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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淺談南京大屠殺在中國和日本的社會記憶

高度情感化和政治化的敘事也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對戰爭更宏觀以及更具人文關懷的反思,僅僅局限於本族、外族這種生硬的二元區分與對立裏,對人性的討論也淺嘗輒止。


2018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在南京舉行,現場降半旗及放和平鴿。 圖:Imagine China
2018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在南京舉行,現場降半旗及放和平鴿。 圖:Imagin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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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知乎網站上出現一個問題——「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麼關係?」,其中某知乎用戶寫的一篇回應文章受到了極大的歡迎。 隨後在當年的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日12月13日,不少微博營銷號將問題和這篇由某知乎用戶寫的文章轉載到了微博上,文章很快得到了極大的關注,吸引了大量微博用戶的轉發、評論和點讚,其中包括不少官媒和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官方賬號。

這篇知乎文章應該是在看了張純如的書《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後有感而發。從文章評論區大部分的回應中所反映出的對南京大屠殺的認知可以看出,還有很多與大屠殺相關的議題值得和需要更多地補充、關注和了解。比如不僅是南京大屠殺作為歷史事件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南京大屠殺史學研究的過程與情況的研究。

在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議題上因而還有着極大的討論空間,然而這些空間卻被高度情感化和政治化的記憶所壓縮。大部分人們對這些議題的認識和討論只局限在一個模糊而情感化的框架裏,也就是說很多人認定某個論點卻無法給論點提出細化而具體的論據。拿觀點「日本人篡改教科書」作為例子來看,一旦將問題細化到「具體而言,日本人是如何篡改教科書?」,也許這個問題就很難得到清晰的回答。在南京大屠殺這個議題上,可能更需要去重構一個理性而具象框架,讓更多相關的議題和有效,有據的信息能夠廣泛的出現並且有存在的空間。

那麼再回到這篇文章本身,這篇文章的受歡迎程度不禁讓人好奇,裏面到底寫了什麼引起了那麼多讀者的回應或共鳴?然而遺憾的是,筆者看到更多的是文章裏對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社會記憶有關的敘事充滿了謬誤。鑑於這篇文章有着廣泛的受眾,所以它有着極大的潛在的誤導性。筆者就從這篇文章着手,來簡單回顧,梳理和討論一下南京大屠殺相關的在日本和中國的社會記憶。

社會記憶——集體如何在一個社會語境裏解讀歷史、塑造集體身份

然而在言論出版自由極少、國家敘事壟斷的社會裏,社會記憶則很少會出現不同的流派(版本),尤其是和官方敘事衝突的敘事。

社會記憶是個相對比較新的概念,與之相關的概念還有集體記憶、文化記憶、國家記憶等。這些概念是相交的甚至是很相似的,只是概念提出者想要着重反映的點不同而採取了不同的術語。

社會記憶更強調一個集體如何在一個社會語境裏去解讀歷史(通常解讀裏有衝突和分歧)以及如何用這些解讀後的歷史去塑造集體身份。社會記憶通常不是單一的。在一些社會裏,社會記憶會出現不同的流派(版本)。對這些流派的區分是基於這些流派對歷史的呈現和解讀而言,這些呈現和解讀互相之間可以是互補的,亦或是衝突矛盾的。然而在言論出版自由極少、國家敘事壟斷的社會裏,社會記憶則很少會出現不同的流派(版本),尤其是和官方敘事衝突的敘事。

知乎的這篇文章,顯然,並沒有出現與中國官方敘事相沖突的部分。裏面引用張純如書裏提供的日軍暴行的案例,對日本右翼態度的刻畫更多只能說是對官方敘事的一種強調和補充。不僅如此,這篇文章在涉及南京大屠殺社會記憶上的敘事上還存在不正確的表述。

首先,這篇文章將張純如的書作為僅有的參考就是不足的,因為這本書本身在歷史學界就極具爭議性。在這篇文章的前一部分,其強調了張純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的重要性,提到在這本書出版以前「西方社會對南京大屠殺這一浩劫知之甚少」,並引用了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威廉科比的評論說「她(張純如)出版了算是人類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英文著作」。

張純如的這本英文著作確實把南京大屠殺引入了西方讀者的視野,並且帶來了廣泛的關注度。這本書出版時空降《紐約時報》最暢銷書籍榜單,並在榜單上盤踞了十週,四個月內就創造了超過十二萬本銷售量的記錄。張的貢獻不僅是極大提高了南京大屠殺的關注度,而且她也發現和披露了不少有助於南京大屠殺史學調查的原始材料,比如曾經幫助建立南京安全區的德國商人約翰拉貝的日記。

然而,如前文所提到,張的著作也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和興趣,因為她的書裏也包含了失實和不當的內容。比如不準確的日期和名字,以及對部分史實極大的誤讀。日本史學家 Yoshida Takashi 批評張對日本國內南京大屠殺歷史學知之甚少。對日本南京大屠殺史學不足且偏頗的認識不僅反映在了張純如的書裏,當然也反映在基於張純如的著作的這篇極受歡迎的知乎文章裏。

文章其中一處寫道「可憐的日本人民也活在一種『集體失憶』中,並不是因為苦難太過痛苦而選擇遺忘。而是人為的把它刪去」和「日本國內對侵華期間那段歷史的學術研究是非常不到位的,這和戰後日本政府的恐怖威壓也有關係。而出於對學者人身安全和國際形勢考慮的原因,國家也不鼓勵國內學者去日研究。」

那麼, 日本人民真的活在「集體失憶」中嗎?日本對侵華史的學術研究仍然「非常不到位」嗎?不僅如此,這篇回答還說「她(張純如)完全可以選擇不走這樣的一條路,南京30萬冤魂,如何僅讓一個柔弱的女子去擔負,去為之奔走呼號?」。所以,張純如真的是「僅一個」為南京大屠殺遇害者奔走呼號的人嗎?這也不禁讓人思考,中國官方在這段記憶裏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南京大屠殺的日本社會記憶

誠然,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的研究的確是極其困難的。因為在二戰時期,大日本帝國的大本營下令銷燬了所有的秘密文件,其中至少有三萬多份文件被認為是能夠證明日本戰爭暴行的證據。當時那些意欲公開自己戰爭經歷的日本士兵,或者想要報導與南京暴行相關內容的日本媒體確實都遭受到了來自日本官方極大的壓力,因此一些稿件最終未能出版。

二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MTFE)和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NMT)對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在調查和審判期間,IMTFE 問詢了419名目擊者,蒐集到了4836份材料。NMT 則採訪了1250名受害者和目擊者。IMTFE 的審判充滿爭議,批評者認為中國根本不是這場審判的關注中心,而且只有少數的高等級日本軍官被起訴。而NMT 的審判則因為中國內戰而草草結束。

到了1960年代,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先驅之一是日本歷史學家 Hora Tomio 在1967年發表了第一篇南京大屠殺的史實研究—— Kindai senshi no nazo。這份研究是基於東京審判的文件和少數日本戰後回憶錄寫成。四年後,日本記者 Honda Katsuichi 採訪了不少中國受害者,也發表了一系列介紹日本在中國犯下的戰爭暴行的文章。Hora Tomio 和 Honda Katsuichi 的研究在日本國內激起了不少水花,關於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的討論在日本國內也逐漸興起。當然,對南京大屠殺存有疑慮或是否認的敘事也在這一時期出現。

這場日本國內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討論在1982年達到了高潮,原因之一是日本教科書爭議事件的出現。

日本教育部試圖把描述日本戰爭用詞「侵略」替換成「進攻」以此來弱化日本在二戰裏所體現出來的殘暴性和侵略性。這次換詞舉動引來了日本媒體 Asahí Shímbun (朝日新聞)和不少日本學者的批評,也引發了鄰近亞洲國家的抗議。

在這一時期,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敘事仍然不斷地在日本國內出現,這些聲音不僅僅來自於專業的歷史學家,也出現在文學評論、媒體報導、個人回憶裏。這場南京大屠殺相關的記憶的「戰爭」也給南京大屠殺帶來了更多新的證據——部分軍隊領導和士兵的私人日記以及官方的一些記錄,以及一些日本老兵對暴行的公開承認。普通民眾對自己角色的認識也開始逐步轉換,不少日本民眾在二戰結束後尤其在經歷了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事件後覺得日本人是戰爭的受害者,而這樣的「受害者意識」開始逐步地轉化成「加害者意識」。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也在日本出版。

Kasahara 對這些教科書所呈現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部分是持批評的態度,認為更詳細的相關內容應該也被寫進教科書。

在八十年代期間,和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書籍有30部出版,九十年代期間則有55部出版。2000年到2009年期間則是出版了67部。學者 Barry Schwartz 將日本國內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社會記憶分為了三個主要流派: Maximalists, Centrists, Revisionists。

Maximalists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敘事更接近中國主流對南京大屠殺的敘事。這三派為了證明各自的論述和觀點都對南京大屠殺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競爭關係。三派關於大屠殺敘事的分歧主要在於屠殺人數和規模、影響、成因這幾點上。

比如 Revisionists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南京大屠殺的戰場背景上,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悲劇性是較低的。在 Revisionists 的敘事中,有少數的極端修正主義者認為南京大屠殺只是一個捏造的故事。

Centrists 可以說是政治色彩最弱的一派,這一派不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但並不完全同意其他兩派的論述。這一派的敘述裏也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悲劇性是較低的,估計的遇害者人數應該在15,000到50,000之間,這個數字遠高於 Revisionists 估計數字0到10,000,卻又遠低於 Maximalists 估計的數據——200,000到300,000之間。同時,該學者也做了些民調,在他這篇發表於2012年的文章裏提到,日本民眾更傾向於 Maximalists 對於南京大屠殺的敘事。

提到教科書問題,日本左派學者 Kasahara Tokushi 有篇文章提到目前日本中學採用的教材有八個版本的教科書,其中一版佔有51.2%的市場份額的教科書提到了日本軍隊在南京的暴行,給了具體的受害者估數,採用的數據是20萬。書本里大致寫到約有20萬的中國戰俘和平民被日本軍隊殺害,日本受到國際上的譴責。另外幾版教科書則沒有給出具體數據。

但即便是傾向日本右翼的組織出版的教科書也提到了南京大屠殺這個事件,不過用的是「南京事件」,另外也只是在腳註裏提到日本軍隊在南京期間殺害並傷害了很多中國的士兵和平民,而受害者的具體人數仍存有爭議。

Kasahara 對這些教科書所呈現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部分是持批評的態度,認為更詳細的相關內容應該也被寫進教科書。 除此之外,日本民間也有很多人士在南京大屠殺否認論出現後就開始在全國各地活動,希望能夠儘可能讓更多的人知道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他們也邀請了不少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到日本去做演講。

在95年和97年之間,日本國內有200多名律師志願者曾代表中國的受害者(包括慰安婦、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醫學實驗受害者)起訴日本政府和不少日本私人公司。律師 Onodera Toshitaka 表示日本承認戰爭責任並進行戰爭賠償是必須的,這有助於日本人在21世紀能和他國人和諧共處。

提到戰爭賠償,在人民日報的數據庫裏,「戰爭賠償」作為關鍵詞出現的內容卻很少。不少中國人也許並不知道,在中日恢復邦交時,中日對歷史問題做了些總結,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的一篇文章裏曾提到這個總結就是「日本承認歷史上對中國的侵略,在此前提下中國承諾不再追究日本的戰爭賠償」。

顯然,南京大屠殺在日本的社會記憶情況並不是像這篇知乎文章所說的「可憐的日本人民也活在一種『集體失憶』中」。不僅如此,「日本國內對侵華期間那段歷史的學術研究是非常不到位的」也並不符合事實,南京敘事裏的不同論點反而讓更多的學者投入研究。

南京大屠殺的中國社會記憶

那麼南京大屠殺的社會記憶在中國又是怎樣的情況?

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時期,1951年郭士傑的《日寇侵華暴行錄》被認為可能是和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最早的出版物。到了1969年,南京大學歷史系也完成了一份手稿《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但是因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影響,這份稿件並沒有對外公開,只有部分日本來華訪客可以看到。到了70年代,關於南京大屠殺相關的研究和出版被中國政府全面控制,此舉也是為了保證不影響日本對華的經濟援助。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中國一些歷史學家才得以發表一些關於日本戰爭暴行的學術研究,一些文藝作品也在同時期出現。90年代以後,南京大屠殺相關的著作才開始更多的在中國國內發表和出版。

但是這些南京大屠殺相關的論述並不像日本國內一樣出現不同的流派,而是有着相對統一的論調,其中就包括集中譴責日本國內那些對南京大屠殺否認或者對史實提出質疑的敘事。

在毛澤東時期,南京大屠殺並不在官方主流敘事裏的。因為這段往事反映了中國人弱勢的一面,再則當時人民的敵人是階級敵人,如果「一致對外」把日本作為敵人,那就意味着要團結國內所有的階級。這就會與當時國內用以動員革命性運動的社會和文化結構所矛盾。

在人民日報網上數據庫裏搜索關鍵詞,1947年到1960年這期間「南京大屠殺」總共出現了21次,1960年到1981年底沒有數據,直到1982年日本教科書爭議事件爆發後,「南京大屠殺」再次出現在人民日報的報導內。南京大屠殺在毛澤東時期也偶爾也會因為一些政治目的而被着重提及。比如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為了得到民眾輿論上的支持,一則關於南京安全區的故事被髮表在新華月報上,故事大致是說在南京安全區的美國官員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而犧牲了中國人的性命。然而,歷史學家 Mark Eykholt 認為這個故事缺乏證據,因而存疑。

雖然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學術研究在中國主要出現的年份是八十年代之後,但是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敘事在教科書裏還是能在不同年代找到蹤跡。

1950年胡華編寫的作為高中暫用課本《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1956年人教社組織編寫的《高級中學課本中國歷史》以及1962年出版的《十二年制學校初級中學課本中國歷史(試教本)》都有提及南京大屠殺。1963年在中共掌權後的中國第一次在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裏提出對南京大屠殺的教學要求。但是隨着文革的爆發,中國中小學教育陷入癱瘓,這項要求也沒有被系統性的執行。

天安門事件的出現也標誌着當時官方治國理念的完全破產。中國共產黨急需新的治國理念,於是「愛國主義」應運而生,抗日戰爭這段歷史尤其是南京大屠殺順理成章的進入了中國官方的主流記憶裏。

進入了八十年代,尤其是1980年日本教科書爭議事件之後,南京大屠殺逐漸進入中國官方的主流敘事以及在九十年代系統性地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一部分。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改變了自己的執政理念,因此需要新的官方記憶。

在文革結束後,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出現了極大的危機。最主要表現就是「三個信仰危機」,這三個信仰分別是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以及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在此期間,1982年日本教科書爭議事件後中國國內也陸續爆發了一系列對日抗議和遊行,而這些抗議遊行卻逐步轉變成對執政黨的抗議和遊行。

1989年的學潮就是這一系列抗議達到的高潮,而天安門事件的出現也標誌着當時官方治國理念的完全破產。中國共產黨急需新的治國理念,於是「愛國主義」應運而生,抗日戰爭這段歷史尤其是南京大屠殺順理成章的進入了中國官方的主流記憶裏。 南京大屠殺成了「被選中的創傷」,也被標誌為「國恥」,為這段新的官方敘事定下了感情基調。

在人民日報數據庫裏,1982年到2017年35年間「南京大屠殺」作為關鍵詞出現超過1200多次。 日本有學者評論道,在中國將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全民化和國際化的過程中,日本在中國其他地方所犯下的戰爭暴行則被更多地忽略甚至遺忘。為了貫徹新的治國理念以穩固中共的統治地位,愛國主義教育在中國於九十年代初期展開,並於1994年成為全國性的運動。中共調動一切可能資源和方式來展開愛國主義教育。為了確保中央的理念能夠被正確地理解和貫徹到每一層,中共也於90年代逐步在所有學校(小學,中學,大學)建立了黨支部。

愛國主義情緒激起的同時,反日情緒也逐漸高漲。在微博上, 「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麼關係」這篇回答的評論區,出現了幾類帶着明顯感情傾向的態度。其中是一種是很激進的態度,帶着明顯的反日仇恨,「抵制日本」,「殺光日本人」這類的評論不少見。一類比較温和,但更像是官方敘事的復讀機,一遍一遍地喊口號式的說着「勿忘國恥」。一類則體現了比較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被日本文化和產品深深吸引,一方面又對日本在官方敘事裏經常出現的形象感到害怕或憤怒。

有趣的是,不少聲稱自己非常喜愛日本文化和產品的評論都要刻意強調自己作為中國人的愛國原則,這一強調也似乎意在迴避極端愛國主義者的攻擊。剩下的還有少部分持有批評態度的人,這部分人流露出對官方操控民眾對南京大屠殺記憶和情感而感到不滿,但表現更多的則是希望官方對建國以後一系列的事件比如大躍進,文革和天安門事件等做出更為徹底的反思的需求,而不是只關注南京大屠殺。

不過,大部分的評論顯示,似乎更多的網民認為在南京大屠殺的問題上只有日本才是記憶和情感的操控者。除此之外,評論區甚少有人質疑這篇文章對南京大屠殺歷史學相關的敘述,這也反映了南京大屠殺這個議題需要補充和關注的地方。

顯然,在各種高度情感化和政治化的敘事裏,對於與南京大屠殺史實相關的討論無比寥寥。

一部分脱離情境對日本軍人暴力殺戮的特寫也無益於幫助理解暴行成因和士兵行為,反而很可能讓不少人把日本人妖魔化或非人化,做出日本人「異於常人」、「有基因缺陷」的荒謬解釋。再者則是車軲轆似地重複着主流敘事裏對南京大屠殺的描述和定義。評論區有一個微博用戶質疑沒有確鑿證據證實遇難人數有三十萬人,換來的回覆並非是支持三十萬死亡人數的論據,而是對該用戶的舉報。這也顯出可討論空間被情感化的認知壓縮的現象。

高度情感化和政治化的敘事也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對戰爭更宏觀以及更具人文關懷的反思,僅僅局限於本族、外族這種生硬的二元區分與對立裏,對人性的討論也淺嘗輒止。缺乏對極端情境比如戰爭可能帶來的對任何普通人行為的影響以及對人性的深入認識,無法推及自身很難做到真正的警醒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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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ahara, Tokushi, Reconciling Narrative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Textbooks

朱成山, 「中日邦交正常化對南京大屠殺史學研究與傳播的影響與展望,

讀者來函 南京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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