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七月上任時，因為一句「故宮台灣化」在政壇及文化界引發爭議。事實上，主要典藏來自中國大陸的台灣故宮博物院，和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關係向來緊張。在民進黨執政時，緊張關係更是突顯。
類似「『本土政權』為什麼要保存這些『中國的文物』」的問題，在台灣日益本土化的政治語境下，始終爭議不休。但撇開政治語言上的攻防，這個議題在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時，進入政府服務的學者就曾經做過一番思辯。當時的思路是什麼？故宮台北北院和嘉義南院定位上有什麼差異？藝術史、博物館學門的專業人士，又怎麼看待處在台灣的故宮？「台灣化」的意義是什麼？故宮能不能、要不要「台灣化」？對於這些問題，本文作者疏理了各方論述，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將南院定位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應當是當時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個專業決定。說得更大膽一點，如果各項條件成熟，「亞洲藝術文化研究」方向或許是故宮未來發展的重要引擎。
國立故宮博物院建立南院，最初的目的是2000年民進黨政權首次上台後，為求南北文化資源平衡，也為解決故宮長久以來展示空間不足的問題，由當時的院長杜正勝提出來的。選址在嘉義是當時政府的政策決定，與學術研究無關。政策是政治家在做，但博物館本身也應該有專業學術研究或文化教育的願景、定位及內容發展主體性。
將南院定位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應當是當時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個專業決定，由杜院長，以及石守謙、林柏亭兩位副院長定調。石守謙後來在2004年杜正勝改任教育部長時接任院長。這個決定，不論是從學術研究長程發展方向的角度，或是從台灣整體社會發展的角度，都可說是一個值得發展的方向。說得更大膽一點，如果各項條件成熟，「亞洲藝術文化研究」方向或許是故宮未來發展的重要引擎。
從學術發展來說，這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未來能夠提升其學術發言權、幫助博物館長遠發展的可能方向。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以故宮北院的文物及原有藝術史研究為堅實基礎，從亞洲文化藝術交流的新角度來重新詮釋故宮文物，與此同時，擴張到文化史的研究，思考台灣在亞洲甚至世界中的位置，發展從台灣角度出發的亞洲藝術文化史研究。
若是更進一步思考，相對於快速發展的中國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其在考古新材料、古建物復原陳設、出版、人才及研究品質方面不斷提升），台灣的故宮博物院要如何延續或調整原有的典藏及研究優勢（過去一直以「中華文化守護者」、「中國藝術重要典藏」自居，藉由展覽、出版發聲）？就與北京故宮發展方向區隔（或說競爭）的角度來説，國立故宮博物院選擇亞洲藝術、文化交流，可能也是一個具有長程發展空間的方向。
對台灣社會來說，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可做為台灣和亞洲、世界文化接軌的一個窗口。大家捫心自問，台灣人最愛去日本、韓國等地觀光，但是又有多少人了解這些地方的文化與歷史？有感於台灣人對自身所處的亞洲周邊文化認識有限，這或許是過去台灣教育結構的問題，多年來一直以學習中國史地為主，後來才加入台灣史，對周邊亞洲國家的認識很有限，例如你可能會去印尼峇厘島、泰國度假，卻壓根不了解印尼、泰國的地理、歷史與文化。
故宮南院發展坎坷路
我在2003-2009年於故宮服務，而有機會親歷了故宮南院籌辦期間的策劃。以下我想從博物館策展與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談故宮南院的發展史。故宮南院2015年開幕時，眾多的報導鮮有涉及展覽內容的發展，大多圍繞在政治議題或建築硬體。只有端傳媒一家媒體，完整回顧了整個南院的發展史，並且注意到具體展覽內容的規劃，引用了野島剛的說法點出「南院最後還是接近杜正勝的構想完成」。
從故宮南院的內容規劃史來看，若說杜正勝院長時代奠立了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的大方向，石守謙院長在任的時代則擬定了具體展覽內容及研究方向。藝術史學者石守謙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所的中國藝術史組，後來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受教於當時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泰斗方聞教授，拿到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台大藝術史研究所（當時甫由原來台大歷史所的中國藝術史組獨立）。可以說，他的推動對於使台灣的藝術史研究與教育，在人才培養上與國際藝術史學界的社群網絡相銜接，是有影響的。
2000年政黨輪替時，石守謙為杜正勝延攬而擔任故宮副院長，2004年接任院長，可說是在學術研究及行政能力上都是相當勝任的一位領導者，不論對故宮的歷史論述（註1），或博物館未來研究發展方向的擘劃，都有專業判斷。可惜他在2006年因為內閣改組而下台，後來又被捲進遭冤枉的工程官司中，使得前述的努力一時中止。
接任的林曼麗院長是藝術教育專業，除了積極在教育推廣上行銷故宮，也秉持對學術的尊重，繼續推動故宮南院的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展覽規劃。但硬體建設方面，因為不履行與原國際得標Antoine Predock建築團隊的合約，造成工程一度延宕。
2008年政權再度輪替之下，周功鑫出任故宮院長，一上任就直言不贊成故宮南院的構想，2009年一度將故宮南院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的定位推翻，想變更成花卉博物館，且迅速解散了原來的策展團隊，改以陸續新聘招的南院人員作為主要的策展規劃團隊。後來也中止與建築團隊合約，重新招標由姚仁喜設計團隊得標營建。
南院發展的人才基礎
平心而論，南院策展史中最聰明的一個決定，就是石守謙院長時代把研究人員、教育人員及科技室人員都編入策展小組。不分南院、北院；只有一個整體的故宮，共同規劃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充分利用博物館中的各種資源。這種將各個不同分工角色的成員一起加入策展團隊的做法，同時也是一個最理想的策展模式。花卉博物館構想及解散共同策展團隊等倉促決定，馬上隨著嘉義縣長及鄉民北上抗議而匆匆落幕。2012年接任的馮明珠院長，深知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是重要的共識，將故宮南院的開館視為其任內最重要的工作，因此親自帶領年經的研究人員策展，軟硬體並進，終於在2015年底促成故宮南院的開館。
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要典藏為原北平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搬遷來台文物）落腳台灣原本是一個歷史的偶然，這些傲視世界的重量級藝術品對台灣來說，就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試問，我們真的想要拋棄故宮典藏嗎？若不是，如何讓它們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發揮最大的效應，才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政治論述是免不了的，歷任的故宮院長都必須回應這個議題。在杜正勝院長就任後，即一改過去中國藝術史重要典藏的論述，將故宮文物視為「人類文化遺產」，呼籲故宮應該作為人類文化遺產的守護者。這個說法，直到最近林正儀院長的時代，仍然沿用。另一方面，與故宮在台灣一同成長的藝術史學科社群，也同樣是台灣珍貴的資產。
從1949年之後的歷史發展來看，故宮的藝術收藏帶動了藝術史學科在台灣的成立。1970年代台大歷史系成立歷史所中國藝術史組，故宮支援師資，培養新一代的研究人才；而留在故宮任職的博物館人員，以及在美、英、日等地深造、受藝術史專業訓練的學者們，帶回具有國際水準及視野的藝術史專業，陸續成立獨立的藝術史研究所，訓練出第二代的藝術史學術研究及博物館人才。
受到專業訓練的第二代人才，其中有直接進入故宮或美術館工作的，也有繼續出國深造的。而不論台大、師大、中央等大學中的藝術史研究所，近年也都往東亞、亞洲藝術史的方向擴展。台灣在發展亞洲文化藝術史方面，在人才儲備上已經慢慢建立基礎，也逐漸建立能與國際接軌對話的成熟局面。這些都對故宮南院的長遠永續發展有正面的影響。我們現在討論南院定位問題，實在應考慮到這個在國際學術生態裏的影響力。
台灣想要展示怎樣的亞洲藝術文化？
從上述各項條件來看，在台灣發展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不但有其歷史發展的合理性，也已經有了重要的人力資源為基礎。但未來需要更多的合作與資源的投入。接下來，我們要思考的是，我們想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如先放眼世界，看一下目前世界各地的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是什麼樣的發展現況？
世界上大型藝術文化博物館，大多有亞洲藝術收藏，歐洲十六、十七世紀王公貴族的奇品收藏室，其實就是現代博物館的前身，裏頭就有亞洲文物，後來歐美又有中國風、日本風等文物收藏及建築相關設計等的發展。歐美博物館中的亞洲收藏或是亞洲藝術館，大多從「異國」的角度來設立亞洲區，或以國別來設立日本廳、中國廳、印度廳等；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也都是這樣的設計。
近年來因為亞洲經濟快速發展，亞洲各國政府或民間單位也都贊助該國展廳的整修或設立（例如歐美博物館中快速成長的韓國廳）。這些亞洲各國的展廳或展館中，通常充滿了異國風，例如中國館總是跟龍鳳、大紅色、高塔的表現連結在一起。日本在百年前就開始談東亞文化圈，國立東京博物館中的「東洋館」，可說是該館的亞洲館，按區域劃分的方式來策展，有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西域、印度等地藝術的展示。感覺雖然比較傳統，但藏品豐富，新的展示主題與陳列都有一定水準以上的品質。
新概念亞洲博物館：打破區域、國別
在故宮南院規劃的初期，亞洲也正在出現一波新概念的亞洲博物館，可見這確實是世界性的趨勢。其中長期持續在做的，都已經有可觀的成果。
2005年開館的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定位在亞洲文化藝術，探討日本的「美」是如何形成的——並不是自身內部發展而成，而是與周圍文化區不斷交流的結果。九州國立博物館在山丘上的建築相當壯觀，以海為意象，展廳設計成功傳達亞洲美感與文化的交流。其從亞洲文化藝術出發策劃的展覽，視野廣闊並有學術的高度，2014年故宮文物也曾經外借至九州博物館與東京博物館展出。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改建後2005年遷入本來是駐韓美軍基地的現址，浩大的博物館建築就聳立於優美的龍山家族公園當中，以韓國歷史、考古、美術為主軸，頂樓則設計為亞洲藝術館，常設中國館、日本館，還有一個東南亞借展廳。2003年時改建的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旨在呈現新加坡是一個融合周邊多民族，展示亞洲不同文化間、與亞洲及世界間的歷史聯繫。
台灣在此時發展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正處在很好的時機，另一方面，也必須具有國際視野，思考得以立足的定位。因此最初具體規劃時，也考慮到雖說以故宮豐富的65萬件藝術典藏，加上近年陸續收購及受贈的亞洲佛教、織品、陶瓷相關作品，已有一定的藏品基礎，但是以「區域」或「國別」的藝術文化作為策展架構，無疑是自曝其短，不能充分表現各區域藝術文化的精彩特點；反而是以亞洲文化圈的跨文化、跨領域交流為策展方向，規劃出足以描繪亞洲藝術文化特出之處的幾大議題式展覽，例如茶文化、織品、佛教、青花瓷等，都是能夠貫穿或連結亞洲各地藝術與文化、並顯示跨文化動態交流表現的關鍵主題。
這樣的架構不論在思路上、典藏上，都是可以與亞洲、世界博物館對話交流的，有機會讓故宮南院成為國際重要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的根基。特展規劃可以與國際上有重要亞洲藝術典藏的博物館進行策略聯盟或交換展，例如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館、法國吉美博物館等，也都是可以截長補短的發展模式。2016年開館時，故宮南院與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合作的兩個亞洲陶瓷特展「高麗青瓷」、「伊萬里瓷器」（展期長達兩年），2017年與東京國立博物館合作的回饋展「日本美術之最」都是很不錯的嘗試。但我個人認為，南院不能只是「借展」，更長期的規劃與密切合作的研究計畫是必要的，否則只會流於表面的交流。
我們千萬別狹隘地以為只有收藏與展示台灣文物的博物館才能說是代表台灣。以台灣獨特的立足點，在博物館中展現台灣如何收藏、研究、展示與詮釋這些保存在台灣的文物典藏，或者是更能代表台灣的方式。
台灣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故宮？是值得你我切身思考的問題。故宮中數以萬計的藝術典藏品是人類文化遺產，也是台灣珍貴的軟體資產，可以成為無數文化藝術的靈感來源。過去數十年來圍繞這個藝術典藏而發展出來的博物館及學術研究人才，以及它們在國際博物館及學界上的成就，不應輕易被忽視。如何好好將這些典藏活化，善用這些人力資源與成果，是當務之急。
總而言之，需要改變的似乎不是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的大方向，而是如何做到由台灣角度出發的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如何具體落實深化研究、策劃能與世界接軌、對話的亞洲藝術展覽。或許就如故宮前院長杜正勝所言，「以華夏文明與亞洲文明交流史的視野來策展，創造出一種既身在其中又抽離的位置，是台灣獨特的立足點」，才最能貼切回應上述的提問。
因此，我們千萬別狹隘地以為只有收藏與展示台灣文物的博物館才能說是代表台灣，從更高更遠的視野來看，以台灣獨特的立足點，在博物館中展現台灣如何收藏、研究、展示與詮釋這些保存在台灣的文物典藏（包括亞洲與其他文化區域的藝術文物），或者是更能代表台灣的方式。
（施靜菲，藝術史工作者）
註1:（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故宮學術季刊》卷23期1，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