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訴的行為是『性騷擾』。我不接受你們的定性。」
容暉博士經歷近11個月的投訴過程後，最終在2018年10月，從她曾工作過的香港基督教機構「突破匯動青年」獲得調查結果：被投訴人行為屬於「不恰當的男女界線問題，在言語和行為上傷害女同工」。
容暉是香港公開大學的助理教授。2017年11月，她從Facebook上看到時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師黎明博士遭受性騷擾的自白，過萬字不點名的描述，讓容暉回想起自己的遭遇。詢問之下，容暉發現，她與黎明所經歷的事，源自同一個人——「突破匯動青年」前員工任某。她們隨後收到至少4位女性的消息，表示亦曾遭任某性騷擾。黎明與容暉決定向這個曾經工作過的機構，舉報任某的行為。端傳媒於截稿前向任某以電話、短信形式詢問他對事件的回應，獲覆「我對這事沒有任何comment。」
「突破」機構是香港一間有45年歷史、非政府資助及非牟利的基督教青少年服務機構，以「啟發香港青年探索生命」、「認識並跟隨耶穌基督」為使命，舉辦大小活動。2013年成立的「突破匯動青年」，屬於「突破」機構旗下組織，二者辦公地點均在沙田突破青年村。
黎明向「突破」所做的投訴，並沒獲得任何官方正面回應；容暉則在經歷機構的調查過程後，得到令她失望的結果。她們決定將事件公開，希望迫使「突破」機構成立有效的反性騷擾機制。
「我們不可不站出來，否則有負於其他女性。」黎明說，「從受到傷害到站出來發聲，當中要克服多少難關，才能到達終點。而我們正處於一個幾乎不可能發生的處境——所有條件都滿足了。如果我們最後臨門一腳都不站出來，真的有負於這個社會。」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曾於2018年6月發表教會性騷擾報告，是首份顯示香港教會性騷擾嚴重程度的報告。報告顯示，1230所堂會當中，只有12所願意參與調查；有一成受訪教會成員曾在教會圈子遭受性騷擾，當中超過15%加害者為教牧同工或長老、執事，逾7成加害者為「弟兄姊妹」。報告調查員曹曉彤告訴端傳媒，她所掌握的教會性騷擾受害者裏，幾乎都仍未走出創傷，或不願再面對事件，故無人願意接受媒體採訪。
他說感受到神的感召，但她沒有
黎明與容暉的基督信仰歷程裏，「突破」機構是當中一個重要的烙印。16歲時，她們均參加了由「突破」組織的「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下稱LA訓練營），並認識了十幾年伴隨至今的朋友們。她們隨後斷斷續續為「突破」擔任義工，容暉在「突破匯動青年」做了一年全職同工。2008年，黎明從內地赴港攻讀碩士學位，成為「突破」義工，與此同時認識了任某。
據黎明、容暉以及多位「突破」及「突破匯動青年」前義工及同工表示，任某的父親為香港地位顯赫人士，是「突破」的捐助人，而且與其中一名機構創辦人是數十年的朋友，任某與這位機構創辦人也關係親近。
任某曾做過至少兩屆LA訓練營的負責人，於2013年開始成為剛成立的「突破匯動青年」的全職同工。據多位前義工及同工回憶，任某當時的工作，包括聯繫本地青年大學生及難民，舉辦相關活動。
黎明回憶，從2010年開始，她持續受到來自任某長達7年的性騷擾，以下是其中一次經歷：
有一次任某向黎明表白並被拒後，他握住黎明的手，要求她與自己一起祈禱，詢問神的心意。對黎明來說，這是一個漫長的禱告。結束後，她說沒有感受到任何神的感召。然而任某卻說他感受到了，他順勢抱住了黎明。黎明當下憤怒不已，馬上推開了對方。
當時黎明來港兩年，對信仰的認識未深，任某的禱告邀約對她而言「很難拒絕」——一方面礙於情面，一方面她在教會總聽到「偏行己意卻從不求問神的旨意」的批評：「教會文化裏，個人感情常被放入神的旨意的框架去解讀。」
「心裏很氣憤，卻無法發洩。我們有一大群共同的本地朋友。我當時初來香港，害怕因此影響與其他朋友的關係。」黎明說。
她們認為的性騷擾，在大家眼中是異性追求
在「突破」機構朋友圈裏，大多數人都知任某喜歡黎明，一些對黎明而言是令她憤怒和噁心的「性騷擾」，在大家面前不斷上演，卻被當做是男性對女性的追求。
據黎明回憶，這樣的例子多不勝數：一群朋友玩滑水運動時，她不慎跌進水裏，任某立即表示要由他把黎明拉上來，眾人起鬨，黎明堅持拒絕，奮力靠自己爬上船。「整個滑水過程，他不斷上下打量我，說我『身材好』，我不斷避開，他都緊緊貼過來，把手放我身後試圖攬住我。」
最嚴重的一次，是強行親吻。在黎明與一位朋友到日本旅行前，任某在共同聚會中邀她們加入行程，朋友積極響應。由於任某當時抑鬱症初癒，黎明猶豫是否應與他重建朋友關係，怕自己不寬容會導致對方抑鬱發作。在火車上，任某將同行女生支開，坐到黎明身邊。「我全身都緊張起來，」黎明說，為保持距離，她身子幾乎要貼到車廂壁上。結果，任某再次向黎明表白，要求她與男友分手，黎明表示拒絕後，任某突然用力將她的頭拉向自己，強行親吻，黎明把他推開。
「我想立刻從那個空間消失，到無人的野外把喉嚨喊破，再用石頭猛砸自己的頭。我也想掄起拳頭狠狠地砸向他的臉，把身邊所有摸得到的東西都向他砸去，最好是能把他那張噁心的嘴砸得稀爛。」黎明這樣描述她的感受。
容暉有著與黎明相若的遭遇。2016年，容暉成為「突破匯動青年」全職同工，與任某同一個辦公室。據黎明及容暉形容，任某一向對異性說話「很油」，「他一見到妳，就說『點呀靚女』，然後上下打量妳，經常藉玩笑撓妳身體。」這令容暉十分警惕，「我會對他很嚴厲，在辦公室常警告他不要靠近我。」
有一次，當容暉去圖書館借書時，路過的任某趁她不注意，突然撓她的腰部。容暉頓時高聲叫起來：「叫了你不要碰我！」任某便說，他只是「玩下」而已。容暉直到今天仍記著他當時嬉皮笑臉的模樣。「他一點都不隱藏，明目張膽。」當容暉下樓梯時，她發現任某正在樓梯下不斷打量她；她下去後，任某再次伸手想撓她。
「我已經說了不要碰我！」容暉向記者回憶起時，聲音充滿憤怒。
又有一次，她穿著連衣裙交叉腿坐下，任某在旁邊突然對她說：「妳『那裏』傷了。」指的原來是她大腿內側的傷口。容暉向記者指出位置，傷口處於大腿較高的內側地方。容暉當時再也忍不住怒氣，當著所有朋友的面斥責：「你為何偷看我？」任某說：「我忘記了妳是女人。」
「大家肯定會覺得很小事，又不是非禮。」容暉說，「我當時覺得機構不會幫我的。」
要行公義，還是好憐憫？
「我覺得失去了對自己身體的自主。無論我拒絕多少次，黑著臉去罵他，他都不把我的拒絕當一回事。」黎明說，「我完全沒有被當作人來尊重。成了他要征服的一件物品。」
「性侵和性騷擾性質不同，但都有一種對你邊界的入侵——你是被迫地扯開自己，給他進入那個你不想他接觸的自己。」
黎明曾向兩位朋友吐露經歷，希望他們能幫忙讓任某停止這些行為。兩位朋友露出難為情的神色，他們互相對視一眼，然後對黎明說：「他（任某）很頑皮，但不像會是做這樣事情的人。」
他們的表情深刻印在黎明記憶裏。「我本來好想他們可不可以幫我找他聊一下，不要再這樣做了。」黎明又再向另外幾位朋友提起此事，得到了諸如「他這人就是這樣的啦」、「妳想太多了，他其實不是針對妳」的回覆。
來自朋友的否定，令黎明「很痛苦」。她掙扎在質疑與相信自己感受的邊緣，仿佛能夠想像到朋友們背後質疑的聲音：「妳是不是以為自己很有吸引力？」這一度令她羞愧不已。
「在這件事上，我只有自己一個人。」黎明說。
這種獨自面對不被理解的痛苦，容暉也感受到。「我有質疑自己是否反應過大。」她同樣向朋友求助，得到的回應大同小異：「他（任某）不小了，還這樣玩。」
黎明與容暉表示，在「弟兄姊妹」式的教會群體文化下，機構內人員傾向用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任某的行為。「聖經常說不要『論斷』人，要『寬恕』，『你見到弟兄眼中的木屑，卻看不到自己心中有梁木。』」
黎明說，當她向「突破」機構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員F訴說遭遇，F說：「他（任某）可能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當黎明在Facebook不點名曝光經歷，「突破」創始人、榮譽總幹事蔡元雲託人向她轉達：「希望不只行公義，更要好憐憫。」
「如果你在非教會環境下，就算有人質疑你（被性騷擾經歷），因為那個人不是你『弟兄姊妹』，你仍會多聚焦在公義上；但在教會裏，你就很容易去了『憐憫』那邊，質疑自己：是否我不夠寬恕呢？或者：我都是一個『罪人』，有什麼資格去『論斷』人？」黎明說。
追求與性騷擾的界線
另一位認識任某超過10年的前義工Z表示，黎明曾向他傾訴此事，但當時的他覺得，這只是「男性追求女性的aggressive行為」。「坦白說，我作為男性，追求女生時可能也會這樣。對很多男性來說，以禮相待似乎很難推進感情。」在全球#MeToo運動爆發後，法國著名女星嘉芙蓮丹露曾連同超過100名法國女作家、演員及學者發表公開信，批評 #MeToo 妨礙「求歡調情的性自由」。
對此，黎明認為，喜歡並不是不尊重對方的藉口：「你有權喜歡我，我也有權不給你追求我。為何大家都忽略被追求者的意願？追求或愛慕，不能合理化所有行為。」
性騷擾與追求的界線在哪裏？黎明說：「大家應有一個共識：追求和調情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你試探對方有無回應，人家拒絕，你繼續，這不是調情。」
「有一件事很有趣——大家都希望找一個guideline，跟著指南，仿佛就不會犯任何性騷擾的錯了。但性騷擾的成立是很個案性的：同一個動作對不同對象、不同場景，有完全不同的含義。我們不應去找一個明確的界線，而應講求社會的互動——追求、調情是一個不斷解讀對方、互相配合的過程，而非拿著說明書：你按這個就對，按那個會爆炸。對方不是機器，而是一個你需要深入理解及尊重的人。」
當事人從機構離職，沒有公開說明
2017年11月，當黎明在Facebook不點名公開這段經歷時，有來自「突破」機構的朋友將她的情況反映給「突破」創始人蔡元雲醫生。
黎明曾獲邀與蔡元雲見面，她提出：一，希望任某辭職、公開道歉；二，希望機構成立反性騷擾機制；三，要求任某出資幫助機制成立。蔡醫生當時承諾，黎明的要求合理，他將與機構商量，爭取做到。
與此同時，容暉在「突破」裏的前上司Y亦主動詢問她的遭遇，在2017年11月獲得容暉證詞後，上司Y曾向任某當面質詢。過了一段時間，任某突然從「突破匯動青年」離職。
「機構沒公開說明他辭職的具體原因。」容暉及一位前「突破匯動青年」義工表示，任某原先的工作，包括接觸青少年學生，協助舉行本地大學生與難民的相關活動，以及訓練LA訓練營的大使——那些曾參加過訓練營、並願意回來幫忙的年輕人。由於不少現職同事根本對性騷擾事件不知情，有一次機構舉行活動時，有員工仍邀請任某出席。
「他的工作會接觸到青少年，」黎明說，「怎可以不公開說明他曾有性騷擾行為？」
在蔡元雲做出承諾及任某辭職後，黎明早前要求的公開道歉及成立反性騷擾機制，沒有下文。2018年6月，她接受BBC訪問，再次曝光經歷，不過仍沒公開機構及騷擾者的名字。
報導出街後，機構再有中間人前來，請容暉與新來的人事部負責人、營運總監陸少彬先生見面。7月18日見面後，由於陸少彬放假，容暉在7月28月寫了一封電郵，詢問後續處理——按照陸少彬所認為，此時才算容暉真正向機構作出投訴。
「官僚至極。我去年11月就把我的證言告訴前上司，現在卻全部不算數，要重新開始。」容暉說。
陸少彬向容暉表示，機構請來兩位第三方人士作為調查小組成員——高珮琳及陳幼莉女士。陸少彬向端傳媒稱，兩位成員分別是前執業律師及資深輔導學教授。端傳媒搜集資料發現，高女士曾於2013年獲有效法律執業證書，而陳女士則是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科副教授，專長是個人、婚姻及家庭治療師。端傳媒曾向陸少彬查詢，調查小組成員是否有性騷擾處理經驗，但不獲答覆。
9月7日，陸少彬透過電話告知容暉，調查小組得出的結果是：被投訴人行為屬實，屬於「不恰當的男女界線問題，在言語和行為上傷害女同工」。容暉當場表示，自己不會接受這個結果。
10月3日，調查小組與容暉開會，將正式調查結果交到容暉手上。容暉在會議上哭了出來。
「他（陸少彬）把電話中內容一字不差複述了一遍。」容暉向記者回憶，「我問他，為何不承認這是『性騷擾』，他說性騷擾涵義很廣，所以選用更具體的字眼來描述。他還說機構不能做出法律判斷。我質疑：那如果是偷竊行為，你們會寫『偷竊』二字嗎？他說會，因為這比較清晰。」
「所謂『不恰當男女界線』『言語和行為上傷害』，很清晰就是性騷擾。」容暉認為。
過期的投訴
容暉所表示遭遇的性騷擾事件，發生在2016年3至6月及8月。當機構給出調查結果時，她已錯過了可申請民事訴訟的2年追溯期限。
香港首間性暴力危機中心「風雨蘭」總幹事王秀容向端傳媒表示，在教會背景的圈子裏，性騷擾受害人面對的困難之一在於「時間」：「首先她要意識到這是『性騷擾』，然後她要找對的人反映，否則身邊教友可能傾向息事寧人，甚至他們認識施害者，又或者叫你祈禱。等機構調查，結果說你不成立時，事情已過去很久，什麼法律途徑都沒有了。」
王秀容又指，這反映教會圈子高層人士對性騷擾的意識及投訴機制非常缺乏，希望他們日後可以提高對預防性騷擾的認識。
在香港，性騷擾受害人可在事件發生後一年內向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做出投訴，或在兩年內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機構的調查，把我這事拖到過期，我沒法再提起民事訴訟。」容暉說。
負責處理容暉個案的營運總監陸少彬在回應信件裏向端傳媒表示，調查小組曾向容暉建議可採納其他申訴渠道，包括向平機會申訴或報警。而容暉則告訴記者，調查小組從未向她告知過任何法律權利，「這是他（陸少彬）向媒體說謊。」
未完成
端傳媒向任某以電話、短信形式詢問他對事件的回應，獲覆「我對這事沒有任何comment。」
「到這一刻，任某都沒有任何來自機構的懲罰性後果，連調查信都不肯用『性騷擾』這個字眼去形容他的行為。」容暉說。她們認為，任某的辭職沒有作公開說明，看起來更多是機構與他達成的息事寧人手法。
「公義是要給人看見，讓它成為一種共識和規範，才會讓人相信公義。不被看見的公義，是檯底下的私了，只是處理麻煩而已。」黎明表示。
「我們要求他辭職，不是要復仇，而是因為他在一個青少年機構工作，而我們不希望他繼續留在這職位上接觸年輕人。我三十多歲，擁有理論知識，尚且要面對眾人的質疑；那些十幾歲的孩子，他們如碰上這種事，誰敢出聲？」
「我們不只要求這人辭職，更要作公開道歉，要讓這環境形成一個共識：不可以用性格或者玩笑來解釋性騷擾。性騷擾應該有後果。我們的群體既然有信仰，就應該有一個公義的準則。」黎明說。
黎明與容暉均希望透過媒體曝光，迫使機構成立有效的反性騷擾機制。她們表示，在舉報事件前，機構並沒有相關的性騷擾處理機制；在處理容暉投訴的過程中，機構表示引用了《突破匯動青年防止歧視及滋擾指引》（下稱《指引》）作為標準。
端傳媒向「突破匯動青年」查詢《指引》的成立時間，以及為何網站沒有掛出《指引》內容。營運總監陸少彬表示，《指引》是在今年1月「更新」，他承認此前只在同工手冊中有關於處理「歧視滋擾」的指引，而《指引》是於端傳媒發表報導前一兩日才放上網站。記者查閱《指引》，內容指確保機構人員不因種族、性別、婚姻狀況等受到歧視，但全篇均沒出現「性騷擾」三個字。《指引》要求職員在有關事件發生三個月內提出申訴，機構將成立不少於三人之調查小組，成員可考慮「同工」、「牧師」、「外界專業人士」，但並沒列明成員是否需要有性騷擾、性侵處理經驗。
「任某在機構裏對多人做出性騷擾，而每次都可逃過責任，這絕不是因為他特別壞或特別聰明，而是制度本身沒有提供保護給大家，機構亦沒有推進大家判斷性騷擾的意識。」黎明說，「萬一日後有類似事件發生怎算？不，已經知道有了。」
端傳媒訪問了一名曾在「突破」做義工超過3年、同樣是基督徒的A小姐，她表示曾2次遭遇機構男同工F的性騷擾，包括摸下巴、摸背脊等。「我是個會原諒人的人，我信基督，弟兄姊妹要寬恕，我也會這麼想。」A說儘管如此，她並沒感受到騷擾者的悔意。
她不敢曝光F，因為他在機構內德高望重，是「道德楷模」。「黎明這樣長年被性騷擾，她說出來，都被大家攻擊成這樣；我只是被摸了一下背脊和屁股，很少事......看到他們怎樣對黎明，就知道我會怎樣被對待。我怕死地縮起來了。」A說，「原來，我們機構是沒有行公義的，我恍然大悟。」
A小姐所指的男同工F，容暉說正是她所遇到的另一名性騷擾施害者。她們仍在等一個時機，等待更多人站出來。
（實習記者馮楚怡、劉家睿、黃綺婧及洪詩韵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