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杳三:內憂外患之際,戴高樂將軍會給今日歐洲帶來哪些啟示?

雖然現時距離戴高樂逝世已將近50年,但年代久遠卻不代表其政治思想已經過時,特別是在歐洲一體化及美國在歐洲事務的角色上,戴高樂特立獨行的外交政策,在歐盟現時內憂外患之際,仍甚具啟示。


戴高樂辭世將近半世紀,塑造其外交政策的冷戰格局亦已成歷史,但將軍對歐洲發展抱有的現實主義眼光,至今仍有警世的作用。 圖:Bettmann/Getty Images
戴高樂辭世將近半世紀,塑造其外交政策的冷戰格局亦已成歷史,但將軍對歐洲發展抱有的現實主義眼光,至今仍有警世的作用。 圖:Bettmann/Getty Images

已故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曾說,「人可以有朋友,但政治家不可」。這句話,足以總結他主政時期由現實主義主導的外交理念。對於眾多法國人來說,戴高樂不單是帶領法國從納粹鐵蹄下解放的抗戰領袖,亦不止於是1958年重新掌權、收執當時法殖阿爾及利亞亂局的政治家,而堪稱法國的「精神領袖」。

戴高樂在國民心中的地位到底有多崇高?2005年,法國公共電視頻道France 2舉辦了「史上最偉大的法國人」評選,戴高樂力壓化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皮埃爾神父(Abbé Pierre)、居禮夫人(Marie Curie)和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等人,榮登榜首,故要說「戴高樂即是法國、法國即是戴高樂」亦不足為過。

雖然現時距離戴高樂逝世(1970)已將近50年,但年代久遠卻不代表其政治思想已經過時,特別是在歐洲一體化及美國在歐洲事務的角色上,戴高樂特立獨行的外交政策,在歐盟現時內憂外患之際,仍甚具啟示。雖說目前的國際體系仍屬跨大西洋同盟所主導,但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上任後,雙方因貿易磨擦威脅互徵關稅,美國又在歐盟反對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重啟制裁,裂縫漸見,加上東面來自俄羅斯的安全威脅,可謂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過去數年,歐盟內部分別上演了加泰羅尼亞危機、意大利財政預算問題、波蘭司法改革、難民危機和英國脫歐等重大議題,內憂外患交集,令歐盟難在短時間集中精力,處理外交問題。儘管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馬克宏)在2017就任總統後,不少人都寄望他能與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梅克爾)繼續推動歐洲一體化,但近來默克爾因地方選舉失利,已宣布在2021年任期完結後退位讓賢,令馬克龍或須獨力承擔起改革歐盟的重任,而後者因國內的經濟社會窘況亦心有馀而力不足。在國際秩序走向多極化之時,若今天戴高樂仍活在平行時空,其理念將如何引導歐盟,處理上述窘困呢?

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亨利·吉羅將軍,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戴高樂和溫斯頓·丘吉爾將軍。

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亨利·吉羅將軍,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戴高樂和溫斯頓·丘吉爾將軍。圖:Bettmann/Getty Images

反霸權、追求自主的外交路線

儘管戴高樂在戰時已成為「自由法國運動」的領袖,但在戰後因為政治鬥爭失利,黯然辭任臨時總統一職,要到1958年法國因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陷入泥潭,戴高樂才應時任總統科蒂(René Coty)的邀請重掌政權,解決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危機。戴高樂重新掌權後推動公投修憲,最終得到逾八成民意授權,支持擴大總統和行政部門權力,故戴高樂的外交主軸和視野,應見於1959至1969年間的政策方針。

事實上,戴高樂二戰時與美國合作的經驗,間接塑造了他在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戰爭期間,戴高樂不僅被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認定是「潛在的獨裁者」,他所領導的法國流亡政府更要到盟軍登陸諾曼底後,才得到美國政府承認。不過,令戴高樂感到氣憤的是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Yalta Conference),當時只有英、美、蘇三國元首共商戰後的世界秩序和利益分配,而法國卻被排除在外。因此,戰時的種種經驗,或可解釋為何戴高樂的外交政策,會執著重構法國的民族力量:一方面,他認為自己可以致力捍衛自由,抵禦極權主義的威脅;另一方面,他亦充分體驗到在西方社會中,代表歐洲本位利益之獨立聲音的存在必要性。

一方面,他認為自己可以致力捍衛自由,抵禦極權主義的威脅;另一方面,他亦充分體驗到在西方社會中,代表歐洲本位利益之獨立聲音的存在必要性。

儘管法國的核計劃早在1930年代末期已經展開,但當時的研究僅是旨在滿足戰時的能源需求,而軍事化則要待戴高樂出任第五共和總統才陸續實現。1956年,法國在蘇伊士運河危機被辱,加上英、美兩國對法國內部的共產勢力有所猜疑,拒絕與法國(和西德)分享任何有關核計劃的資訊,故戴高樂希望法國能藉着發展核武,獨立於北約。誠如他本人所言,「在其他國家擁核的情況下,一個沒有(核武)的偉大國家,並沒有掌握自己的命運。」。

核試成功後,法國再度尋求加入英、美兩國的「核共享計劃」。可是,美國僅願意在北約的架構內分享機密情報,並反建議法國組成一支擁有彈道導彈戰艦和潛艇的多邊部隊。不過,意欲帶領法國走上自主外交的戴高樂拒絕了上述提案,認為這是美國試圖獲取法國核武的政治控制,並稱「在事關重大問題時,主權國家將在單方面行使其主權」。由此可見,戴高樂積極推動法國自行研發核武,不單是要在冷戰時期增強軍事及外交實力,更摻進了民族主義的旗幟,把核武當成法國民族身分認同的一部分。

此外,戴高樂有意在獨立於美國的國防取態,還可見於北約的分歧上。早在戴高樂重新掌權前,他曾抱怨「我們已經將非洲和歐洲的基地移交出去,並授權美國人作出核戰的決定⋯⋯我們對此無話可說」。然而,戴高樂堅持軍事上必須獨立,其理性是基建於一旦西歐受襲,美國或會有所顧忌,不會運用核武擊退敵人。此等論調可見於他在記者會的講話中:

「國防方面,感謝美國人的核武器,能確保自由世界幾乎享有完全的保護,但他們最近已失去(核武的)壟斷⋯⋯由於俄羅斯現在也擁有摧毀世界的武器⋯⋯當衝突可能發生時,美國自然會將自身的生存視作首要目標,故不會考慮作出『核干預』的時間、程度和條件,保護其他地區,特別是歐洲⋯⋯」

戴高樂不服法國在北約處於附庸位置,還可見於其他爭議中。例如,在推動北約改革不果後,他在1966年斷然退出了北約的軍事指揮機構(但保留成員國身分),並驅逐境內的北約部隊。他又通知北大西洋理事會,說明即使在戰爭期間,法國亦會保留對整個地中海艦隊的控制權,更禁止美國在法國領地上興建導彈基地,及把美國的核武儲存在法國。同年,他亦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演講中,公開質疑美國介入越戰的動機。

在蘇聯問題上,戴高樂更算是完全背離了美國的圍堵政策。事實上,戴高樂並不反對與蘇聯談判,更期望法國能在美蘇對峙間保持距離。他曾在訪問中表示,「真正的緩和,甚至是真誠的協約,將使東、西歐的關係徹底改變。若這一天到來,法國將針對歐洲的和平、均勢和命運,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方案」,故可見1966年戴高樂出訪蘇聯後,兩國隨即簽署共同協議。協議除了擴大和深化政治交流,兩方亦同意在經濟、科學和文化層面,建立更密切關係。

誠如1965年美國官方的《國家情報評估》內寫道:「戴高樂確信蘇聯在外交決策上,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和民族主義會比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更為重要。在他眼中,這並不一定意味着俄羅斯不再是歐洲事務中一股破壞和危險的勢力。反而,這確實意味着蘇聯領導人將以現實的眼光,看待政治和經濟的聯繫⋯⋯戴高樂認為,蘇聯的思維和方針變化是個漸進的過程⋯⋯他將對任何能促成此進程的機會保持警惕」。簡言之,戴高樂的外交理念不單止摻進了民族主義的旗幟,反對美國主導歐洲事務,亦無視資本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對峙,有意與蘇聯修補關係,意欲重新把法國定位為歐洲中心。

二次大戰以降,幾乎沒有一位美國總統能如特朗普一樣,對歐洲表現出如此疏離,或甚具敵意的態度。

二次大戰以降,幾乎沒有一位美國總統能如特朗普一樣,對歐洲表現出如此疏離,或甚具敵意的態度。攝:Jacques Demarthon/AFP via Getty Images

外交自主和獨立建軍是必要之選

二次大戰以降,幾乎沒有一位美國總統能如特朗普一樣,對歐洲表現出如此疏離、或甚具敵意的態度。起初,不少歐洲領導人,如馬克龍、歐盟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英揆文翠珊(Theresa May)等人,都嘗試過與特朗普建立關係,寄望透過個人交情,能逐步淡化和改變特朗普甚具敵意的言論和政策。可是,各領導人的努力並未帶來實際成果。相反,在汽車關稅、伊朗核協議、巴黎氣候協議等議題上,已反映出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縫漸見,令戴高樂早年對美國的顧忌和預言看似成真。

在汽車關稅、伊朗核協議、巴黎氣候協議等議題上,已反映出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縫漸見,令戴高樂早年對美國的顧忌和預言看似成真。

不過,歐美同盟的內部矛盾並非近年之事,而是源於冷戰結束之時。舊時,同盟關係的立足點,很大程度是建基於兩者在軍事上的合作,以抗衡和防範蘇聯在東歐的勢力可從東面摻進。可是,蘇聯解體後,歐美失去了維繫同盟關係的共同敵人,令兩者的政策更易出現分歧。歐盟亦不願再看見美方無視歐洲的利益,事事以單邊主義作結。從小布殊(George W. Bush,小布希)無視法、德兩國反對執意入侵伊拉克、不願確認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及出兵干預利比亞內戰的例子可見,歐洲和美國的戰略利益和眼界,早不如冷戰時期般同步。

觀乎這段同盟關係,美方最大的籌碼是歐洲對美軍及其核保護傘的依賴,但事實上,特朗普並非首位美國總統對此表示不滿。奧巴馬(歐巴馬)曾在利比亞內戰中,接受《大西洋雜誌》採訪時抱怨歐洲人「搭便車」,呼應了他主政時的首任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的觀點,「直言不諱的現實是,美國國會及政治體制的容納和耐心將漸減⋯⋯那些不願意投入必要資源或改革的國家,必須顯示出自己是認真、有能力的防禦伙伴⋯⋯」。因此,在「美國優先」的旗幟下,特朗普只是揭穿了歐盟在外交上的弱點,而非直接令同盟關係變質的始作俑者。換言之,關係變更應追溯至冷戰結束之際,只是現實上沒有一位領袖能像特朗普撕破政治禁忌,道出政治現實。

在「美國優先」的旗幟下,特朗普只是揭穿了歐盟在外交上的弱點,而非直接令同盟關係變質的始作俑者。

誠如早前馬克龍乘着一戰百周年紀念所言,在「網絡戰爭和民主體制受干擾之際,歐洲需要保護自己,以應對中國、俄羅斯,甚至美國」。儘管特朗普隨後發文批評提案,還語帶譏諷地指「美國當年趕到(巴黎)前,法國人已經在學習德語了」,嘗試離間法、德兩國。但平情而論,馬克龍有意藉「永久合作架構」(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PESCO)組建軍隊,以應對國際秩序走向多極化,符合歐洲未來發展和戰略自主的目標。

所謂的戰略自主,是指歐盟能像戴高樂當年的願景一樣,不但能獨力承擔起保衛家國的責任,更能獨立地根據自身利益,制定適合外交政策,避免再次發生像美國退出伊朗核協定後,歐盟須絞盡腦汁,協助企業逃避美國制裁的窘境。乍聽起來,在現時國防開支極不對等的情況下,戰略自主看似是緣木求魚的理想狀態,但從近年歐美戰略目標的分歧可見,馬克龍的願景理應是歐洲追求長遠穩定的指導原則。

雖說PESCO由籌備、落實,到成功融合,非一代領袖足以推動的龐大工程,但去年底23個歐盟成員國啟動歐洲防衛協議,亦是向前邁出了一大步。理論上,PESCO的框架可讓多國更有效率地集結資源,用於軍事採購和研發;而創建歐洲防衛基金(European Defense Fund)和馬克龍提出的「歐洲干預倡議」(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則可透過共同規劃和軍隊交流,建構泛歐洲的共同戰略目標。倘若軍事整合順利,歐盟基本上已可減低對軍事上對美國的依賴,制定自主獨立的外交路線,脫離馬克龍所稱的附庸國地位

在極端民族主義再度興起之際,軍事整合亦可視作契機,修補現時歐盟成員國在政經之爭的缺口。

再者,對於歐洲一體化的支持者而言,在極端民族主義再度興起之際,軍事整合亦可視作契機,修補現時歐盟成員國在政經之爭的缺口。現時歐盟所面對的內部挑戰,不但在政治上有波蘭、匈牙利等國對核心價值的踐踏,經濟上亦有英國脫歐、意大利財政預算超出上限的爭議。反而,以軍事整合作為「第三條」推進歐洲一體化的手段,較容易在諸國中找到共識,特別是在俄羅斯干預烏克蘭內戰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等國已對俄國的擴張行為充滿戒心。加上俄國以支援當地民兵發動戰爭的伎倆,未必能滿足北約條款第五條中集體防衛機制的門檻,軍事整合或是更有效能團結歐盟各國的必要手段。

1944年11月11日,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和戴高樂將軍於法國巴黎。

1944年11月11日,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和戴高樂將軍於法國巴黎。攝:Major Horton/ IWM via Getty Images

先安內、後攘外

如果說,戴高樂在外交上的遠見與魄力,堪為當代歐洲政治領袖之楷模;那麼他在社會、經濟和文化議題上的保守一面,則為當下紛爭更多地提供了教訓。

法國總統馬克龍上任初期,不少人都對其抱有期望,並希望他能與默克爾攜手改革歐盟。一年半已過,馬克龍的改革大計尚未現實,即要面對因國內連番經濟政策失誤,而引發「黃背心運動」,更拖累馬克龍的支持度由剛上任時的六成多,大跌至兩成三

觀乎是次「黃背心運動」的起因,表面上是基層民眾不滿上調燃油稅,而自發上街示威,但馬克龍向示威者釋出善意,宣布暫緩上調燃油稅後,民眾怨氣尚未平息,更反映出馬克龍的經濟改革失敗之處。政治上,法國或許與德國在歐盟內有同等地位;但經濟上,法國卻被德國比下去。面對國內近一成的失業率和兩成的青年失業率,故馬克龍上台後大刀闊斧,推行經濟改革也是正確之舉。

雖然共和前進黨(LREM)在國會佔絕對多數,令馬克龍可以接連推行新政策,但改革的重擔卻是落在基層市民身上。對於基層民眾來說,改革長遠而言或可提升經濟競爭力,增加就業,但問題是,一般改革皆需要數年時間才漸見成效。民眾未其利,先見其弊。上調燃油稅、削減國營鐵路工人福利等,損失最多的都是基層民眾;反觀,在馬克龍早前的預算案中,卻推出多項被視為親商、親資本的政策,包括大減富人稅和引進單一稅率的資本利得稅等,更似是加深社會的階級矛盾和貧富差距。

馬克龍甫一上任便強調總統威儀,卻被抱怨不夠體察民情,在「黃背心運動」中遭受重挫,可算是重蹈戴高樂覆轍。

平情而論,馬克龍上台後,大刀闊斧推行經濟改革,本想振興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本意皆無不妥。但銳意透過削減公共開支來實行改革,此等新自由主義的作風,加上馬克龍長期擺出菁英主義的姿態,只會使民眾強化對建制的不滿,認為改革僅使會富人變得更加富裕,故馬克龍對面的不只是燃油稅,而是背後的社會公義和分配不均的大環境。

以此觀照,戴高樂執政期間所遭遇的最重大危機,無疑是1968年的「五月風暴」,這一歷史事件固然有極為複雜的起因,但戴高樂未能及時體察經濟發展所導致的人心思變,尤其是社會結構面臨自由化壓力,仍然沿襲家長制作風,無疑是肇因之一。雖然憑藉其極高政治威望,戴高樂最終度過這場危機,但日後公投失敗退出政壇,不可不謂早有伏筆。

馬克龍甫一上任便強調總統威儀,卻被抱怨不夠體察民情,在「黃背心運動」中遭受重挫,可算是重蹈覆轍。不過好在其首個總統任期尚餘大半,仍然有機會改弦更張,在外交自主和獨立建軍的「攘外」初見成效之前,先汲取歷史經驗教訓,打好「安內」的強固基礎。

已故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曾說,「人可以有朋友,但政治家不可」。

已故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曾說,「人可以有朋友,但政治家不可」。攝:Dominique Berretty/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結語

歐洲要在國際舞台找到自身的定位,平衡各方勢力之餘,亦可減少美國依賴,戴高樂的提案或是滿途荊棘的出路。

雖然戴高樂辭世將近半世紀,塑造其外交政策的冷戰格局亦已成歷史,但將軍對歐洲發展抱有的現實主義眼光,至今仍有警世作用。現時在大國政治博亦中,歐盟正面對中國崛起、俄國的安全威脅和美國逐步回歸到孤立主義的國際格局。在利益、目標各走迥異之時,若歐盟有意重新走上戴高樂所提倡的「自主路線」,軍事上已再不能寄人籬下。只有軍事獨立,歐盟才能不受掣肘,根據自身利益來設定外交目標和政策。

誠然,必定有人質疑歐盟各國有否足夠的政治決心和能力,來推動軍事一體化。畢竟外交乃是內政的延伸,現時德、法兩國內部疑歐聲音日漸狀大,當務之急是解決國內的經濟失衡、極端主義抬頭等問題,特別是在2015年難民危機過後,對部分政客來說,推動歐盟深化整合更是政治自殺,難以得到選民認同。可是長遠而言,一個分裂的歐洲,將難以應對未來的地緣政治挑戰,而歐洲要在國際舞台找到自身的定位,平衡各方勢力之餘,亦可減少美國依賴,戴高樂的提案或是滿途荊棘的出路。

(杳三,國際關係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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