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髮警員」葉繼元所引發「跨性別認同」議題的討論，很快就隱沒在「第三次政黨輪替」的喧囂裏。「性別少數」的議題儘管並不經常為主流媒體關注，但它並不會消失。例如2016年1月15日，紐約市人權委員會經過與美國「雙性人」人權團體InterACT溝通之後，認定「歧視某人身為雙性人」即為性別歧視，違反紐約市人權法。
雙性人並非極端少數
「陰陽人」一詞從古代的筆記小說裏就已出現，屬於長期以來的俗稱，把不論是外部性別氣質或內部生理上所有「不男不女」的人歸類於此。在18至19世紀時，醫學多使用「雌雄同體」（hermaphrodite）一詞，而「雙性人」此詞則是近代因性別運動的倡議，以「男女有別」的概念上所建構，目的是認為「陰陽人」一詞帶有貶義，願能以「雙性人」代稱。但以上說法仍是粗略概論，因華語地區廣闊，看法及社會敏感度因地而異，例如在近期中國大陸則捨上述兩者，採用新譯「間性人」來指稱英語Intersex這個新詞。陰陽人（Intersex）有着獨立於跨性別（Transgender）的性別認同過程，暫依當前男女二元的架構下，他們會依着自己的性別認同，判定自身屬於異性戀或同性戀。
雙性人
雖然說是「性少數」，但根據聯合國專業機構的測算：全世界0.05%至1.7%的人口為雙性人。這意味着2000人裏頭就有至少1個、至多34個雙性人。這和全世界有紅頭髮的人數比例幾乎是一樣的。
根據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處理雙性人案例兒科醫生的紀錄顯示：「1年當中會約有12個雙性寶寶出生。」也就是幾乎1個月就會有1個。即使除此之外，東方國家地區至今仍找不到太多可信的統計數據，但仍然顯示出雙性人並不盡然是極端少數。
「雙性人」到底代表的是社會裏什麼樣的人？於此，甚至在現今的性少數倡議運動裏頭也仍少有討論，角色仍模糊不清。又當今「雙性人」在媒體上出現的幾乎皆是濃濃的「獵奇」色彩，使他們長期被迫披上了「畸形」或是滿有「遐想」的大眾印象。
「即使『陰陽人』這種稱呼在有些人眼裏是一種『污名』，但我自己的態度是『擁抱污名』。」「國際陰陽人組織中文版」創辦人丘愛芝是台灣人，他是台灣唯一公開身份的雙性人。
丘愛芝的身份證記載是「女性」，但包括喉結、鬍鬚等外觀看起來都像男性。他出生時便擁有模糊的性器官，在6歲時進行性別指定手術，割除大如陰莖的陰蒂，醫師與家人「決定」了他的性別，也把他作女孩教養，但他身裏仍存留着大量的男性賀爾蒙，青春期來時也沒有月經。
丘愛芝不視「陰陽人」這個詞為貶意，反而認為從漢學「陰陽動態」的角度來看其實反而非常適切，彰顯出了「性別流動」的本質。
如果訴諸感官直覺，有一部分「雙性人」可以從外表看出比較偏向男性或女性；但有一部分，例如在2015年於台北舉行的國際LGBTI聯合會的雙性人工作坊上，的確能感受到陰性及陽性的氣質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且比例幾乎相同甚至融為一體的表現。又例如丘愛芝個人在公眾場合常會問聽眾：「覺得我是女生或是男生？」都會有幾乎相同比例的人舉手。
於自身的性別概念，其實不太覺得自己是男人或是女人，是這個社會迫使我建構是男或是女，甚至又或是雙性人，這都不是我給自己的身份定義。
來自香港的「細細老師」，是華人世界裏另一個公開身份的雙性人權利倡議者。他是一位中醫師，但診間裏除了一般養生保健的書冊外，還有一塊寫着「欣賞差異，擁抱自在」，此為丘愛芝當時在台北同志遊行中使用，之後送給細細老師的標語，另有一本小冊子《藩離之外──認識和關愛雙性人》。
細細老師的性傾向為女性，所以隨着身份證性別欄的改變，他也從異性戀成為同性戀，但已對自身非男也非女的身份認同而言，不論用當今任何從性別二元所建構的社會下，似乎都已顯得不夠精確了。
細細老師說：「對於自身的性別概念，其實不太覺得自己是男人或是女人，是這個社會迫使我建構是男或是女，甚至又或是雙性人，這都不是我給自己的身份定義。」
細細老師一出生的時候，醫生並不能判斷他的性別：他的下體出現一條細小的陰莖（據他自身的詮釋，這其實只是一條肉），但中間卻沒有尿道。尿道口則長在會陰，即是在下體與肛門之間的位置。在約半歲的時候，他長出了兩顆「類似睪丸」的東西，醫生因而斷定細細老師是一位男性，並在出生證明裏寫上「男性」。
細細老師自8歲那年開始，醫生為他進行各式各樣多達20多次的手術，以圖重整他「不全的性器官」。那是至今40年前，醫療技術並未像今日發達之時，撇開長期因手術而受的痛楚不說，到最後他的「陰莖」上破了4個洞，上廁所時如撒花一般，且仍無法達到醫生期望的能傳宗接代「正常男人」的結果。
從以上例子不難發現，這當中所顯示的巨大差異，使得外顯特徵定義困難，所以就算要統計也很難做出精確的數據。這也隨着醫學看待雙性人的態度，從過去只看外生殖器，到現在可量的因素越來越多後，都不斷地在變動。性別到底該依身體來決定？還是心理？性別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是否可以流動？或者應該從一而終？
「性別區分」或許難有一套確定的方法，但性別撰擇的權利卻應該是確定的。
嬰兒時期應儘快「診治」？
當今雙性人常需要面對的「性別指定手術」與跨性別者的「性別重置手術」的過程及原因非常不同，跨性別者基本上都是自願接受手術，要求的是「身體的自主權」，但雙性人要求的「身體的完整權」，他們通常都是在很小、甚至還未有記憶知覺的時候，就被醫生及家人決定做「性別指定手術」。
一部加拿大小說《他身體裏的孤獨女孩》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而我覺得這是最善意的做法，我們要決定這孩子的真實性別。」
「真實性別，不是假的。」
「我們用這個陽尺規來決定。」他從推車上拿出一根細小的銀色棒子，上面有緋色的數字。
「是的，看得見嗎？」他指着陽尺規的四分之三的長度處上一點標記。「如果他的陰莖跟這一樣或是比這長，我們就認定它是一個真實的陰莖，如果沒有達到計量標準，我們就把它認定為陰蒂。」
哈辛坦轉頭好看清楚那細小的標記：「一點五公分？」
「正是。」
「如果比這個短會怎樣？」
「如果陰莖比一點五公分短，正負誤差百分之七公分。」
「百分之七？」
「是，當比這個數字小，我們把男性性徵移除，在往後的青春期裏我們打造他女性的面向。」
「如果剛好呢？不偏不倚的正巧在那個數字上呢？一點五公分，沒有正負百分之的誤差？」
「那我們得靠所學來猜測，做內分泌測試，不過說真的，新生兒的內分泌測試我們也只能盡最大的努力推測，斷定性別最重要的根據，還是出生時陰莖的尺寸。」
「那就幫他量吧。」
小說裏的描述雖不盡全然是當今每家醫院的共同作法，但的確顯示出了一種醫學在這其中的尷尬。
香港中文大學新傳學院曾經拍攝一部以細細老師為主角的短片《雙性迷思》，片中訪問了香港一位小兒外科醫師梁偉業，他主張以外科手術為雙性人嬰兒決定性別「愈早愈好」。因為即使具備女性染色體，但如果這個「病人」因為性器官發育，而產生「不正常」的男性荷爾蒙，男性荷爾蒙會影響腦部發展，而使他長大後的自我認知都認為自己是男性。因此需要在嬰兒出生之後，儘快「診治」。
麥棨諾醫生是香港少數對這個議題有所研究的精神科醫師，他形容「性少數族群」在醫學界裏似乎仍是一塊「被遺忘的拼圖」，任何與之相關的醫學領域幾乎很少多做討論，且甚至與一般精神疾病相較下，性少數的標籤化甚至更加嚴重。
麥棨諾表示現在的醫學藥物，其實已經可以輕鬆地協助各種狀況的雙性人度過青春期強烈的賀爾蒙反應，所以站在醫學的角度上，並沒有必要早在嬰兒時期就以侵入性手術來「指定性別」。
在2015年11月於瑞士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會議中，「雙性人」第一次被列為議題。這意味着在雙性人權利倡議者眼中，未成年人的「性別指定手術」等同酷刑。
相較於跨性別者要求的是「身體的自主權」，雙性人運動以「保持身體的完整性」為倡議要點。推動醫療不要做性別指定手術，如果因有生理需求上一定得進行，則必須以功能性上「點到為止」即可（例如幫助排尿等），然後再做後續追蹤。目標是希望能達成讓雙性人到18至21歲之間再決定是否做手術。
然而由於現在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法規，仍必須在出生後短期內在出生證明上填上性別，當今只有澳洲，英國，德國等少數幾個國家可以填X（non specify）。如要為保護雙性人的自主身體權的話，則必得推動政策上的改變。
雙性人都是人，都應該享有每個人應該享有的生活。……我們不需要因為他們的性器官與一般人不同，而忽視、甚至阻擋他們的權利，我要的就是這麼簡單。
除了醫學層面，社會的接受度是一個更大的難題。丘愛芝現身後，發現其實台灣的社會反應與其他華語世界相較下，並沒有太強烈的阻力，公眾現身的時候也沒有出現太過負面的反應。
但在香港的細細老師就遭遇家族親人不小的壓力，在他選擇女性之後，父親至今無法接受，母親雖然可以接納，但也希望他在親屬聚會的場合，以男性或者中性裝束出現。
在細細老師成立「藩離之外」前，丘愛芝的「國際陰陽人組織中文版」其實是華人世界唯一的雙性人組織，他因而接到不少大陸雙性人的求助信息。中國大陸地廣人多，除媒體上極為獵奇的偏頗報導外，可說是還沒有任何雙性人倡議的運動空間。
華人世界當今現身的陰陽人運動倡議份子，只有台灣的丘愛芝及香港的細細老師，所以，增加與國際陰陽人之間的連結比起其他性少數的社群顯得更有急迫性；藉由更多了解陰陽人在亞洲的真實情況，亞洲區的政策推動才能更有方向。
廖豪章是台灣第一個同志教會「同光同志長老教會」的長老，也是婚姻與家族治療師。他說自己在2007年第一次在教會裏接觸到雙性人會友，那是一位外表看約五、六十歲的中年男性，他表明自己的性別認同是女性，喜歡的是女生，所以他認為自己的性傾向在此架構下是女同志。
儘管不清楚對方在自我性別認知及外表形象上是否已趨於整合，但由於他參加的是教會中的女生小組，如此「不一致」的畫面大大衝擊着即便是同志友善的同光教會；與他同組的部分組員仍會懷疑，他是否其實是異性戀男性來同志教會吃女生豆腐，即使組員清楚知道他是是雙性人。但這樣的狀況確實讓當時的教會輔導難以處理。
其實不只同光教會，這在一般大眾也是常見的現象，多半不是有刻意的歧視，而是社會上很少有機會可以讓更多人討論這其中的不一致。當不同的群體都各自懷抱着自身的恐懼，就沒有機會討論，更遑論解決。
廖豪章表示要全面性地改變體制，本就很需要時間，因為在當今以效率至上的社會中，要體制為了這些少數中的少數而修改的確很困難。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如果能有更多雙性人願意站出來，在現身時多佈下一顆多元的種子，讓社會有更多機會去接觸並了解他們，才會開始有更多人去注重，並願意為雙性人發聲。最後這個環境才有機會更真實地變得更友善。
「雙性人都是人，都應該享有每個人應該享有的生活。……我們不需要因為他們的性器官與一般人不同，而忽視、甚至阻擋他們的權利，我要的就是這麼簡單。」細細老師在《雙性迷思》的結尾，用這句話總結她奮鬥的目標。
而丘愛芝有着更寬闊的胸懷：「彰顯這個世界的『多樣性（Diversity）』，正是我認為雙性人可以帶給人類最大的意義。」
汽水樽裡的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