怕國家經濟完全受中國控制。於是,吉爾吉斯的國語運動,雖然不涉及字母問題,但底下仍是「去俄化」和「中國威脅」匯聚而成的一股暗流。

然而比起排除俄語和發揚母語,吉爾吉斯人更在意的,似乎別有他物。

離開中亞後,我前往科威特學習阿拉伯文。在那裡,我認識了兩個吉爾吉斯學生,一個來自首都,另一個則來自東部的鄉下。其中,來自首都的男生叫作焦達(Joodar),吉爾吉斯語講得七零八落,他們兩個吉爾吉斯人要溝通,多數時間還是得仰賴俄語。

有次焦達難為情地問我,能不能幫他做個線上英文測驗,反正我的漢人面孔,要冒充吉爾吉斯人也是幾可亂真。原來,他想申請學生簽證,去美國讀技術學校,然後再想辦法留在那裡工作,但校方要他先完成語言能力的認證。「我不想回吉爾吉斯,回去了也找不到工作。」從他的眼神,我分辨不出這場考試對他而言,代表的到底是希望還是絕望。我問他,為什麼不像其他吉爾吉斯人去俄國工作呢,他只搖了搖頭,沒有回答我。

我當然不可能答應擔任槍手,但也不覺得他無法通過測驗。受過高等教育的焦達,就算失業已經一年,就算母語不夠輪轉,但英語說得終究不差。

後來焦達果然在科威特成功拿到美國簽證,現在正在芝加哥一個私營教育機構學習電腦課程,課餘時則開 Lyft(美國的共享乘車服務平台,類似 Uber)賺錢,「扣掉油資成本,一週能淨賺三百五十美元。」課程結束、學生簽證過期後,焦達也不知道能否繼續留下,但此刻的他,仍沈浸在美國夢實現的喜悅之中。對於此刻的焦達來說,母語、俄語,重要性或許都不及英語。

塔吉克:既非突厥語族,也不願靠伊斯蘭世界太近

至於鄰近吉爾吉斯的塔吉克呢?簡單來說,塔吉克是所有中亞國家裡面,最不可能將文字拉丁化的國家。

首先,它不是突厥語國家,也沒有參加一九九三年那場土耳其的語言會議,所以沒有隨著周邊的中亞國家起舞,改用拉丁字母。

其次,塔吉克語是波斯語的支脈,而世界上說波斯語的其他地方,使用的則是阿拉伯字母。換句話說,如果文字改革是出於「同語族,就應該使用同種文字」這個理由的話(就像突厥語族國家,一律使用拉丁字母),那麼塔吉克就算要改,也應該是改成阿拉伯字母,而非拉丁字母。

塔吉克政府既沒有採用拉丁字母的「泛突厥誘因」,又要圍堵「牽連上阿拉伯字母」的伊斯蘭主義,於是決定維持現狀,繼續使用西里爾字母。

塔吉克政府既沒有採用拉丁字母的「泛突厥誘因」,又要圍堵「牽連上阿拉伯字母」的伊斯蘭主義,於是決定維持現狀,繼續使用西里爾字母。攝:Taylor Weidma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實際上,蘇聯早期也有專家認為,塔吉克和南邊的伊朗、阿富汗同樣通行波斯語,如果塔吉克也使用阿拉伯字母,或許有助於向這些國家輸出社會主義,將蘇聯的勢力範圍向南推。當然,這個想法最後沒有實現——塔吉克並沒有改用阿拉伯字母,伊朗也沒有赤化,而阿富汗即使曾經短暫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也始終沒有加入蘇聯。

然而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比如蘇聯的「去伊斯蘭化」政策、塔吉克獨立後爆發的內戰,以及美國在阿富汗進行的反恐戰爭),獨立後的中亞各國政權,普遍對伊斯蘭勢力懷有戒心,甚至把伊斯蘭組織,視為激進的恐怖份子,對宗教進行壓迫。在這些條件之下,中亞國家幾乎不可能改用阿拉伯字母,因為阿拉伯字母正是「伊斯蘭文化」的重要組成元素。

總之,塔吉克政府既沒有採用拉丁字母的「泛突厥誘因」,又要圍堵「牽連上阿拉伯字母」的伊斯蘭主義,於是決定維持現狀,繼續使用西里爾字母。再說,在蘇聯治下進行現代化的塔吉克,整個國家的學術和官僚體系,都建立在西里爾字母之上,如果要整個砍掉重來,實在是弊大於利。

但有趣的是,塔吉克仍有少數學者贊成改用阿拉伯字母,理由是「方便和其他講波斯語的同胞溝通」,或者「有利於融入伊斯蘭世界」。就此來看,「用什麼字母」除了可以測量國家的外交風向,也同樣反映了知識份子的個人立場。 這個現象,不只發生在塔吉克。烏茲別克獨立初期,也曾有學者透過問卷,得到「61.4%受訪者支持使用阿拉伯字母」這個結論。然而這個研究,後來普遍被其他學者「審慎看待」,除了因為問卷樣本數量太少,結論可能受學者的立場影響之外,也和國家的「拉丁化政策」背道而馳。

但「61.4%」這個數字,就算在統計方法上不夠嚴謹,倒也不見得全是研究者的刻意誇飾。烏茲別克境內的「費干那谷地」(Ferghana Valley),就是全中亞伊斯蘭信仰最虔誠的地區,甚至被政府視作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溫床」。隨著蘇聯解體,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和土耳其的資金,也已快速在中亞掀起「宗教復興」;今日即使是俄化極深的首都塔什干,穆斯林的比例也稱不上低。而搭訕我的美髮師穆薩耶夫,就是其中之一。

回到台灣後,有天我在臉書上,看到了穆薩耶夫在杜拜哈里發塔(Burj Khalifah)前的自拍,於是點開臉書的訊息視窗問候他。

穆薩耶夫說,因為受到真主阿拉的指示,加上剛好有個同鄉在杜拜開了髮廊,他幾個月前搬去那裡工作了。現在的他,對於新生活十分滿意,不只薪資更多,苦練許久的英語在那裡也派得上用場,「更重要的是,這裡更靠近伊斯蘭聖地麥加。」

經我追問,穆薩耶夫才說,他之所以離開烏茲別克,也是因為不滿政府對穆斯林的壓迫。說起這些時,他似乎非常氣憤,「壓迫」這個字後面,接著二十個驚歎號。

我不知道他為了練習英語,後來又搭訕了多少觀光客,但他的英文突飛猛進,已經可以使用複雜的複合句型。然而他依舊避談政治——去年讓他開不了口的,本來就不只是語言障礙而已。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熱愛語言的他顯然並不滿足;就在我試著翻出筆記本裡留有他筆跡的那頁時,螢幕上的對話框又跳出了他的訊息,「你知道嗎?我最近開始學習阿拉伯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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