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建：香港本就没有根，所以更加容易被消亡？

做噩梦不可怕，可怕的是醒来现实就是噩梦，那该要如何戳破？流亡作家马建新作《中国梦》里的马道德，负责编织一个新的梦，去掩盖噩梦。11月初，记者来到香港新近开幕的文艺热点大馆，出席文学节关于《中国梦》的讲座，却戳破了香港文艺界的自由梦。大馆以政治利益去审视一个作家的讲座，对马建而言，是一种共产党特色：“把政治跟文学区分开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做法，是政治要管治文学的一种手段。”他反复提到，早在97以前，就知道红色政权要来到香港。

1986年来到香港，1997年受邀到德国教书，马建做每个决定，都义无反顾。生存条件往往是最后的选择，一个作家该做的事情，就是他的道路。高行健曾形容：“马建的作品却一直锋芒毕露，对文学形式的追求并不回避人类自下而上的困境。他冷眼观照人的生存状态，不哗众取宠，才使他的作品总有分量。” 《中国梦》里的文字，俐落冷硬，读下去不会让人迷醉，倒像现实伸出来的巴掌。许多年来他一直提到他不反对优美的词句，张爱玲的华美，也斯中英转换的聪明词句，还有高行健对纯美学的追求。但他也强调自己是一个人，一个作家只能回应真诚的个人经验。“我在伦敦，最大的感触，就是一个流亡作家恰恰是处在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是流亡也好，是移民也好，这种文学一直存在。包括马克斯，写资本论，他也是流亡作家。”马建说。

“把政治跟文学区分开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做法，是政治要管治文学的一种手段。”

流亡，本来就是一种政治

“流亡带给作家唯一的好处，就是首先你会对政治更敏感，第二你会通过这种距离感，看到那座山越来越远，再看到整座山的全貌。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流亡作家的记忆，远远超过活在那个地方的人。因为人一离开，抓住记忆比什么东西都重要。在里边的人，今天的生活，下个星期就忘记了。生活一天一天叠起来，很快就过去了。”他至今认为，在这种距离感之下，在另一个地方看中国这个社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恰恰有一种更真实的体验，是观察那个地方最好的方法。“许多事情，里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当地人所知道的是想像的，听说的，你看到的却是真实的。”

在伦敦成为最后的流亡之乡以前，香港不是马建的第一个流浪之地。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马建已抛下摄影记者的工作，离开常被监视搜查的北京住处，冒险流浪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去，最后去到西藏布达拉宫，回来后，写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挑衅异域的信仰，描绘犯禁的主题。到出版之时，他早已流落到香港。一切的查封批判，都阻挠不了他的笔杆。

身处当时他认为是中国唯一自由的城市，他在香港疯狂吸收那些西方社会通过自由而获得的作品。中国改革开放时看到的博尔赫斯、马克思、海明威已满足不了他。湾仔青文书屋一如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般收留了他，“到了晚上把书弄好后，钻在被窝里就看书。那个时候大脑同一时间吸收了很多书，台湾、香港等的书，还有杂志等。在那半年时间，让我完全进入了一种自由写作的状态。”从笼屋、书店，到后来住到南丫岛的寮屋，他没有出现先前担忧的“流外丧志”症状，更切切实实地交出了三篇长篇小说。在南丫岛，他还养了一条狗，每天走到洪圣爷滩散步，到庙里面偷橘子吃。“这种流亡，被局限在某一国家界线，本来就是一种政治。不是作家独立的选择。”他说。

“流亡作家的记忆，远远超过活在那个地方的人。因为人一离开，抓住记忆比什么东西都重要。”

香港，流亡之岛

“香港本来就是接受流亡的一个港口，她应该接受一种流亡文学。如果早一点把流亡文学，纳入香港文学的一部份，说不定我们就会变得强大，我们就会守住这一部份。”《思惑》写的是香港宝马山凶杀案中，一位怀孕的《明报》编辑，如何面对宝马山凶杀案，怎样面对出生，她的历史在哪里。《九条叉路》、《拉面者》也是在香港写成的小说。虽然这些作品今天都有放到香港公共图书馆的“香港文学资料室”，但他形容当时并没有被承认为香港作家。那时候他觉得香港仍然缺乏自己的身份意识，缺乏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行为艺术家潘星磊向维园女皇铜像泼红油时，他在背后写文章，登到香港、法国、台湾等平台。然而，那些文章香港艺发局批评，也斯跟梁文道也同样不认同。他曾批评香港的教授们拿着工资躲在学校里，却不见他们上街游行。不像美国大学，学生老师们都在街上。“教授、学生、社会，全是分开的。艺术、文学，到底怎样推动整个社会，我们找不到一个出路。当然也有梁文道、莫昭如，还有我很多朋友，做一些街头行为艺术，但都非常小众。”画画出身的马建，离开香港以前发表的最后作品，是把香港明信片倒过来的装置艺术，是他至今认为最能代表香港状况的作品。

“这种流亡，都是因为政治而起，都是因为文字狱。香港现在还没有发生文字狱，只有到它将来临之时，才感觉到，怎样是在语言中流亡。”

1997年6月30日， 他跟莫昭如等一百多人在西营盘工作室，办了一场《地下诗歌朗诵会》，“ 然后在晚上12点以后，我们转入地下，也只能这样了。”他认为要是文学力量更强大的话，还可以做一点什么的。 “那时黄碧云的书还没有很多人看， 西西的作品没有太多人在意， 董启章的书还没开始写。”在马建眼中，缺乏反叛，别人就很容易消灭你。除非本来有强大的文化力量， 而且能保留下来。“何况，香港本来就没有根。像西西小说写的浮城，本来就是一座浮游的城市， 所以更加容易被消亡。”

他意识到，香港作家都努力在寻根，像董启章的小说，要回到维多利亚城去寻找地图，“也许是一种虚幻，如果这种虚幻是确定的话，它就是一种流亡状态。香港的根就是没有根。”他屈指一数，发现这种问题可以延伸到中国过往所有的朝代。“孔子就是一个流亡大师，屈原是流亡大师，中国的四大名著，全都在流亡，连名字都不敢留下。金瓶梅的作者，有人知道她是谁吗？这种流亡，都是因为政治而起，都是因为文字狱。香港现在还没有发生文字狱，只有到它将来临之时，才感觉到，怎样是在语言中流亡。”他甚至希望将来有机会跟香港的作家们，就流亡这个题目，谈一谈他们自己的写作处境，“当然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这个流亡之岛的思路也会打开一点。”

“这个政权正一步一步要把你的东西拿走，先是经济，然后是政治。”

滑向另一个毛泽东时代

董启章在得知大馆取消马建在香港国际文学节香港文学对谈后，在脸书立即发出声明：“此后不再出席任何由大馆举办或在大馆举行的活动，直至大馆为此事公开道歉，并承诺纠正它的错误方针，真正为香港提供自由开放的文化活动空间。”他同时提到20多年前读过马建对香港文学和文化的批评，他是全然不同意的。马建至今认为，当时香港的作家只有现代性，但却乏先锋性，导致今天的境况：“一个文化机构，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却因为政治原因拒绝了两个讲座，其中一个讲座包括两位香港作家，他真是敢呀。这是为什么引起了许多香港团体的反感，许多记者也尝试藉著这个机会去表达不满。 这说明了不是我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这样的社会，一定会影响到香港的创作，影响到香港的经济，也会影响到香港的文化。”

他认为，香港人是到了回归之后，才发现这不是闹着玩的。“这个政权正一步一步要把你的东西拿走，先是经济，然后是政治。这是我最大的感触。”这次他感到比起五月份来香港浸会大学当驻校作家时，打压更利害了。“从一个阶段，什么时候会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没有人可以预料。我不知道香港什么时候每一家人家里都会挂起毛泽东跟习近平的肖像，但我知图书馆里已经有习近平思想的书。到时候谁都要看的，因为不管你是党员还是不是党员，他们还是会要求你跟党员一样，要是你不按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你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他要的是统一思想，他害怕的就是你有独立的思想。而香港恰恰是一种由独立自由促成的社会。 ”

这次大馆的事件中，除了董启章，往日的战友莫昭如也率先在自己的文艺空间“碧波押”宣布闭馆抗议，促同道罢市休业，再连同各文艺机构发出声明。文学界的声明中，更形容这次事件，令前身为域多利监狱、曾为“从事抗日活动”的罪名拘捕了著名诗人戴望舒的大馆，成为了另一所“文化监狱”。最终总监简宁天发声明致歉，并重新允许提供场地，令他始终相信当大家团结起来，可以控制住自我审查。眼见今天中国社会，经已开始慢慢滑向另一个毛泽东时代，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扛不住的话，就要下一代去扛；所以能扛多少，就要扛多少。”

“我不知道香港什么时候每一家人家里都会挂起毛泽东跟习近平的肖像，但我知图书馆里已经有习近平思想的书。到时候谁都要看的⋯⋯”

如果历史就是一种罪恶

他续渐感到，从远距离才看得清哪个事件重要，人心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这个社会变迁的速度，跟你书写的速度，有一种关连，但你又不会因为它的变化而动摇。至于社会的场景，人物的变化，不用像20世纪要写信发电报，现在打开微信，就会发现你就在青岛的菜市场。而且所有发生的事情，北京人不知道，但你会知道。”

在他的新小说中，正是那没有被反省的文化大革命，命运般又重现了。“罪恶感，也是一项需要被反省的东西，跟反省纳粹是同一个道理的。如果你不反省纳粹，他不是又会再接着来吗？当一个国家每天都在修改历史，重写历史，正是因为历史对极权者来说就是罪恶，他们最害怕对比。现在中国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又修改了，毛泽东没有犯错误，现在又有人戴起红卫兵绣章，把维权律师捉到电视上去认错，一模一样。”

他认为现在中国，已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只是现在的人不叫毛泽东，叫习泽东了。”大学的课本，研究院等，慢慢都在研究习近平思想，跟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一样的。“然后慢慢香港这个小城市，就会靠近过去。先是把敢于说话的人慢慢消灭掉，让他移民，让他变成流亡作家。再慢慢从商人或老板们入手，对他们控制住，再控制住职员的选票，很快就会变成中国一样，不会用到十年。马凯事件（外国记者会(FCC)第一副主席马凯被香港拒绝入境）的出现让我们感到，脚步加快了。他们总会用一种‘为你好’的理由，去把栅栏日渐加固。”

“先是把敢于说话的人慢慢消灭掉，让他移民，让他变成流亡作家。再慢慢从商人或老板们入手，对他们控制住，再控制住职员的选票，很快就会变成中国一样，不会用到十年。”

他读了几十遍《1984》，一直在想书中温斯顿的形象，到了中国，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会怎样死去？怎样被清除思想？“双重思想，洗脑教育，令人变成情感麻木，把罪恶掩盖。”当中一共七个故事，看起来不着边际，有早已融入日常的拆迁，还有香艳旖旎的“红卫兵夜总会”。故事的结尾主角马道德彻底崩溃，又再挂上文化大革命的旗子走在街上。“这一切都在说，如果历史就是一种罪恶，你想要抹掉他没那么容易，他会侵蚀你的灵魂。中国梦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罪恶全部掩盖起来。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人类心灵的解放，个体的内心的自由，没有什么美感。”

他相信这种身份的经验可以验证香港的未来，而这种经验早已在中国验证了，中国作家的策略性的书写，早已带来的伤害，因为这样根本无法表达作家真正的思想。“有一天那里变成一个自由社会后，这些作品会变得毫无意义，作者会追问你需要表达的是什么？一个作家，重要的是要把时代带给你的感受表达出来，读者也能通过你的作品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红楼梦》里没有政治吗？《金瓶梅》里没有政治吗？好的文学，一定包括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的，没有办法逃避。”

他看中国大陆的文学，总是失望的多，因为作家大部分们跟现实脱节，“他们找到一种文学叙述的方法。博尔赫斯不是很好吗，不就是纯文学吗？我们可以就这样写下去。你不要看略萨，也不要看海明威。中国的作家们，只能挑不犯错的东西去写，将来这些能不能够被定义为文学先不下结论，但至少作家的真诚不存在。”

“有一天那里变成一个自由社会后，这些作品会变得毫无意义。中国的作家们，只能挑不犯错的东西去写。”

抓住流亡的记忆

流亡在外到底如何去寻找自身，抓住记忆？“记忆比较复杂，因为记忆中有情感的记忆，有美的记忆，也有罪恶的记忆。”新书中马道德崩溃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没有经过忏悔，就尝试把罪恶的记忆拿走，但同时他又想把对妈妈文革时期自杀的忏悔，保留下来。他很难过，于是不断地调整配方，然而这个配方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也验证了一个作家的记忆或人类的记忆，会对人造成一种怎样的伤害。”

这是为什么，他认为人们必须要知道，记忆是区别人和动物非常重要的基础。“人会记得爸爸妈妈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我的家在哪里，所以极权国家最讨厌的就是记忆，它必须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他总是在想当这个世界来临的时候，应该可怜这些已经麻木掉的人，还是拯救这个社会呢？

另一部写了17年的小说《北京植物人》中，也有关于记忆的书写。写的是天安门大屠杀，一个人在六四被打了一枪后，从此以后变成了植物人。在往后的十年，他记住了一切。“当你变成植物人，你的大脑还活着，你会记得身边一切的细节，因为没有别的可以活了，记忆变成不动的一块。所以你只能不断仔细的回忆。但他肉体上面就是社会，正在变化。”整部小说以声音描述的，他不知道别人头发的颜色，不知道别人手上拿着笔，但听到写字的声音可能会猜到。“读完这部关于声音的小说，你会发现你也变成了植物人，让你体会到天安门大屠杀的痛苦。”在这样的小说里，真实与虚构同时存在。虚构的一部份是声音，天安门每一天发生的记忆，是真实的。“两条绳子连结在一起，特别结实。这就是小说的结构，文学的虚构。小说的结尾，跟小说的开头一模一样。在这样的结构中，你以为没有变，但其实就是真实与虚构结合出来的现实。”

“人会记得爸爸妈妈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我的家在哪里，所以极权国家最讨厌的就是记忆，它必须要建立一个新世界。”

然而，记忆才可靠吗？每当人记忆的时候，已经把个人经验放进去。以个人经验，去判断记忆，意味里边从来有一定的不准确。“唯一的办法是把你的记忆跟别的记忆放在一起。要有转换的角度。”

另一部小说《阴之道》，书写死去的婴儿，通过九年时间，回到了家。同时小说的开头也是他的妈妈，从这九年的开端，往前的生活。母亲最后为了把它生出来而死了，然后她的头发慢慢地沉到被污染的水里。丈夫从她的阴道，取出这个孩子，像一个绿色的苹果。孩子从此变成了一种鱼，鱼生出来之后就要一直游回家乡。它是一个灵魂，从它的角度，看当年哥哥怎样被淹死，母亲住在什么样的房子，爸爸跟妈妈性交时它是怎样转进去的，妈妈如何感受等。他解释说，“个人的记忆不是完整的，这是为什么需要分享到故事中的角色里。从两种角度，去描述记忆。”

“很多东西的真实性，跟很多东西的美感，在记忆里面是重新的组合。这是作家跟历史家不同，这也是一种真实，然而是虚构的真实。”

对他而言，文学始终是作家基于对时代和社会的感受去虚构的一种真实，即便写出来的人物，都像在身边生活的人，但他们其实都不存在于现实中。人们却会因为这些故事，记住那种真实。“记忆之中，有什么可以转换成文学？这需要作家的想像力，想像力可以去到很远，却又跟记忆有一种连系，但是又不断的打破记忆。一部小说，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他举例，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似乎是要把记忆逐一找回来，前20年活着，后20年却倒过来活。“他把一辈子缩短了一半，他用了那么大的生命往回走，为了抓住记忆每一个细节，他把窗门都钉死，没有半点声音。但我在阅读时作了一个笔记，发现全是漏洞。食物的年代不对了，人物在这一个章节和下一个章节性格不对了，话的方式不对了，角色与角色间的关系也不对了。但没有关系，他要表达更大的东西，就是当语言流动跟记忆流动的时候，带给你的人生什么，还能找到什么？很多东西的真实性，跟很多东西的美感，在记忆里面是重新的组合。这是作家跟历史家不同，这也是一种真实，然而是虚构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