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香港前途研究計晝」(Decoding Hong Kong's History )獨家為《端傳媒》供稿。這項計畫由數個獨立NGO組織及青年學人共同成立，主要工作是從英國、美國、香港等地的政府檔案中，發掘與香港相關的歷史檔案，聚焦主題包括：主權及前途問題、政制及法治體制、中港關係、涉外關係。公共政策則包括社會、經濟及城市治理等。
「香港前途研究計晝」研究團隊日前英國帶回相當數量檔案，《端傳媒》將不定期刊出解讀和研究成果。
過去短短一個星期，不難令香港人感受到《基本法》所諾許的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可以如何高速地收窄及消失，繼旅澳的中國藝術家巴丟草展覽被取消、多個場地臨時拒絕租場給異見作家馬建，當中最震撼國際社會的，相信是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第一副主席、《金融時報》亞洲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繼被拒續工作簽證，日前連旅遊簽證同樣被拒，這名資深記者因為觸及「政治紅線」，無了期禁足於這個自詡為「國際城市」的香港。
回顧這些針對新聞採訪的政治打壓，在中國大陸其實屢見不鮮，尤其是經歷過大政治風波之後的那些年。在最新解密1990的一份名為「在中國的外國記者待遇」（FCO 21/4566）的英國密檔中，亦揭露大陸其實早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曾經針對不同新聞機構的外國記者採取種種不合理限制，當中與今次馬凱一樣，透過工作簽證上留難被視為「不聽話」的外國記者。 歷史事件再度復歸，六四後受影響的當事人同樣是《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記者。根據解密英檔，他們當年為了到大陸進行採訪，便老早向中國大使館申請工作簽證時，然而因為中方不滿相關報社過去報道，包括一篇提到大陸監獄農場的工人狀況的報道，故過程中受到中方多番推搪（prevarications）。例如當《金融時報》記者申請工作簽證時，相關官員便不斷推說自己忙於籌備亞運會，示意外國記者這個時候「唔方便」來華（a visit at that time would not be convenient），但檔案中看到英國外交部直指其實那時亞運會早已完結，故明顯是藉口，透過行政程序刁難外國記者。
除了在工作簽證問題上會百般留難外，即使成功進入大陸進行採訪的外國記者，當年都受各方各面的騷擾，當中有路透社部門主管向英國駐華大使求助時表示，自己在大陸採訪時受到重重監視（Heavy and ostentatious surveillance），包括被人跟蹤、偷拍等，當中最離譜的是，有次記者與受訪者相約在一所酒店會見，剛到場，已經發現多名男子已經苦候多時「等你上門」，記者擔心受訪者安危，故提早離去，惟料對方出動到一架房車、兩架電單車追蹤。這些針對記者的打壓，相信現時所有跑中國線的記者行家毫不陌生。
因為不想被中方驅趕出境，外國記者面對中方不合理對待往往選擇不要「搞大件事」，只是透過中國外國記者會 (FCC CHINA)，私下向中方表示憂慮。然而，根據解密檔案，即使外國記者會採取低調處理，中方仍然「企得很硬」。例如，外國記者會曾經計劃就多名記者受擾事件向中方作出正式抗議，但中國外交部一知悉此事，即約見外國記者會會長，批評做法毫不合理（It was a serious matter even to have a (FCC) meeting and utterly unreasonable to protest），甚至出言恐嚇，表示萬一有什麼後果，會長必須負上全責，檔案中看到英方認為做法無異是對新聞採訪工作的一種恐嚇（assaults on the press）。
在外交部對外國記者會的交談，都不難發現一連串打壓事件其實與天安門事件有關。檔案紀錄，外國記者會本身約見外交部是為了記者被跟蹤一事，但外交部一開始便開門見山，批評外國記者曾在六四事件期間違反地方政府規定，進入大學學院進行非法採訪，直言做法「與其記者身份不符」（incompatible with their status），「深深參與中國內部事務」（deeply involved in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出言恐嚇的同時，中方基本論調與現時相同，將責任推到記者一人身上，只道「你不是違反中國法律，那你就不會受傷」（If correspondents did not break the law they would not get hurt），同時警告外國記者不要「散播謠言，危害中國社會穩定」（given a general warning about “those who aimed to upset the stability of Chinese society by spreading rumours”），但從不指出相關記者究竟犯了那一條法律，亦是某種意義的恫嚇與侵害新聞自由，如當今馬凱遭遇的情況幾乎同出一轍。
正如檔案中駐華大使曾經提到，當年中方加強外國記者的打壓，皆集中每年六四前後，皆因屬於「非常時期」（Not normal times），暗示對日常採訪工作影響相對不大。然而，入境處做法可謂變本加厲，不單是恆常採訪工作的工作簽證，甚至連旅遊簽證都拒絕簽發，做法基本比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將新聞管制日益常態化。
這種對新聞界的「黑箱式操作」，不禁令人質疑北京及特區政府在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問題上，能否兌現《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對人權保障的承諾，還是視香港「另一個中國城市」，將大陸一套對於新聞的管制逐漸強植於香港土地之上。
本文參考檔案： FCO 21/4566 Treatment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