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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靜菲:什麼樣的故宮南院,可以定位台灣在亞洲、國際藝術文化中的角色?

我們千萬別狹隘地以為只有收藏與展示台灣文物的博物館才能說是代表台灣。在博物館中展現台灣如何收藏、研究、展示與詮釋這些保存在台灣的文物典藏,或者是更能代表台灣的方式。


2015年12月28日,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開幕。 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2015年12月28日,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開幕。 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編按: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七月上任時,因為一句「故宮台灣化」在政壇及文化界引發爭議。事實上,主要典藏來自中國大陸的台灣故宮博物院,和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關係向來緊張。在民進黨執政時,緊張關係更是突顯。

類似「『本土政權』為什麼要保存這些『中國的文物』」的問題,在台灣日益本土化的政治語境下,始終爭議不休。但撇開政治語言上的攻防,這個議題在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時,進入政府服務的學者就曾經做過一番思辯。當時的思路是什麼?故宮台北北院和嘉義南院定位上有什麼差異?藝術史、博物館學門的專業人士,又怎麼看待處在台灣的故宮?「台灣化」的意義是什麼?故宮能不能、要不要「台灣化」?對於這些問題,本文作者疏理了各方論述,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將南院定位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應當是當時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個專業決定。說得更大膽一點,如果各項條件成熟,「亞洲藝術文化研究」方向或許是故宮未來發展的重要引擎。

國立故宮博物院建立南院,最初的目的是2000年民進黨政權首次上台後,為求南北文化資源平衡,也為解決故宮長久以來展示空間不足的問題,由當時的院長杜正勝提出來的。選址在嘉義是當時政府的政策決定,與學術研究無關。政策是政治家在做,但博物館本身也應該有專業學術研究或文化教育的願景、定位及內容發展主體性。

將南院定位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應當是當時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個專業決定,由杜院長,以及石守謙、林柏亭兩位副院長定調。石守謙後來在2004年杜正勝改任教育部長時接任院長。這個決定,不論是從學術研究長程發展方向的角度,或是從台灣整體社會發展的角度,都可說是一個值得發展的方向。說得更大膽一點,如果各項條件成熟,「亞洲藝術文化研究」方向或許是故宮未來發展的重要引擎。

從學術發展來說,這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未來能夠提升其學術發言權、幫助博物館長遠發展的可能方向。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以故宮北院的文物及原有藝術史研究為堅實基礎,從亞洲文化藝術交流的新角度來重新詮釋故宮文物,與此同時,擴張到文化史的研究,思考台灣在亞洲甚至世界中的位置,發展從台灣角度出發的亞洲藝術文化史研究。

若是更進一步思考,相對於快速發展的中國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其在考古新材料、古建物復原陳設、出版、人才及研究品質方面不斷提升),台灣的故宮博物院要如何延續或調整原有的典藏及研究優勢(過去一直以「中華文化守護者」、「中國藝術重要典藏」自居,藉由展覽、出版發聲)?就與北京故宮發展方向區隔(或說競爭)的角度來説,國立故宮博物院選擇亞洲藝術、文化交流,可能也是一個具有長程發展空間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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