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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瑟芬:跳脫國族視角,慰安婦不必是誰的女人、誰的女兒、誰的國民

多年來,台灣對慰安婦議題的詮釋,是完全緊扣著政治顏色光譜的。但能否有一天,我們重新以一個人的視角,再次審視慰安婦的歷史?


2018年8月14日,國際慰安婦紀念日,59名身穿白色面具和黑色T恤的婦女團體示威者,要求日本政府在向「慰安婦」道歉。 攝:Sam Yeh/AFP/Getty Images
2018年8月14日,國際慰安婦紀念日,59名身穿白色面具和黑色T恤的婦女團體示威者,要求日本政府在向「慰安婦」道歉。 攝:Sam Yeh/AFP/Getty Images

最近在台灣,慰安婦的歷史再次成為公共輿論的焦點。早先在歷史教育課綱修正過程中,就有人刻意提出「將慰安婦歷史說成自願」的偽新聞;8月14日國際慰安婦日,國民黨在台南立了一個慰安婦紀念銅像(但樣貌和穿著都不符合當時台灣女性),但又發生日本人疑似腳踢慰安婦銅像的風波;接著,9月26日,國民黨前總統馬英九又在公開場合提到「慰安婦和金門『八三一』(1952年至1990年中華民國國防部於福建金門設立的軍妓妓院)不可一概而論」⋯⋯地方選舉在即,慰安婦議題再次成為不同政治立場陣營的對峙工具、與情緒動員的籌碼。

多年來,台灣對慰安婦議題的詮釋,是完全緊扣著政治顏色光譜的。偏藍、偏統的政治立場者,將慰安婦的歷史視為日本政府十惡不赦的明證,堅定地要求日本官方必須對此事表達歉意,某種程度上也貼合著中國官方對此事定下的調性:國仇家恨、民族恥辱。

偏綠、偏獨者在這議題上有兩種態度,其中一種是以人道立場,譴責日軍徵集慰安婦的行為是戰爭暴力,但他們也略顯尷尬,因為太賣力譴責可能讓人覺得自己有「與國民黨和中國站在同一陣線」的嫌疑;另一種,或承繼了家族對日本的情感,或心中仍有對國民黨和中國的憤恨,慰安婦歷史於是成了戰爭下的「必要之惡」,甚至有了「自願說」來為這種暴行開脫。

但不管採取什麼立場,任何一方都難以脫離以「國族對立」去看待慰安婦歷史的視角,不論採取中華國族、台灣國族還是親日國族的立場,最後都走進了異曲同工的困境,而這也讓慰安婦從受害到平反,都落進國族父權幽靈的圈套之中,難以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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