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律师妻子的1000天：走不完的寻夫路


2018年的10月1日到7日，是中国的公众假日。李文足刚刚追完了一部正在热播的宫廷古装剧《延禧攻略》。这是丈夫被抓走三年多之后，她第一次像一位家庭主妇一样追电视剧。“我和孩子好好生活，这也是全璋的心愿。”她说。

王全璋，她的丈夫，一位1976年出生于山东的中国人权律师，自2015年7月10日被中国当局抓捕，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已失去自由三年零三个月。

在2018年7月12日之前，焦虑的李文足，常常忍不住怀疑，丈夫已不在人世。自丈夫在2015年7月被抓捕之后，除了在2017年7月，被外界批评为“官派律师”的陈有西曾自称见到王全璋之外，李文足一直没有任何关于丈夫的消息。

2018年7月12日深夜，李文足突然得知，刘卫国律师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见到了王全璋。这也是丈夫被逮捕三年之后，第一次有确切的消息传来。虽然刘律师并不是她亲自给丈夫委托的律师，也并未提供更多见面的细节，但她至少可以确信，丈夫还活着。

从2015年7月至今，在李文足为丈夫聘请的律师中，李仲伟和袭祥栋两位已经被迫退出代理；之后接手的两位律师，余文生和王秋实又先后身陷囹圄。其中余文生律师先是被吊销了执照，接着又在筹备新所的过程中，被警察抓捕。2018年5月，李文足委托的另一位律师程海，曾遭受暴力，被看守所警察撕破了裤子，后来又被吊销了律师证。另外两位律师谢阳、蔺其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阻扰。

2018年6月4日，在香港维园举办的“六四”29周年纪念会上，她出现在大屏幕上，讲述“709”律师的故事，呼吁更多的人关注王全璋，也关注那些在中国大陆失去自由的人权运动者。

王全璋是中国“709”案件中至今唯一没有获释的律师。（另，江天勇和余文生两位律师则是为“709”律师奔走而被捕，也未获释）33岁的李文足是他的妻子。在经历了1000多天与丈夫的离别，在经历了“他是否还活在人间”的恐惧之后，李文足在一天天的抗争与熬炼中，变得愈来愈坚强。

她不仅为丈夫而战，也开始更多地去关心他人的自由。2018年6月4日，在香港维园举办的“六四”29周年纪念会，她出现在大屏幕上，讲述“709”律师的故事，呼吁更多的人关注王全璋，也关注那些在中国大陆失去自由的人权运动者。

“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这么勇敢。”女权研究者和行动者吕频说。那一天，当她看到李文足出现在维园纪念会的大屏幕上时，她想，这真是豁出去了。

李文足，这个来自湖北小城、曾经羞涩文静、并不关心公共事务的女性，如今已成为中国人权抗争者的代表。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她让自己显得阳光、美丽、自信。用一切能想到的方式，呼吁当局释放自己的丈夫，也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她和另一位“709”律师的妻子王峭岭，努力提醒公众关注着“709”律师的状况。

“她和王峭岭等人的坚持，她们的视野，富有创意的抗争方式，在1949年以后的抗争者都是罕见的。”中国大陆的一位社会观察者说。

日常生活里的李文足，是一个爱美、喜欢漂亮裙子、想起丈夫忍不住就掉眼泪的普通女性；也是一个独自带着五岁的儿子，奔波在寻找丈夫途中的妻子。

“3年多了，你是怎么战胜恐惧的？”我问她。

她一愣。“其实从来都没有战胜过恐惧啊。恐惧一直都在。”她说。白净的面庞上，那双明亮的眼睛，突然涌出泪花。

随着公众关注度的转移，她们必须有更多的创意，保持“709”话题的热度，不要让人权律师的议题沉默在信息河流的底层。

2018年4月4日，是王全璋律师被抓的第1000天，也是李文足寻找丈夫的第1000天。她决定在这一天，徒步从北京到天津寻找丈夫。

“千里寻夫”的点子是朋友们聊天时想起来的。打开手机，查一查，也就100多公里。徒步去寻找丈夫，这是个多棒的创意啊。确定这一点时，李文足很兴奋。

抗争着、等待丈夫回家的日子是痛苦的，难熬的。要说最难熬的是哪一天？她说，其实每天都难熬。当孩子哭着要爸爸时；当她拖着沉重的行李回到家，却发现门锁被秘密警察破坏掉时；当她只是带孩子去超市，却发现身后有七八个壮汉在跟踪时……但不管多艰难，日子总是要一天天过。

徒步，是一种有创意的想法，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王全璋，这是李文足唯一的想法。事实上，当“709”成为国际关注的议题，中国律师的遭遇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时，在中国国内，却因为媒体被禁止报导、互联网上也禁止传播此类消息，王全璋以及其他“709”受难律师的故事，几乎没有人知道。

三年多来，李文足、王峭岭她们，不仅要和随时降临的秘密警察的跟踪、软禁、威胁斗争，更要和信息的屏蔽抗争。随着公众关注度的转移，她们必须有更多的创意，保持“709”话题的热度，不要让人权律师的议题沉默在信息河流的底层。

“徒步寻夫”，这将是一个有关注度的点子。

李文足立即开始着手准备。愿意和她一起徒步去天津的，还有另外两个“709”律师的家属——王峭岭和刘二敏。王峭岭一直是李文足的精神支柱。她也是“709”律师妻子中的灵魂人物。她的丈夫李和平，已于2017年5月被当局判处缓刑后释放回家。但王峭岭并没有因此就停止抗争的脚步。她一方面坚持就丈夫在狱中曾受到的酷刑向当局控告，一方面始终陪伴在李文足左右，支持她寻找丈夫。王峭岭的目标是：让“709”的最后一个人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

三个女人出发了。她们的行李包括两个洗脚盆，可以在长途跋涉之后泡脚，以减少疲劳。王峭岭出门经验丰富，她准备了厚重而防水的运动鞋，以防止脚磨出泡来。除了她们3个人，还有一位摄影师，骑了一辆摩托车，帮她们驮一些行李。

李文足将五岁的儿子嘱托给保姆。她计划要用10天完成这场寻找丈夫的徒步。而此前，她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离开儿子。

4月4日这天，雾霾笼罩着北京城，天气寒冷。一大早，李文足一行先到了位于红寺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她们在这里提交控告书。像以往一样，对方不接受，这已是她们的第28次控告了，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离开最高院，她们向天津出发。

雾霾浓重，空气浑浊。4月的北京，气温还很低。她们戴着口罩，没走多久，天开始下雪了。走过路边一处黄色的迎春花前，她们拍了一张照片，边走边发布了朋友圈和推特。

热心的支持者为她们拍下视频。视频上，3个人都是笑嘻嘻的，镜头对准了她们身上的雪粒儿。

她们沿着国道走，走了一段后，来了两个朋友，陪着她们，走走停停，说说话，第一天，时间过的很快，她们走了18公里。但是，北京实在太大了，走了一天，她们还没走出北京的六环路。

第二天，李文足的脚就磨泡了。第三天，她重感冒，但还是坚持着。也是在这一天下午，她们走出了北京城，进入了河北境内。

在河北廊坊，她们遇到的第一个村落，刚刚被拆迁。遍地废墟，满目疮夷。正是下午四、五点钟，路过一片废墟时，李文足回过头来，她带着忧伤的笑容，让摄影师抓住了。摄影师让她别动，就站在废墟上，为她定格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她，眼睛里似乎有泪，大红的衣服上，绣着几个黑字：“被抓千日”。王峭岭的衣服上写的是：依法了吗？她们的脚下，是在中国处处可见的被拆除的场景。废墟，如同被破坏的中国法治的隐喻。

徒步进行到了第六天，她们已走过了河北廊坊和天津的边界，完成行程70多公里。这天夜里，她们在一个乡镇上投宿。第二天早上，当她们像以往一样起来，在旅馆的大堂结账时，突然一群人呼啦啦冲进了旅馆大堂，把她们围在了中间。

李文足第一反应是拿出手机拍摄，但只拍摄了几分钟，手机就被夺走了。“场面非常混乱，我突然就被拖出去了。一瞬间，所有的人都不见了。我站在那里觉得非常荒诞。”她说。而王峭岭回忆，她是突然就被两名男子架着胳膊带出去的。她认出了人群中有北京石景山区的秘密警察，还有负责709案的法官。

李文足被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在那里，她没有见到其他的同伴。她被关进会议室里，警察来盘问她。她大声抗议，但无济于事。“有人在那里盯着我，我觉得太无聊了，就用卫衣的领子把脸蒙起来。”她干脆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在被扣留三个多小时后，李文足被放走了。她离开派出所，打了电话，才知道王峭岭、刘二敏被带走后，直接被警察送到了北京六环路的路边，让她们下车。

她们决定再次回到被带走的地方，第二天继续出发。

第二天早上，同样的场景发生了。这次，警察冲进大厅时，不像第一天那么紧张。两个年轻的男警察甚至是笑嘻嘻地，他们抓住王峭岭的胳膊，央求着：“姐，我的亲姐，赶快回去吧，别闹了。”

在NHK的纪录片中，有一段视频，拍下国保进入宾馆，一男一女从两边架着李文足，把她塞进车里。

这次，她们被警察强制送回了家。傍晚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被软禁了，不能再离开小区。先是保姆抱着孩子出去买水果，到小区门口被居委会的一些妇女拦住，哭着回来了。“她们骂我们卖国贼。”

李文足去理论。在小区门口，她遭遇了同样的阻拦。大约有三十多个居委会的妇女，拦住她，不让她出门，并骂她：“卖国贼！”“我怎么卖国了？！”李文足和这些妇女吵架，并试图走出小区，但没有成功。有人靠近她，掐她。还有老年妇女往她身上撞，周围的人则指着鼻子骂她：你怎么撞老人？有没有教养？

“我特别特别伤心。只好回来。警察怎么对待我，我都没有这么伤心。我伤心的是这些人，和我一样，是老百姓，就因为警察撑腰，就这样对待我。”李文足说。

她并不是第一次被骂“卖国贼”了。2017年3月“两会”期间，她被软禁在家里。当她试图走出小区时，也被人拦截，骂她“卖国贼”。她一直记得一个老太太骂她的话，“我们吃共产党的，喝共产党的，你吃里扒外，就应该拉出去枪毙了！”

此时此刻，被堵在小区门口的李文足，只好打电话报警，但警察始终没有出现。

她无奈只好回到楼下。一直等待着她的儿子泉泉，等不到妈妈，已经自己回家了。她站在楼下放声大哭。她很久没有这样大哭过了。

“老娘的老公是律师，他是为老百姓打官司的。他被抓了三年多，我去找他，怎么了？”

4月11日上午，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的一个小区内。

当李文足爬上五楼窗台的防盗网，对着围观的人开始发表演讲时，最兴奋的听众，是站在楼下的王峭岭。

几分钟前，王峭岭的眼镜被陌生人打掉在了地上。近视500多度的她，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找回了眼镜。

这是徒步被阻拦的第二天。前一天晚上，她接到李文足的电话。被软禁在家中的李文足情绪十分低落。她很担心，决定第二天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安慰看望李文足。没想到，刚进小区，就被几十个人阻拦。而且，阻拦的人越围越多，大约有一百多人。

“不准进去！”“你们这些卖国贼！”王峭岭并不生气，她见多了这些场景。只是问：“我怎么卖国贼了啊。”对方答不上来，只说：你们自己知道！

当王峭岭拿着手机，拍摄拦阻在李文足单元楼下的妇女时，一名男子冲了过来，指着她的鼻子，威胁她放下手机。 男子比她高出10多公分，面容很凶。她把手机放下，又举起来。突然，一巴掌打过来，视频中断了。王峭岭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

王峭岭拿出手机报警。 但她依然没法到李文足的家里去，她的身边挤满了人，其中几乎就要紧贴她身体的，是骂她“卖国贼”的几个中年妇女，她们是传说中的“朝阳群众”(编按：指配合政府举报“不法”的平民百姓)，肆意地谩骂着她和她的同伴。她还看到了陆凯，一个说一口北京话的男子，他是长期负责看管她和李文足的秘密警察。他并不避讳自己出现在这里。

王峭岭的一位同伴，被一拥而上的“朝阳群众”打倒在地上。场面更加混乱。她拿起手机报警，警察来了，但并不处理。与此同时，在现场拍摄的日本记者，被“群众”从车里拉下来殴打。

就在那一刻，王峭岭一抬头，看见李文足站在了阳台上。她心里想：文足，你倒是好好给大家讲讲“709”啊。结果，李文足的声音就从空中传过来了。

“老娘的老公是律师，他是为老百姓打官司的。他被抓了三年多，我去找他，怎么了？你们这些人，就是走狗！”那正是李文足的声音，只是不再如平时那般温柔，而是格外的脆亮、高亢了。

王峭岭说，在那一刻她感到太兴奋了。不仅是因为和李文足之间的一份“默契”。她也在心里为李文足鼓掌：文足，你突破自己了！太了不起了！从2015年7月，丈夫被抓之后，她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哭哭啼啼，四处寻找丈夫开始，她一天天看着李文足慢慢坚强起来，不再那样无助，只知道哭泣，而是慢慢更加自信勇敢了。

但李文足毕竟原本是一个文静腼腆的女人。此刻敢爬上阳台，更敢在大庭广众下自称“老娘”，这个在中国话语里“粗俗”、“放肆”的称号，痛斥秘密警察和软禁监控她的人。这让王峭岭实在是想不到。

“好样儿的，文足！你坚持一天，我就陪你一天！”王峭岭大声地向楼上的李文足喊。此时，那些围困她们的人，似乎也被镇住了。周围一度鸦雀无声。有一些在场的视频记下了当时的场面。

“那天，我发现她的战斗值突然飙升。”王峭岭说。 “过去，我们一起维权，但她一直是站在边上，把自己当作辅助的人。那一天，她突破了自我。”一个月后的北京，王峭岭对我说这些时，李文足在旁边坐着，脸上依然带着一丝腼腆。

“709”事件发生之后，律师的妻子们抱团取暖，她们一起抗争，一起呼吁全世界关注丈夫的遭遇，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从2015年7月到2018年，她们一起走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刻。但的确，很多时候，李文足似乎都是王峭岭的“配角”。

“从这天起开始不是了。我们原来叫她小七，那天开始，我叫她七姐了！”王峭岭大声笑着。李文足则告诉我，她从小家里有姐妹7个，她是最小的，也是最受宠爱的，所以大家都叫她小七。

“那天我听见外面很吵，知道峭岭姐她们来看我了，就要下去看看。结果开门时，发现几个人死死堵住门，有一个是常堵在我家门口的壮汉，朝我骂脏话。我根本不可能出去。又生气又着急，没想那么多，也是环境逼的，我就跳到窗户上去了！”一个月后，回忆起这一幕，李文足笑了起来。

其实她被骂“卖国贼”不是第一次。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曾把李文足描写为“卖国贼”，她已起诉了环球时报，但法院没有立案。

2016年8月，王峭岭在宋庄租了房子，但刚搬过去，第二天就被房东锁上了大门。她只能带着孩子，离开了那个地方。到现在，她的东西都还放在宋庄。

5月了，北京街头，白色的柳絮漫无目的地飘舞着。李文足坐在小区的院子里，傍晚了，风越来越凉，5岁的儿子泉泉在她怀里睡着了。

一个小时前，她到附近的房屋中介公司签订了租房合同。她再三和房主确认能够搬进去的时间。她最担心的，是警察干扰，房东突然拒绝把房子租给她。

她的丈夫王全璋，因为一直从事人权工作，其实早有准备，原来租的房子，就是朋友岳父家的。当时就是考虑到有熟人的关系，不至于因警察上门，被立即赶走。

但是，“709”发生后，李文足居住的房子周围就开始布满监控。她住在五楼，一度，二楼的房间就住着监控她的人。三年多过去了，警察的持续长期骚扰，让朋友也快扛不住了。李文足决定搬离这里。同时也是为了到别的地方给孩子找学校。

5月2日这天，一切出奇的顺利，房子顺利地租下来了。李文足和王峭岭都认为，这和她们此前的抗争有关。此前，不管是“徒步寻夫”、“阳台演讲”，以及孩子不能上学，她们都毫不退让地持续在网络上发声，看起来管用了。

对“709”律师的妻子来说，在为丈夫奔走的过程中，被房东从原来的房子赶走，或者租不到房子，这是常有的遭遇。

2016年8月，王峭岭在宋庄租了房子，但刚搬过去，第二天就被房东锁上了大门。她只能带着孩子，离开了那个地方。到现在，她的东西都还放在宋庄。

还有一次，为了租房，她办理好了所有的证件。好心的房东，还专门从外省飞到北京，帮她办搬离手续。

但在双方已签好合同、即将开始履行的最后一刻，房东突然反悔了。事后，王峭岭才知道，房东被警察叫去训斥了两个小时。

她后来租到了大兴某小区的一处房子，安静了半年，没有被逼迁，但2017年的4月，有一天发现，摄像头开始记录她的一举一动。一直到2017年5月，她的丈夫李和平律师被放回来之后，监控才慢慢消失。

所以，这天下午，能顺利地租下房子，让王峭岭和李文足都松了一口气。

回家的路上，泉泉，这个虎头虎脑的5岁男孩，在车上兴奋地尖叫着。一会儿打开窗户吹风，一会儿又黏在妈妈身上，要巧克力吃。

“孩子是我很大的支撑。昨天我去石景山买了一些东西，一点点往家搬。突然情绪上来了，很难受，想起来这三年多颠沛流离，承受了很多。可孩子很嗨，在后座上玩得很开心，我就很安慰，还是缓解了很多。”李文足说。

“妈妈，你怎么哭了？”孩子常常会这样问眼含泪水的母亲。这个调皮、可爱的男孩，在爸爸被抓走时只有两岁7个月。

一开始的时候，他总是问妈妈爸爸去哪里了。李文足总是说爸爸出差了。她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解释这个事情。直到有一天，孩子突然问她：爸爸为什么被抓进了监狱？

李文足愣住了。她蹲下身来，第一次和儿子有了一次正式的谈话。她对儿子说，爸爸是个好人，为帮助别人，被送到监狱了。

“那抓爸爸的人就是怪兽了？”

“是的。”

“那我就打怪兽，把爸爸救回来！”

这个要打怪兽救爸爸的孩子，和李和平律师8岁的女儿佳美是好朋友。她们和妈妈一起，在漫长的时间里，等待着爸爸的回来。也和妈妈一起，忍受着秘密警察的监控。

李文足记得，有一次她带着孩子去超市，后面跟踪了两三个男子。泉泉突然停下来，用小手叉着腰，对身后的两个男人说：“你们别跟着我们了。烦死了！”

从2016年8月开始，李文足开始给泉泉找幼儿园。但她发现，她找不到一家幼儿园接受她的孩子。在第一个幼儿园，已经办了手续，孩子连小被子都领了，园长突然告诉她，不能接受孩子。她追问，才知道外面来了四个“国保”，让幼儿园感觉到危险，不敢接受孩子。

愤怒的李文足和国保吵了一架。一回头看见，孩子站在门口，拎着小被子在哭。她不再吵了，带孩子回家。

第二天，她一大早六点多就关掉手机，溜出门，偷偷去找到另一个幼儿园，正签合同要转学费时，对方说不能接受孩子，警察打过招呼了。

“我很气愤，电话打过去骂国保。对方说，你只要听话，什么都不做，在家等老公消息，孩子就可以上学。”李文足说。

就这样，别的孩子都开学了，泉泉却无学可上。李文足做了一切的努力， 一直到 2017年3月1日，终于找了个学校。这次，警察没再阻拦，但前半个月，每天早上都是警察开车送她们上学。接下来就到了中国“两会”的时间，警察告知李文足，“从今往后，不管你到那里，都要跟着。”

李文足只好决定，泉泉不上学了，就在家里呆着吧。

同样不能读书的是佳美，一个精灵般的小姑娘。 8岁了，她还是不能去上学。好在家里有她最爱的两只小狗——一只叫咖啡，一只叫奶茶。

2015年7月10日，爸爸被带走的当天，佳美正好跟爸爸去办公室。当警察拦住爸爸时，她用小小的身体挡在爸爸的面前。出狱后的李和平律师说，正是那一刻女儿护卫他的小小身影，鼓舞了他活下去的勇气。 



每一位律师的妻子，都曾面对如何向孩子解释的问题。

在爸爸被带走后，妈妈一直奔波着，佳美也就一直在家里。2018年初，她满8岁了，还没有上一年级。一直到2018年5月，经过朋友介绍，她们找到了一所同情她们，并愿意接受孩子的私立学校。

这次秘密警察没有来干预。和租房子一样，一切顺利的出乎意料。她们总结，这么长时间的坚持抗争，警察终于发现，拿孩子上学这样重大的事情，也是不能压制她们发声的。

但王峭岭的大儿子，还是受到了“连坐”。2018年6月，儿子高中毕业了，此前他在国际中学读书，同学都已去国外读大学，儿子却因为换发护照时，新护照被当局扣留，无法出国。

有时，王峭岭在心里会有一丝负疚，但终于一点点想明白了这件事。她和儿子有过一次正式的谈话。

“我对儿子说，国保肯定希望我和爸爸不出声了，那你就能出去，但我们的内在会有被践踏被羞辱的感觉。另一个选择是，我们在这里抗争，坚持，争取我们的权利，你堂堂正正地出去。你来选择。儿子说，我选后一个。”

如今，儿子在一家公益机构，一边学习，一边等待着出国。 王王峭岭则用圣经里的话安慰丈夫，也安慰儿子： “人在幼年的时候负轭原来是好的。”事实上，作为基督徒的王峭岭，不仅是她的家庭，也是整个709律师家属群体的精神支柱。

她说，自己最初也挣扎过，是否要告诉孩子，关于父母所遭遇的这一切真相。但最终，她决定告诉孩子一切。因为她认为，最好的教育应该是：让孩子看到，母亲在父亲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在坚持，一家人在互相帮助。

“这也是我能给孩子的最好的教育。”李文足说。虽然泉泉还小，但她已不再回避告诉孩子，爸爸是因为要做一名好的律师，才被警察抓走的。

事实上，每一位律师的妻子，都曾面对如何向孩子解释的问题。

李春富律师，也是李和平律师的弟弟。在哥哥被抓后的20多天，他也被抓走。那一天，他5岁的儿子小雪球就在现场。当王峭岭赶到时，小雪球说，爸爸被警察用手铐抓走了。他的妈妈连忙说，那只是玩具。但小雪球固执地说：那不是玩具，是真的手铐。

谢燕益律师的妻子原姗姗，在丈夫被抓走的第二天，才确定自己怀孕了。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她坚持着把孩子生下了。最终，走出监狱的谢燕益，惊喜地看到了自己从未谋面的女儿。

在一年多与丈夫隔绝的日子里，原姗姗挣扎着，也坚持着。在一个自拍的视频中，她说：“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向孩子解释发生的这一切。但从明天起，我要告诉他们真相。她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三个孩子，包括最小的女儿，就在她的身边酣睡。眼泪慢慢滑过了原姗姗的面庞。

“你们这样做对孩子不好。不应该这样（和警察对抗）。”在一次坐出租车时，司机对李文足说。此前，因为要摆脱身后追踪的车辆，李文足给这位司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她说了半天，本以为司机会支持她。没想到司机最后还是说：“为了孩子和家人，你不应该这样做啊。为什么斗不过还要斗呢？”李文足不再说话。她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是认为，为了孩子就应该去屈服。难道，为了孩子，不更应该去反抗吗？

“妳的生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她知道。在中国，当你在公共领域发声，当你开始抗争，这意味这一切都要改变了。

李文足总是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丈夫的情景。

那是2015年6月9日。苏州火车站，人潮汹涌。他到苏州办事，顺便送她和儿子到苏州玩。告别时，她并没有去拥抱他一下，只像往常一样在人群中招了招手。这也让她在以后到现在的三年多，总是埋怨自己：那一刻该放下矜持，去拥抱一下他。如果那样做了，“或许这三年中，我能得到一点心里的安慰吧。”

她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在7月8日晚上，两人通电话有半小时，关于家里、亲人等。第二天早上，她再打电话，就打不通了。

她立即就有不祥的感觉。几年前，他就失踪过一次，那是在江苏靖江，他因为代理法轮功案件，因庭上递交材料时用手机拍照备查，手机被当庭没收。庭审结束后王全璋被抓走，拘留了10天。

那时候，孩子才出生一个多月，她吓坏了。从那以后，她就要求他，在关掉手机前一定要先告诉她。而这次电话又打不通了，她担心丈夫又出事了。

后来，她才知道。7月9日，正是中国律师集体或被抓捕、或被约谈的一天，她的丈夫是全国300多名律师中的一个。

1985年，李文足出生在湖北恩施的巴东县。

在南方山水小城里长大的李文足，有着俏丽的面容。她面庞的轮廓清晰柔美，眼睛黑白分明，只是在丈夫被抓后，眼睛里总是多了忧伤，一不小心，眼泪就滑落出来。

2009年，李文足24岁，从湖北老家被好朋友拉着来北京。

在那之前，她是父母跟前无忧无虑的女儿。上了大专，在当地的景区当导游，日子过的很平静。偶尔有人来介绍对象，她毫无感觉。对这种被安排好的生活，没有多大反感，但也没有多大反抗。

她是跟着好朋友到北京来看世面的。那时的她，单纯，快乐。朋友把她的资料擅自做主发到一家婚恋网站上，然后就有了和王全璋的第一次见面。她记得，在地铁口的麦当劳，他告诉她他是一名律师。那时的王全璋，看上去瘦瘦的，皮肤白净，文质彬彬。说话不多，但看起来很沉稳可靠。

一开始联系不多。她没想到，他早已经把她装在心里了。到了春节，他带她去山东老家看看。她不知道的是，他已经准备好了求婚，甚至连婚礼都在筹划之中了。就这样，她成了他的妻子。

2013年3月，他们有了孩子。她没有上班，就在家里照顾孩子。上网，购物，买漂亮衣服，让自己“美美的”，很少关注外部世界。一直到王全璋在靖江被抓，她才真正意识到，丈夫所从事的律师工作，原来是有危险的。

在“709”发生之后，她到网上搜索文章，和丈夫原来的同事、助手交谈，才知道，丈夫曾为他的律师职业受过太多的苦：他曾因为在法庭上坚持，惹怒法警，被法警抓住，在脸上扇了100多个耳光。他也曾在东北早春寒风萧瑟的看守所门前，睡在睡袋里，声援被抓的律师，半夜被抓走……他的坚持，他的承担，让她看到了一个此前并不熟悉的丈夫。

2015年8月，当李文足抱着孩子回到北京，又赶到天津找丈夫时，她第一次见到了王峭岭。

王峭岭在一开始，也是无助的。

她和丈夫李和平，是河南大学法律系的同学。大学毕业后，李和平做了律师，王峭岭则远离法律事务。2004年，她开始加入教会，从那以后，她基本上是在教会服伺，远离丈夫的工作，也丝毫不关心公共事务。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在普通地生活着。很多年，我有意地把丈夫关注的这些东西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但这一刻，一切都变了。”她说。

女人们悲伤、哭泣着。丈夫们失踪了，他们到哪里去了，是什么罪名？她们对此一无所知。

“那时，她们都还很蒙。”苏楠说。她是一位人权工作者。那时，她去看望王峭岭、李文足等家属。看到她们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应对突然降临的灾祸。

在最初的慌乱之后，王峭岭开始冷静下来了。但她和她的同伴们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是抗争吗？还是忍受着，等待着，“保护好自己”？

王峭岭说，一开始她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她知道。在中国，当你在公共领域发声，当你开始抗争，这意味这一切都要改变了。

“妳的生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江天勇律师对她说。这句话刺激了她，也敲醒了她。“除非李和平回家。你现在做的，就是帮李和平回家！江天勇鼓励她。

第一次，她开始在键盘上敲下《我的丈夫李和平（之一）》，下定了决心，手颤抖着，点了电脑上的发送键。这篇文章，立即在互联网上传播，这是“709”律师家属在网上最早发出的声音之一。

王峭岭记得，有一天，她们在饭馆里等江天勇律师，等到的却是他被抓进去的消息。对她和李文足来说，这两年，这几乎是常态。她们为丈夫请律师，然后发现律师被抓走了。

但女人们已经从最初的恐慌里走出来了。她们发现，除了坚强地面对，自己别无选择。而当她们聚在一起，在彼此的陪伴中，力量也油然而生。

“从事捍卫人权的工作，走上捍卫人权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来潮，隐秘的天性，内心的召唤，岁月的积累，一直像常青藤慢慢向上攀爬。”

“这样的道路注定荆棘密布，坎坷崎岖。”

当李文足在网上看到丈夫的这些文字，她才渐渐了解了自己的丈夫。

而王峭岭，也是在丈夫被抓之后，才去更多地了解丈夫的工作。 “709之后，我发现的不是丈夫的斑斑劣迹，而是了解了他的正直怜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很幸福。”王峭岭说。丈夫被抓，让她有了另外一个意外的收获：丈夫原来是一个如此善良、正直的人。

2001年，李和平曾代理一起政治迫害案件，“新青年四君子案”，一个叫杨子立的大学生，因为和另外的三个人讨论时政，被抓捕。

李和平很早的时候读到过一篇杨子立的文章，叫《我的农民母亲》，内心深深地被感动，就主动站出来代理杨子立的案件，并为杨子立写了精彩的辩护词。

“我很惭愧。这个案子的卷宗就在家里，但我从没去看过。一直到7月10日警察搜家，所有的卷宗被带走，我现在想看也不知道从哪里可以看到了。”王峭岭说。

“我在愧疚中发现我的丈夫，是这样的有正义感和怜悯心。”对王峭岭来说，原本疲惫的爱情，却因为这一份苦难，而有了崭新的意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