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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小紅帽」奮戰20年,反性騷擾走到目的地了嗎?

社運者常說「沒有死人,是過不了法案的。」但倘若沒有一些被忽略的個案累積的不滿能量,悲劇案件最多只有一天的壽命,無法成為引爆點。但另一個更殘酷的角度或許是:有時死了人,也不一定夠推過法案。


 圖:許思慧/端傳媒
圖:許思慧/端傳媒

1994年3月17日早上,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楊佳羚走進校園時,看見牆上被噴了漆,「OOO無恥,強暴女學生」。不久後她知道了,這是一名同校國文系女學生在昨夜所為,目的是為了控訴該系一名教授對她性侵,並以此告誡其他女同學。

那時的台灣,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令不到七年,台灣師大校風又特別保守。楊佳羚直覺這事會被校方壓下,女學生很可能被處分。她那時積極參加「全國大專女生行動聯盟」(下稱「全女聯」),於是向聯盟成員通報了這起事件,團隊討論後決定聲援這位師大女學生,讓她的聲音被社會聽見。

全女聯很快聯繫上該名女學生,並在聯絡媒體,兩天後由當時台灣主要媒體之一的《中國時報》獨家披露案情原委,案情一曝光,這位被指控的教授就向校方提出辭呈。兩天後,師大校長批准該教授辭呈。

校方的做法看似明快,卻更加引人非議。因為校方沒有對被指涉案的教授發動調查或做出行政處分;同時卻以「師生戀」、「精神狀況不佳」為由強制女學生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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