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對話弗朗西斯·福山(上):當下美國猶如被兒童駕駛的大卡車,甚至更糟

現代民主政治大體上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基本平等,包括個人權利、法治以及選舉參與。但無法被保證的,是在現實生活和社會實踐中也做到使人們始終享受平等的尊重。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者。最新著作《身份認同:對尊嚴的要求以及憤懣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剛於2018年九月在美國出版。 攝:David Hsrtley/Shutterstock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者。最新著作《身份認同:對尊嚴的要求以及憤懣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剛於2018年九月在美國出版。 攝:David Hsrtley/Shutterstock

採訪以英文進行,文章經過福山本人校正,由採訪者譯為中文,並授權端傳媒發布中文完整版

作為1989年在冷戰結束前預判性地修正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終結論」、表達對於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強烈信心而舉世聞名的明星學者,美國史丹福(斯坦福)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並不諱言他沒有預料到特朗普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驚人勝利。選舉後第二天,他在專欄文章中寫道,這次大選的結果不但標誌着美國政治的分水嶺,也可能會成為整個世界秩序的分水嶺,因為這個世界正在邁入以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為標誌的新紀元。

也正是特朗普的橫空出世,打亂了福山原本定好的研究計劃。他立即決定,開始寫一本新書——《身份認同:對尊嚴的要求以及憤懣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經過兩年寫作,這本書於今年九月在美國出版,隨即登上金融時報2018最佳圖書榜。

我在斯坦福校園見到的福山,平和謙遜,毫無「偶像包袱」。言談之間,他頗有些矛盾體的意味:一方面,他幾乎毫不掩飾對於特朗普時代美國政治氣氛的不齒和厭惡;而另一方面,他又始終強調自己對於美國民主制度的制衡作用充滿信心。「咱們先看看中期選舉如何」——他預料民主黨人能夠奪回眾議院,彌補此前特朗普執政造成的一些「破壞」。

他的預料應驗了。那麼,接下來呢?我和福山教授的對話,就從中期選舉的結果聊起。

關於中期選舉、2020、特朗普以及通俄門調查

端傳媒:你對於歸根結底,美國民主制度將能夠對特朗普形成制衡很樂觀,你也相信終極的制衡依然在於選舉。現在民主黨贏回了眾議院,接下來的兩年你認為會發生什麼變化?

福山:我想會發生很大的影響,有幾個原因。首先,民主黨人贏得了眾議院,這意味着他們將能夠行使憲法所賦予國會的職能——擔綱對於總統權力的制衡。只要共和黨依然把持眾議院各個委員會,他們便會通過特朗普想要做的任何事。但現在,眾議院將舉行聽證,傳召證人,要求特朗普政府成員作證,公開文件等等。他們將終於能夠回歸國會以前的那種監督制衡的功能。此外,由於民主黨人現在在眾議院的多數優勢明顯,特朗普將無法輕易通過任何法案。

2016年特朗普於美國大選的勝利,不但標誌着美國政治的分水嶺,也可能會成為整個世界秩序的分水嶺,因為這個世界正在邁入以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為標誌的新紀元。

2016年特朗普於美國大選的勝利,不但標誌着美國政治的分水嶺,也可能會成為整個世界秩序的分水嶺,因為這個世界正在邁入以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為標誌的新紀元。攝: 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端傳媒:我們看到中期選舉期間發生的佛羅里達州重新計票,特朗普和一些共和黨候選人聲稱民主黨人「試圖竊取選舉」,印象中從沒有哪個美國總統曾說過這樣的話。與此同時,民主黨候選人也聲稱佐治亞州(喬治亞州)州長選舉「被竊取」。你對於這些疑似陰謀論怎麼看?

福山:我想所有這些論調都很荒誕,人們在極其接近的選舉中做出這些指控,只能顯示美國社會分裂的程度。我不認為有任何嚴肅證據能夠支撐任何選舉舞弊的指控,無論哪邊。

但我確實認為美國的選舉管理存在大問題,因為沒有被以很專業的方式進行,確實需要改革。但是這不代表選舉舞弊。事實上,在佛羅里達,中間派取勝的共和黨人還建議白宮不要再繼續聲稱選舉舞弊了,因為這對於他擔任州長不會有任何好處。

端傳媒:如你所言,此前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批准了特朗普所做的所有決定,一些觀察人士認為當下的共和黨幾乎成為了特朗普的政黨,不會發出任何異議。而對於民主黨而言,此前著名的「當他們下作,我們要高尚(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策略似乎已經不合時宜。有人說民主黨應該也更加激進,分裂社會,動員其基礎選民,而非保持溫和,坐等失利。你怎麼看?

福山:我認為民主黨如果向左走太遠很危險。事實上我想這恰恰是特朗普的想法,希望激怒他們向那個激進方向去。目前還不明朗2020年會發生什麼。事實上相當多的中間路線民主黨人這次在一些搖擺州當選,我想繼續支持提攜這樣的候選人很重要,因為否則結果只會是增加已經是藍州的選票份額,而真正關鍵的,在於贏得中西部那些2016年大選中的紅州。你知道,一切都還懸而未決。我們只能看會發生什麼,要知道民主黨內關於這樣的策略問題也會有相當的角力。

端傳媒:所以你對於2020大選的預測?

福山: (笑)我沒有預測。這會取決於經濟,取決於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目前我們還都一無所知。

端傳媒:南茜·佩洛西已經78歲,似乎目前還看不到民主黨有年輕有潛力的領導人選。

福山:你是對的,現在眾議院領導層都在75歲以上,現在還有關於佩洛西是否應該繼續競逐議長的很大爭論。但我不覺得這會成為她擔任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的最後一個任期。她很可能會贏得競逐,但我確實覺得他們找到新一代領導人非常關鍵。

端傳媒:中期選舉第二天司法部長賽森斯就被解僱,新任代理司法部長惠特克曾多次攻擊特別檢察官穆勒的通俄門調查,你覺得最終調查能夠順利進行嗎?會得出怎樣的結果?

福山:我覺得不會有很大差別,特朗普很明顯希望有一個能幫他摧毀調查的司法部長,但到了這個時候我覺得他做不到了。但我也不認為穆勒能夠控告(indict)特朗普,但是真相的信息依然會大白。我想穆勒的調查已經差不多結束了。經過18個月,相信他們已經擁有了全部信息。目前應該有很多控告我們不知道,相信他們在過去兩個月刻意沉默希望不干擾中期選舉。

端傳媒:沒有控告,你認為會發生彈劾嗎?

福山:不會,非常不可能。這也是一個很傻的舉動。

端傳媒:你一直對於總統特朗普非常敢言和持批評態度;你曾經描述他是一個「完全不勝任總統的白痴」;你還曾跟我說當下的美國猶如一輛被一個五歲兒童駕駛着橫衝直撞的大卡車。現在兩年過去了,你還保持這些想法嗎?

福山:(笑)對,而且我覺得在一些方面更糟了。如果你看看他最近在歐洲的表現,就是在中期選舉之後,真是讓人歎為觀止。他竟然因為下雨就不願意出席對於陣亡一戰將士的紀念儀式,還有他取消了他的APEC旅程,我想這些都是他不具備處理嚴肅事務的基本能力的表現。

自從特朗普上任總統,許多的美國人都看到他能夠被美國的憲政體制的制衡設計所約束。但是「否決政治」的問題依然存在:美國的體制使得自身很難作出決策,並且加劇了一種「管治無能感(the sense of incompetent government)」。

自從特朗普上任總統,許多的美國人都看到他能夠被美國的憲政體制的制衡設計所約束。但是「否決政治」的問題依然存在:美國的體制使得自身很難作出決策,並且加劇了一種「管治無能感(the sense of incompetent government)」。攝: Kena Betancur/AFP/Getty Images

端傳媒:你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獨創概念——「否決政治(vetocracy)」。意思是一種在其中,沒有任何一方能擁有足夠強大的權力以做出決策並有效管治,從而導致整個系統無法正常發揮功能的治理體制。你還說,21世紀的美國一直處於這樣一種「否決政治」的嚴重危機之中。這與你目前期待有效的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牽制特朗普是否矛盾呢?特朗普時代是不是告訴我們,不能兩全其美的時候,「否決政治」或許也是個好事情?

福山:自從特朗普上任總統,我想許許多多的美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很高興看到他能夠被美國的憲政體制的制衡設計所約束。但是,「否決政治」的問題依然存在:美國的體制使得自身很難作出決策,並且加劇了一種「管治無能感(the sense of incompetent government)」,比如在諸如預算通過和基礎設施建設這些最基本的事項上。也正是這種管治無能感使得對於特朗普這樣的強人蠱惑家的支持擁護被構建了起來,因為這樣的領導人似乎理應能夠把事情做出來。我想民主黨人如果回歸國會和白宮,仍然會面臨「否決政治」的困境。

端傳媒:在2016年特朗普大選獲勝之後,你曾寫道,這個世界滑入一種大家都很憤怒的、彼此競爭的民族主義的危險很大,而如果這種局面發生,那會是和1989年柏林牆倒塌一樣充滿勢頭。你認為現在發生了嗎?

福山:某種程度上是的,全世界有很多秉持民族主義的領導人當選。但也當然不是大多數,依然有很多國家未受影響。問題在於,最關鍵的大國們是否會進入這種民族主義競技。很明顯俄羅斯是,中國我認為此刻還不至於。但我們需要等待和觀察,看會發生什麼。

端傳媒:你認為現在全球範圍的這種本土主義運動(nativism movement)僅僅是歷史的一瞬嗎?

福山:應該是這樣。推進這種運動的群體社會層面正在衰落,並且我認為還有更多的人,至少在發達國家,其實是更期待開放的自由社會。所以我想如果經過這兩年時間,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好的局面。但是必須要說,在現在這個時點我並不預言這個世界就一定會這樣發展,情況也有可能會向糟糕的方向發展。

關於新書《身份認同:對尊嚴的要求以及憤懣的政治》以及身份政治

在《身份認同:對尊嚴的要求以及憤懣的政治》一書的序言中,福山坦言自己為2016年總統大選的結果感到驚訝,並對這將會給美國和世界的前景帶來的影響深感擔憂。福山由之反思,現今的自由民主制度尚未解決柏拉圖提出的「thymos」的問題——意指人類靈魂中渴求尊嚴的認可的那一部分。他還細分了thymos的兩種形式:分別是「isothymia」,意為對於和其他人具有平等地位尊重的要求;以及「megalothymia」,表示對於比他人高出一等的承認的渴望。福山指出,現代民主政治承諾了和大體上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基本平等,表現形式包括個人權利、法治以及選舉參與等等。但無法被保證的,是在現實生活和社會實踐中也做到使人們始終享受平等的尊重。

福山論證,人們總是希望自己所屬的身份標識以及自己懷有歸屬感的身份群體獲得外界社會的認可,尤其是那些由於歷史沿革而被邊緣化的群體。這便是「#黑人生命同樣重要(Black Lives Matter)」和「#我也是(#MeToo movements)」運動的驅動力所在。同時,另一方面,對於特殊化認可的渴求也可能以民族主義或者伊斯蘭主義的形式,宣稱為捍衛自己所在共同體的尊嚴而戰,或者也可能生產出諸如特朗普這樣充滿野心的蠱惑家們(ambitious demagogues)。

端傳媒:我們來談談身份認同問題吧。中期選舉的出口民調顯示,54%的白人選民投票給共和黨,同時,76%的非白人選民則把票投給民主黨——具體而言,是90%的黑人選民,69%的拉丁選民和77%的亞裔選民。之前你說過民主黨正演變為一個聯合了少數族裔、專業人士白人以及較高受教育程度白人女性的黨派,而共和黨則愈來愈朝一個白人男性的政黨發展,這對於美國民主將會是一個道德災難。為什麼?

福山:在自由民主制當中,政治之本在於每一個人,能夠在投票時能仔細思考從而決定自己希望支持誰,關心什麼。而在一個基於身份認同搭建的政治體制裏,人們只按自己出生那一刻便已被確定的群體為基準投票。中東現在的局勢就這樣,中東政治也因而如此之暴力,衝突如此之頻繁。因此,如果你身居自由民主制之中,你不會希望自己的制度向那個一切只取決於無法改變的固定身份的方向演變,因為那不過是簡單粗暴的你在什麼環境出生的問題。

民主黨正演變為一個聯合了少數族裔、專業人士白人以及較高受教育程度白人女性的黨派,而共和黨則愈來愈朝一個白人男性的政黨發展,這對於美國民主將會是一個道德災難。圖為2016年5月23日在加州林肯公園舉行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的競選集會上。

民主黨正演變為一個聯合了少數族裔、專業人士白人以及較高受教育程度白人女性的黨派,而共和黨則愈來愈朝一個白人男性的政黨發展,這對於美國民主將會是一個道德災難。圖為2016年5月23日在加州林肯公園舉行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的競選集會上。攝:David McNew/Getty Images

端傳媒:是的,但幾十年前,美國的局面還相當不一樣,你認為在政黨面貌劇變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福山:我想觸發的誘因大概是全球化以及它在經濟層面的影響:工作被外包到其他國家,導致人們失業,比如普通工薪階級。這的確對發達國家的工薪階級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這大概就是直接誘因,但是我覺得這被以文化的視角來闡釋了,這或許是我們處於目前困局的部分原因。

端傳媒:如果沒有第45任美國總統的當選,你就不會開始寫作新書《身份認同:對尊嚴的要求以及憤懣的政治》。其實早在1992年你的第一部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的最後一章裏面,你就曾專門提到過特朗普。當時你舉他作為一個例子,起初野心滿滿,後來其獲得認可的慾望被安全地疏導到了商界和娛樂界事業之中。但我們現在都知道,商業的成功和娛樂圈的名人光環並未使得他的對獲得認可的渴求獲得滿足。傳統而言,政治光譜被以經濟議題來定義,特朗普的當選是否使得你相信,「thymos」所扮演的角色在這種為經濟事務定義的左右政治光譜中,被低估了?

福山:是的,我認為在那個層面,政治的本質已然發生變化了。人們更加擔憂身份認同相關的事情,但我並不覺得那是必然和永久的變化,因為身份認同一定程度上是由那些談論身份問題的領導人和政客們對此問題的各種討論而塑造的。所以我不相信這是個不可避免的進程,會使我們只能朝着那個方向發展。

端傳媒:所以對於「thymos」而言,人們對受到認可的渴求和經濟地位沒有關係嗎?

福山:在很多方面是有關聯的。我認為人們把他們失去工作和收入解讀為失去原有的地位。因為一份工作意味着他人認可你的工作是有價值的,並且願意支付薪水來獎勵,所以我想這確實重要。

我認為身份認同問題之所以比純粹的經濟事務更重要,是由於08年金融危機以後,假如選民們想要更公平的再分配,想要對富人徵税,並被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等等,那麼他們理應轉向左翼黨派。然而他們沒有,原因就是右翼政客們設法做到了把經濟資源的喪失解釋為文化層面的喪失。換言之,就是簡單地說外國人正在接管美國,他們不是被資本主義本身而是被外國人和外國競爭所威脅着。

我認為這是錯誤的,但這卻是一個為眾多政客所宣揚的觀點。這便是金融危機之後我們目睹了右翼民粹而非左翼民粹崛起的原因所在。

端傳媒:所以你認為特朗普競選總統和他的thymos有關?

福山:是的,我認為他極具野心,他感到自己唯一缺少的就是政治權力。

端傳媒:當我們面對這兩種不同的形式——「isothymia」和「megalothymia」我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分辨二者?是否取決於一個群體是遭受邊緣化並設法提升地位,還是處於主導地位並對原有地位的喪失產生恐懼?

福山:對,「isothymia」意味着你想受到同等的尊重,與他人沒有差別。而「megalothymia」意味着你渴望得到高人一等的承認。兩者截然不同。「isothymia」更加常見,因為當人們在基本的層面都沒有受到尊重時,人人都會感到憤怒。不過有一些人,較之常人更具野心,想要得到凌駕於人的更高承認。所以,在任何國家,這樣的人群總是少數。

這兩者當然是彼此關聯的,因為要求平等尊嚴認可常常可以演變成要求高人一等的尊嚴認可。民族主義的生成大多都經歷了這樣的演變。民族主義者起初會聲稱他們只是想受到其他民族的同等的認可,然而隨着時間發展,他們會開始企望主宰他國。德國,俄國,還有其它一些民族主義運動都經歷了這個過程。我想這是身份政治的危險之一,因為這不是基於任何對你所處地位的理性計算,而更多是受情緒驅動的現象。

端傳媒:你能從當今美國社會中給出幾個相關的實際例子嗎?你提到過#我也是(#Metoo)運動和#黑人生命同樣重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都屬於身份群體之列。

福山:我想他們全都具備這一傾向。但我覺得並不是在整個社會中,而是一些大學校園裏,在那裏這些身份群體會極具攻擊性地將世界簡單劃分為好人和壞人。善與惡由你生而所屬的身份群體粗陋地界定,然後你再按照他人是否從屬於某一群體而進行褒貶譴責。比如,許多高校裏都有批判所謂的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s)的事情,似乎相較於非白人,所有的白人都同等地享有特權一樣。這就是一個例子,用身份認同來妖魔化且貶低在你的身份群體之外的其他人群的地位。

端傳媒:但是從普京到#黑人生命同樣重要,從ISIS到#我也是,從反移民情緒到LGBTQ平權,假若我們都以「thymos」的視角,即對認可的要求與身份政治來一概解讀,我們是否會冒了過度簡化這個複雜世界的風險?

福山:當然。所以我的意思是,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其中,比如說你必須要認真考慮其名義背後的正義性問題。那些想要征服鄰國的民族主義,就遠遠沒有#黑人生命同樣重要運動那樣具有正當性(legitimate),這個運動是對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各地切身遭受的不公義的一種回應。因而你需要小心,不可以自動地將這些群體的道德性等量齊觀。

美國一直從移民中得到大量的人才,可觀的經濟增長,以及各種促進多樣化人口組成。但另一方面,如果太過於多樣化(too diverse)了,事情未必運作的好,因為人們將不再擁有一個彼此展開合作所需的必要的共同基礎。圖為2017年1月29日,美國西雅圖舉行遊行反對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美國一直從移民中得到大量的人才,可觀的經濟增長,以及各種促進多樣化人口組成。但另一方面,如果太過於多樣化(too diverse)了,事情未必運作的好,因為人們將不再擁有一個彼此展開合作所需的必要的共同基礎。圖為2017年1月29日,美國西雅圖舉行遊行反對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攝: Jason Redmond/AFP/Getty Images

端傳媒:當人們談論「身份政治」,這個短語一般與左翼掛鉤,並含有貶義。你似乎給予其一種更加中性、更加廣義的定義?你是在提示說政治光譜的兩端事實上都在使用身份政治?

福山:我覺得一直以來都是。根據我對身份的定義,首次真正重大的身份運動是19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我想伊斯蘭主義之中的某些形式基於身份認同的運動來理解也會更準確。因此,我們需要把目光投向那些發達國家和大學校園特有政治之外,並且意識到這是個廣泛得多的現象。

端傳媒:關於移民問題,在多樣性(diversity),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和融入既有社會(assimilation)之中,對當今美國社會和當今世界而言,什麼才是最為關鍵的?

福山:很難說孰輕孰重。總的來說,我想移民對美國一直是一大優勢。美國從中得到大量的人才,可觀的經濟增長,以及各種促進多樣化人口組成的優勢。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太過於多樣化(too diverse)了,事情未必運作的好,因為人們將不再擁有一個彼此展開合作所需的必要的共同基礎。所以,我覺得你需要這兩者達到某種平衡。

端傳媒:但我們怎麼知道何時已經是「太過多樣化」了?界限如何確定?

福山:這很難說清,沒有明確的界限。譬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比美國有更高的多樣化程度,然而他們仍舊沒有遇到民粹主義運動的反彈。所以,這其實要看許多其他的因素。有些國家是接受移民的移民社會,他們大體上一直經歷多樣化。當這樣的經歷成為了你們國家傳統的一部分時,人們便不會那麼介意。所以,這真要看在歷史中是怎麼發展的。

敬請關注即將發表的《對話弗朗西斯·福山(下):「壞皇帝」回來了,中美關係持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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