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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劍青:告別政治,土地大辯論可否辯出個未來?

超越「共識政治」的在地實踐緩緩起步,挑戰在於我們活在後政治的處境裡,不應再將「尋找共識」視為理所當然。


2018年9月26日,「土地大辯論」完結,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表示諮詢共收集超過65,000份書面意見、約28,000份網上及實體問卷及約3,000個電話訪問。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8年9月26日,「土地大辯論」完結,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表示諮詢共收集超過65,000份書面意見、約28,000份網上及實體問卷及約3,000個電話訪問。 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香港,事關香港未來土地規劃的、為期五個月的「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期在9月26日正式結束。主導辯論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指,土地大辯論中提出18種土地選項,僅有5項獲得較多人討論。

由過往行政主導走向愈益威權化的香港社會,各項施政都在劃出愈收愈緊的「紅線」,但唯獨是在土地政策方面,政府卻偏偏開展了為期5個月的「土地大辯論」土地供應諮詢,向公眾推銷著一種「沒有前設」、「開放討論」及「尋求共識」的管治態度,與整體香港特區的施政調子形成強烈的反差。

這場在開啟初期浩浩湯湯的大辯論,由於政府一直堅持香港土地僅僅是「患不足」的判斷,在進行到中後期時便已失去了多數市民的耐心。香港民間素來認為,香港土地不患寡而患不均,政府堅持土地「供應不足」是避重就輕;而隨著政府在中後期將原本置於「長遠規劃」的、具有爭議的「填海」選項提上議程,更像給這場所謂的公開大辯論提早單方面做出了判決。

至今,整個土地諮詢好像被塑造成一場有關不同土地選項的大比拚,傳媒偏好報導方案內容及各種「民間」倡議,政府向公眾提出了18個選項任君選擇。但結論如何取決於框架如何,乏人討論的並非是土地選項的技術可行性,而是在於諮詢框架操作過程的政治性。或許比起各種棕地、填海、郊野公園的選項之外,我們更需要理解這場承諾「找尋全民共識」的土地大辯論,究竟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 我們能否透過這種全民規劃諮詢,讓香港的土地問題辯出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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