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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弗朗西斯·福山(下):「壞皇帝」回來了,中美關係走向何方?

對於一些人,愛國主義代表一種民族主義和對於外國人的不寬容態度,但它同樣可以僅僅代表一個人對於他/她的祖國的自豪感。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者。最新著作《身份認同:對尊嚴的要求以及憤懣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剛於2018年九月在美國出版。 攝:Daisuke Tomita /Imagine China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者。最新著作《身份認同:對尊嚴的要求以及憤懣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剛於2018年九月在美國出版。 攝:Daisuke Tomita /Imagine China

《對話弗朗西斯·福山(上):當下美國猶如被兒童駕駛的大卡車,甚至更糟》已經發表於2018年12月2日的端傳媒,歡迎讀者評論及分享

關於「歷史的終結」,中國以及中美關係

當年僅37歲的福山1989年首次在一本名不見經傳的期刊《國家利益》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預言西方自由民主將會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終點」的時候,時機正是冷戰終結的開端——隨之很快就發生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柏林牆倒塌。儘管當時的中國並不在福山的導師、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所言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之列,但福山在三年後擴展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一書中對於中國在經濟改革之下能逐步走向民主開放依然非常樂觀。

然而,30年過去了,歷史似乎拒絕「終結」。如果說蘇聯解體意味着自由民主制的最後一個競爭對手已被排除,那麼「中國模式」的崛起就似乎提供了另一個新的備選方案——這種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的組合顯示了相當的競爭力和生命力。

在2014年的著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福山對其觀點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強調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對於一個國家的繁榮而言,與民主和法治同等重要。這被視為對於相對良性集權價值的一種認可,或者也稱為「好皇帝」統治。但在今年二月,福山對於中國憲法的修改做出回應:「壞皇帝」回來了。

端傳媒:在《歷史的終結?》一文以及《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出版後的過去20多年裏,隨着中國的崛起和民主在全球範圍內的衰退,你幾乎被當成了最著名的「西方戰無不勝論」的靶子加以嘲諷,如果不是羞辱的話。你會覺得不公平嗎?

福山:是的,我想這是基於一種對我的論點的誤解。其實在不同時期的著作中,我從未說過自由民主一定會勝利,我也沒有說過這就是最優的政治制度。我只是說,基於其他存在的競爭制度而言,很難看出哪些制度會運作得更好。

同樣,人們也誤解了「歷史的終結」這個概念。如果真的研讀過馬克思的話,你不會有任何困難,因為馬克思也有一個「歷史的終結」的概念(共產主義)。但是在美國,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端傳媒:所以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個詞——「終結」?

福山:「終結」意思是「目標(target)」或者「目標物(objective)」,而非「休止(cessation)」。

端傳媒:也就是說這並非你對於未來的預測,它更像是歷史發展的目標,而非是你判斷人類歷史必然的最高階段。

福山:沒錯,就是這樣。

福山:我判斷中美關係會繼續變糟,而這也並不必然和特朗普入主白宮有關係,因為目前在美國和歐洲,商界出現了一個真正的轉變,那就是對於中國的態度變得敵對了。

福山:我判斷中美關係會繼續變糟,而這也並不必然和特朗普入主白宮有關係,因為目前在美國和歐洲,商界出現了一個真正的轉變,那就是對於中國的態度變得敵對了。攝:Jim Watson/AFP/Getty Images

端傳媒: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理論、他對於後冷戰地緣政治的描述以及所謂「不穩定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 of instability)」被廣泛認為是與你的「歷史的終結」理論相反的。很多人也認為「文明的衝突」被證明是正確的,「歷史的終結」則顯得樂觀與盲目了。你怎麼看?

福山:我想此刻通向民主的進程的確遇到了阻滯,但我並不認為這是基於文明的衝突,我想身份(identities)或許是一個比文明(civilizations )更合適的語彙。因為文明是一種很大的集群概念,它暗含了東亞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大的文明體系,然而事實上,東亞的各個國家之間發生的衝突最多。我想亨廷頓的理論從某個角度是錯誤的,我們並沒有擺脱國家的概念。我想危險並不是那些非常龐大和寬泛的集群,危險反而在於持續不斷碎裂化為越來越小的群體。

端傳媒:但是當不同的身份群體之間發生衝突,其中不是必然會有文化的元素嗎?

福山:不僅僅是文化。因為文化意味着一種長時間的、固化的規範和信念。我想身份的概念事實上要比這個靈活有彈性得多,它可以有不同的定義,人們可以遵循於某一些特定的身份。這是文化範疇不會做到的,我覺得文化很難被改變。

端傳媒:你認為俄羅斯對於美國大選乃至民主的干預是文化範疇的衝突還是意識形態呢?

福山:我覺得兩者都不是。我認為這只是俄羅斯意圖削弱地緣政治對手的一種手段,我不覺得俄羅斯有一種清晰的代表他們的國家的觀念。所以我不會說這是一種意識形態或者文化的衝突。

端傳媒:在寫作《歷史的終結?》一文的時候,你準確預見了冷戰的走向——蘇聯的解體以及柏林牆的倒塌。但是同時,中國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之後民主化也並沒有發生,這或許可以被看做亨廷頓形容70-90年代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一個反例。我們能否說中國一直是一個獨特的例子,大多數全球觀察家都判斷錯了?

福山:我們必須得看一看在更長的時間範圍內這是否依然是事實。我想我們搞錯的地方在於基於公民收入提高中國會實現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這些事情還有很多其他決定因素,而不僅僅是人均GDP。它還和你這個國家特定的歷史經驗有關,對於中國而言,至少1970年代末以來中共執政之下還不錯。我也確實認為還有一些更長週期的純粹文化元素,你知道中國有這樣一種長久以來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歷史傳統,這種文化遺產要克服會非常困難。但是我也不知道這是否就真的會永久性地改變中國政治的本質。

端傳媒:在你的上一本書《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之中,你調整了之前對於自由民主制度的樂觀,而將國家能力,比如中國在過去四十年高速發展中所體現的那樣,與民主和法治相提並論。但是那本書是2014年出版的,這之後中國發生的變化,是否改變了你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

福山:那之後發生的事情,其實就是習近平擔任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共總書記。我認為通過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他在將中國向倒退的方向引領。之前我認為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是一個高度制度化的威權體系中使得中國的制度穩定的最為關鍵的特質之一。所以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沒有在進步。不少中國人原本期待即使沒有民主,但至少他們的個人生活能夠享受相當的個人自由,我想他們現在也會覺得很失望。

端傳媒:你曾讚賞鄧小平70年代末希望將基於規則的程序引入中國的努力,我們也知道鄧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語錄,中國應該「韜光養晦」。但是隨着現在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越來越強勢和高調,你怎麼看「中國模式」的未來以及它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

福山:現在沒有人真正能夠回答的最大的問題是,這種模式是否可持續。那種經濟模式從某種意義上是基於大量的債務,這不是一件可持續的事情。另外,中共的領導力能否應對一個這麼大的國家將會持續面對的各種挑戰也不明朗。我想,假如有經濟危機發生,比如說大的衰退,這是中國1978年以來還沒有遇到過的,那麼會給中國帶來非常大的壓力。我認為面對壓力的時候這個體系能否很好應對還不清晰。截至目前還不錯,也和外部環境一直相當穩定有關係,但這不會一直存在。

福山:中共通過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正在將中國向倒退的方向引領。之前我認為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是一個高度制度化的威權體系中使得中國的制度穩定的最為關鍵的特質之一。所以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沒有在進步。

福山:中共通過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正在將中國向倒退的方向引領。之前我認為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是一個高度制度化的威權體系中使得中國的制度穩定的最為關鍵的特質之一。所以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沒有在進步。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端傳媒:在當下貿易戰持續的背景下,你認為「修昔底德陷阱」在中美之間無可避免嗎?

福山:沒有什麼是無可避免的,我認為這可能發生,這個系統面臨壓力。但我也不認為任何事是必然發生的。

端傳媒:最近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數十年來第一次未能發表任何聯合公報,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因在於中美兩國不斷加深的分歧。你對於目前國際背景下,在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領導下的中美兩國關係怎麼看?

福山:我判斷中美關係會繼續變糟,而這也並不必然和特朗普入主白宮有關係,因為目前在美國和歐洲,商界出現了一個真正的轉變,那就是對於中國的態度變得敵對了。要知道在與中國的關係這個層面,他們曾經是最期待友好的對華關係的,但是現在,這一切都改變了。很多人認為在對華貿易和商業互通之中,他們沒有被公平對待。所以我的預判是,中美關係在能夠得到改善之前會繼續惡化。

端傳媒:在中國近年來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之中,「世紀屈辱」的受害者敘事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或許和全球的民族主義上升趨勢都不一樣。你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國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愛國主義( patriotism)這些概念的異同?

福山:我想或許並不存在一個很清晰的,大家都同意的定義共識,但是通常而言,民族主義總是和一種非常具有攻擊性的國族群體形式相關。國族身份則在很多並不具有攻擊性外交政策的和平民主的國家也存在,可能就是一種人民對於他們的國家的共同認識,一種象徵,一種對於社會的共同集體記憶。我認為擁有國族身份是很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要警惕它不會演變為歐洲在20世紀上半葉的那種攻擊性的民族主義。而愛國主義,不同的人或許有不同的理解。對於一些人而言,它代表一種民族主義和對於外國人的不寬容態度,但它同樣可以僅僅代表一個人對於他/她的祖國的自豪感,這一點我想對於一個社會是必需的。

關於福山本人

福山的父親福山由雄出生於美國芝加哥,1930到1940年代在洛杉磯度過了青少年時代,之後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母親出生在日本京都,戰爭之後前往美國,同樣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是京都大學經濟學系創始人河田嗣郎的女兒。

儘管一直被貼上「最著名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的標籤,但福山本人從不隱晦他不自認是「日裔美國人(Japanese American)」。甚至曾在接受採訪時說過,收到斯坦福亞裔社群的活動邀請都會感到尷尬,因為他並不覺得自己是一名「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作為第三代日本後裔,在曼哈頓長大的他沒有學習過日文,描述自己「從來沒有在任何日裔社群中成長」。

在21世紀初,福山曾廣為人知是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陣營中旗幟性的政治經濟學家。但伊拉克戰爭之後,他迅速與小布什政府決裂,隨後脱離了保守派陣營。

我的採訪問題就收尾在,他究竟認為自己是誰——換句話說,他本人的身份認同——究竟是什麼。

端傳媒:在中國,當人們談論你的時候,身份標籤總是會跳出——「最著名的日裔政治學者」,這似乎某種程度上能使得人們拉近和你的距離,也或許就像最近特別火的全亞裔卡司電影《瘋狂亞洲富豪》那樣,跟「亞洲自豪感(Asian pride)」有點關係。但我知道你從不認為自己是「日裔美國人」,好奇你會給自己一個什麼樣的身份認同標籤呢?

福山: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就是一個「美國人」,我的種族身份沒有帶來任何不同。生活在美國的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思考。而在許多國家,擁有佔主導的多數族裔的「會籍」至關重要。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美國不需要擔心這一點,我想這是一件好事。

端傳媒:你提過你成長在一個「每個人只想做『美國人』,而非『日裔美國人』,不會緊緊抓住我們的族裔分裂性」的時代。你是不是覺得當今族裔身份相較於你成長的年代扮演了不應該也不必要的過大的角色?

福山:是的,完全沒錯。這起始於1960年代,我覺得未必是一件好事。

端傳媒: 在當今的美國你還是寧願選擇這樣的方式嗎?

福山:我是的,但不幸的是,我們並不是朝着這麼一個方向發展。

端傳媒: 最近,你在接受採訪時提及平等的重要性,說「社會主義應該回歸」。但我們知道你在90年代是著名的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我很好奇在當下的美國政治光譜中你認為自己處於什麼位置呢?

福山:過去這些年我在相當多的議題上確實改變了觀點,一部分是由於對於期間世界變化的回應。隨着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90年代保守主義陣營對於「市場必然能夠自我糾錯」的堅信再也無法站住腳了。我想如果你無法依據現實世界的發展不斷做出回應,你就會在某個時點被自己的意識形態立場卡住動彈不得。

端傳媒: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現在成為一名自由主義者了嗎?

福山:是的,在一些方面;但在另一些領域,我又不是。在不少文化層面的議題,我可能更偏保守。但是在經濟層面,我想你是對的,我現在的確比15年前要偏向自由主義得多。

採訪以英文進行,文章經過福山本人校正,由採訪者譯為中文,並授權端傳媒發布中文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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