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路：中美「新冷戰」並非歷史必然，中國是否還能重啟改革？

歷史不會重複，但是常常押韻。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4日的里程碑式對華政策宣言，讓不少人迫不及待地給這一場爭端打上了「新冷戰」的標籤。歷史類比是一種誘人的敘事方法，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今日的中美關係，自然也有許多地方和美蘇冷戰相似：兩個超級大國，使用除了正面軍事作戰之外的一切手段對抗彼此。

但是，「新冷戰」敘事的最大問題在於它隱含的歷史宿命傾向，這樣的框架很容易得出一個中美全面對撞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結果。按照這樣的邏輯，今天唯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積極「戰備」，而不應該再努力嘗試和平相處，因為歷史的宿命早已經寫就。

在中美關係的語境下，兩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是雙方一系列主動抉擇的產物，這些抉擇從來都不是自動和宿命的。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雖然我在此前文章中一直指出中美正在走向全面對抗，但我從不認為這是一種必然。任何一個歷史的忠實學生都應該能夠看到，所有的歷史事件在發生之前，都以可能性的狀態存在，而從可能發生到最終發生，人在個體層面的主動選擇，以及事前不可知的偶然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中美關係的語境下，兩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是雙方一系列主動抉擇的產物，這些抉擇從來都不是自動和宿命的。

認清這一點，就可以看到今日之局面本是可以避免的，而未來更是可以改變的。

美國曾以為，中國經濟模式會與國際接軌

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是：兩個不同制度的超級大國，能否和平相處？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不是常見的「勢力均衡」戰略。

美國的中東戰略，常常體現為在若干地區強國（沙特、伊朗、以色列、土耳其）之間維繫均衡，類似於英國在其鼎盛時期在歐洲大陸的離岸平衡策略。但這個模式不適用於中國。中國的潛力，一旦充分釋放，絕不是任何「地區強國」的級別，而區別中美關係於一般「勢力均衡」棋局的，在於中國的發展水平，也取決於中國自身的道路選擇。

中國過往的改革路徑，又恰好地在國際關係和國內發展中找到了一個有效的平衡點，結果表現為，改革首先適應了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又引導國際社會對中國產生了積極的期待。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積貧積弱，主要都是內部制度環境所致，說白了就是中國「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城鄉隔斷，導致絕大多數人口被強行固定在自己沒有產權的土地上，從事低價值的生產活動；國企的壟斷地位，導致資本配置效率極低，長期生產不足；計劃經濟對重工業的過度投入，更是導致消費品短缺，國民生活水平低下。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一系列主動選擇改變了之前的路徑，才釋放了中國經濟的潛力，產生了連續四十年的經濟高速成長，舉世罕見。但這樣的經濟成長既不是什麼「奇蹟」，也不是必然，而是改革的結果。而中國過往的改革路徑，又恰好地在國際關係和國內發展中找到了一個有效的平衡點，結果表現為，改革首先適應了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又引導國際社會對中國產生了積極的期待。這其中自然有許多妥協與缺陷，但卻達到了良性循環的最低要求。

考察中美今日之衝突，首先要看為什麼以往沒有衝突。

這裏的最佳案例在於前世界銀行行長，也擔任過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和貿易代表的佐利克（Robert Zoellick），2005年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議上發表的那一份里程碑式演講。2005年，中國的GDP以美元計價，雖然還只不過全世界的4%（2017年達到了15%），但近三十年的市場化改革，已經讓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同時，許多今日中美經濟的主要矛盾也已經露出跡象。

通過佐利克的演講可以看到，當時美國政策和學術界就已經開始關注到：中國急速增加的貿易順差，薄弱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相對封閉的市場，以及政府的重商主義傾向。所謂重商主義傾向，是指中國將貿易順差視為政策目標、而不是暫時的貿易現象，從而導致長期的國際貿易不平衡，加劇他國貿易赤字。

在這一份著名的演講中，佐利克指出了上述所有問題，但卻得出和今日完全相反的結論——他認為，中美儘管政治制度有很大不同，但是完全可以以經濟互利為基礎和平共處。他得出上述結論的主要理由是，中國可以並正在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持份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在行為模式上向現存國際秩序靠攏，尤其是在經濟上向市場經濟模式靠攏。

在美國看來，以此軌跡，中國經濟模式和國際接軌是遲早的問題。因此儘管中美政治存在分歧，但是經濟合作的紅利足以彌補政治分歧的赤字。中美關係政治經濟兩條腿，即使只有經濟一條腿往前，速度可能比較緩慢，但仍然可以保證正確的方向。

佐利克當年確實也有很多理由做出樂觀的期待。90年代末中國政府頂住巨大壓力，推行了國企改革，雖付出極大代價，但從結果來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確是積極而深遠的。大量效率低下的國企退出市場，釋放了信貸資源，也給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的民營企業讓出了市場空間。這個變化對於長時間國企一統江山、私人資本戰戰兢兢的中國經濟來說，無異於一場海變，宣示了中國政府向市場經濟靠攏的意圖，以及改革的決心。在美國看來，以此軌跡，中國經濟模式和國際接軌是遲早的問題。因此儘管中美政治存在分歧，但是經濟合作的紅利足以彌補政治分歧的赤字。中美關係政治經濟兩條腿，即使只有經濟一條腿往前，速度可能比較緩慢，但仍然可以保證正確的方向。

美國對中國的這一基本判斷，也符合中國彼時對自身崛起路徑的想像：2006年，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歷史」，《大國崛起》在中央電視台熱播，在社會各界激起熱烈的討論。雖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實際情況是，當時的北京對美國的「負責人持份者」論述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和平崛起」的論述大部分反映了中國願意與美國相向而行的基本意圖。

「中國模式」在全世界外溢，美國不再相信中國會繼續改革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中美兩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以「四萬億（兆）」刺激計劃——通過信貸槓桿和地方配套，其實際效果遠不止四萬億——為代表的政府強力干預手段，在短時間內起到了穩定的效果，使中國在西方衰退的大背景下獨善其身，而其導致的產能過剩，信貸泡沫，以及地方債的問題要到多年之後才充分顯現。

而美國長期引以為傲的華爾街金融體系，則拖累了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經濟，成為眾矢之的的同時，也讓中國開始懷疑，一直以來的學習對象是否貨真價實。以金融危機為開端，「中國模式」的說法開始盛行。雖然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說清，到底什麼是「中國模式」，但有目共睹的是，此後北京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述裏，「中國特色」越來越多，而「市場經濟」則越來越少。之前助力中國經濟成長的國企改革，也逐步趨於停滯。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從一個經濟層面的技術問題，上升到了意識形態問題，動輒被扣上「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讓許多改革有名無實。

第一是美國認為中國改革的意願已經減弱。第二是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大到讓美國無法再忽視中國經濟的外溢效應了。這也就勢必引發美國對之前中國「負責任持份者」這一角色進行重新評估。

而到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整整六十條改革決定，因為其明確的市場導向，再一次提高了世界對中國改革的期待。

從字面上來看，這是一個宏偉而大膽的計劃，幾乎涉及中國經濟的所有層面。如果完全落實，其意義可能不亞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決定。然而，在過去的5年中，雖然一些改革成為了現實，但整體而言，實際改革進程仍然離當時設下的目標存在巨大的差距。

以金融改革為例，雖然存款保險制度迅速建立，匯率改革也取得一定進展，但根本性的資源錯配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比如股市註冊制一拖再拖，退市機制遙遙無期，存款利率仍然沒有市場化。中國的金融體系仍然銀行獨大，依然低效。比之於三十年前，彼時中國金融體系雖然低效、但是規模很小，而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金融體系以影子銀行為代表瘋狂增長，銀行資產規模在10年間翻了4倍，金融體系已經從「小而低效」變成「大而低效」，一旦發生風險，其嚴重程度不可同日而語。

再以財政改革為例，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財税體制改革」的中期目標已然錯過，「税收法定」這一基本原則仍然沒有落實，中央地方財權事權錯配的問題依然嚴重。雖然這幾年也完成了「營改增」，加強了預算制度，但改革的速度遠跟不上新問題產生的速度。

與此同時，因為經濟體量的增長，中國國內改革停滯的副作用開始在全世界外溢：國企改革的緩慢，導致國企的海外投資不是投資效果不佳，就是因為企業的國家背景而引發東道國擔憂；金融系統的緩慢改革，導致信貸錯配仍然嚴重，其他國家常常以「中國企業獲得政府指令下的優惠貸款或補貼而造成不公平競爭條件」為由對中國發起貿易或者投資限制。

如果中國在政治制度之外，連經濟治理模式都要另起爐灶，那麼美國也就不再有理由歡迎中國的崛起了。

簡單來說，2005年佐利克提到的那些問題，在2018年大部分都沒有根本變化，但是問題的背景卻發生了兩點重要的變化：第一是美國認為中國改革的意願已經減弱。第二是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大到讓美國無法再忽視中國經濟的外溢效應了。這也勢必就引發美國對之前中國「負責任持份者」這一角色進行重新評估——如果中國在政治制度之外，連經濟治理模式都要另起爐灶，那麼美國也就不再有理由歡迎中國的崛起了。

彭斯10月4日的演講，一方面自然是警告性質，但另一方面也在文本中反覆提及了中美在歷史上合作的歷史，以及美國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歡迎態度。這顯示中美雖然目前已經在迎頭對撞的航線上，但仍然有改變航向的可能，而是否能夠在最後關頭避免衝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改革意願。

陷入內外雙重挑戰，還是「重啟改革」？中國仍有機會

而對於中國來說，改革從來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改革本身不是為了迎合任何國家的期待，而是中國發展內在的需要。中國的改革也很自然的是一個由易到難的過程，優先推行成本小收益大的改革，比如與全球經濟的隔絕，國內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以及對私有產權的基本保護，這裏許多改革雖然需要衝破意識形態的桎梏，但實際成本都不高，紅利卻都是巨大的。而改革到現在，這些容易摘的果子都已經摘完了——今天的現實是，早期的改革紅利已經釋放殆盡，而早期的一些優勢，比如人口結構，已經逐漸成為劣勢。

過去四十年經濟發展的順風順水，已經在社會心理層面塑造了中國人「明天一定會更好」的普遍期待，而一旦現實無法滿足這種期待，社會動盪也將隨之而來。中國直到目前為止，也仍然有機會選擇，站到歷史的這一邊來。

到現在，「中等收入陷阱」對於中國來說，不是什麼遙不可及的想像，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威脅。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的路徑相對清晰，在全世界有相當多的成功案例。很多時候，後發國家只需要機械模仿走在前面的國家（「雁行模式」），就可以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但在此之後，如何進一步升級，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缺乏統一的模板。學界大致認為，在這個階段，僅僅靠模仿是不夠的，需要有創新的能力，國內的制度環境和政策能力也要有質的提升。在中國的情況下，這就意味着如果不能淌過改革的深水區，就一定會停滯甚至倒退。過去四十年經濟發展的順風順水，已經在社會心理層面塑造了中國人「明天一定會更好」的普遍期待，而一旦現實無法滿足這種期待，社會動盪也將隨之而來。

所以說歸到底，中國過去的經濟成功也好，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也好，都是主動改革的結果。而悲觀地說，這也同樣意味着，一旦改革停滯，中國必然陷入內外雙重挑戰。當然這裏也同樣有樂觀的空間——中國既然可以在1978年選擇開始改革，2018年就仍然可以選擇重啟改革。最後的結論尚未寫下，「新冷戰」不是必然，中國直到目前為止，也仍然有機會選擇，站到歷史的這一邊來。

（楊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