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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隅、陳信仲:全聯超市「陳文成」爭議,不談白色恐怖就萬事太平嗎?

全聯超市在本月初播出的一則中元節廣告,引發了台灣一場政治風波。要理解這樣的現象,必須從台灣轉型正義的議題與歷史加以考察,才能清楚理解,在人權與歷史正義的議題上,為何台灣會產生「正義遲緩症」。


無論有意無意,事件都反映出,在台灣,「轉型正義與歷史清算」仍然屬於禁忌話題,是啟動閱聽大眾或媒體自我審查的開關。圖為烈嶼上的蔣介石像。 攝:陳焯煇/端傳媒
無論有意無意,事件都反映出,在台灣,「轉型正義與歷史清算」仍然屬於禁忌話題,是啟動閱聽大眾或媒體自我審查的開關。圖為烈嶼上的蔣介石像。 攝:陳焯煇/端傳媒

全聯福利中心(全聯)係台灣店數最多的超級市場,擁有超過九百個營業據點。近年來全聯與奧美廣告公司的行銷活動都頗為成功,尤其在社群網站上常引起許多話題討論。不過,其在本月初(8月3日)播出的一則最新的中元節廣告,卻引發了台灣一場政治風波。

廣告內容是讓「鬼魂」自述心得、對許多人表達感謝之意,設計頗為溫馨。然而,廣告播出後馬上有網友發現,有諸多巧合把廣告主角與白色恐怖時期一則未解之案的主人公陳文成博士聯繫在一起——除了外形長相酷似之外,故事時間民國70年(1981年)也與案件時間(民國70年7月2日)吻合,臉書上更一度出現廣告男主角的帳號「Allen Chen」,其基本資料如出生年月、就讀台大的時間點等,都與陳文成相吻合。

不料,廣告播放不到一天之後旋即被全聯無預警下架,全聯並與奧美發表了聯合聲明,指稱廣告並未影射任何真實人物,並為了避免爭議、不碰政治議題與立場而停播。有趣的是,幾天後全聯與奧美又再發出聯合聲明,指將在YouTube上限時三天放映三支被下架的原版廣告,目的是為了讓大眾「瞭解廣告的發想與初衷」。這三支廣告分別疑似影射的人物,除了陳文成外還有丁窈窕(另有一說是林江邁)以及殷海光,都是白色恐怖時期受到迫害的人物。

全聯三則引發爭議的中元節廣告,影片中的疑似影射人物按順序為丁窈窕/林江邁、殷海光及陳文成。視頻來源:Youtube

事件在此一系列操作之後引發更多的討論,其中最引人聯想的是,奧美與全聯之間對陳文成案件的操作到底是意外還是有意為之?然而,無論有意無意,事件都反映出,在台灣,「轉型正義與歷史清算」仍然屬於禁忌話題,是啟動閱聽大眾或媒體自我審查的開關。不談政治、不想惹爭議、不想面對或討論過去這段「很政治」的歷史,這種思維模式在台灣仍非常普遍,這是長期以來白色恐怖和戒嚴的產物。

作者按:台灣戒嚴令從1949年至1987年共實行了38年,是20世紀全世界最長的戒嚴令;一直到2011年才被敘利亞(48年)超過。

要理解這樣的現象,必須從台灣轉型正義的議題與歷史加以考察。由此我們才能清楚理解,在人權與歷史正義的議題上,相較發生過人權侵害但以積極態度面對、處理乃至清算的地方如德國、東歐等,為何台灣會產生「正義遲緩症」。

白色恐怖時期與「陳文成們」

為什麼很多人不喜歡談政治、總是極力避免爭議呢?這必須回溯到台灣長時間的威權統治時期。全聯廣告疑似影射的人物包括陳文成、丁窈窕、以及殷海光,都是白色恐怖時期受到迫害的人,其中尤以陳文成事件對台灣的影響最大,但普遍來說台灣人對這段過去的歷史知之甚少。

圖為陳文成。
圖為陳文成。圖:網上圖片

陳文成1972年負笈美國,博士畢業後,在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卡尼基美隆大學)統計系任教,學術表現優異,被視為統計學界的明日之星。他在美國時就一直贊助「黨外」雜誌(編按:白色恐怖時期人民不能組黨,反對者只能以黨外、非國民黨的形式存在;雜誌需不斷更換名字以規避審查),並公開支持「台灣為主體」的史觀立場。

1981年,當他帶着全家人回台探親時即遭到「警備總部」約談,隔天凌晨就被人發現陳屍於台大圖書館旁。官方宣稱陳是「畏罪自殺」,但根據各方報告,陳文成遺體的兩隻手腕有被綑綁的痕跡、雙手和頸部滿是刺洞、曾遭受重擊,他的皮帶綁在胸前,鞋底發現有俗稱腳尾錢(劊子手行刑後留給運屍者的錢)的一百元鈔票。來台調查的美國法醫魏契(Cyril Harrison Wecht,韋契特)也指出,根據遺體的落地方式與地點判斷,陳文成是被人扛起往下丟,毫無可能是自殺。

陳文成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眾多政治受難者之一,像這樣的受難者們的實際人數,目前台灣官方仍沒有完整的統計。根據「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呈報的資料,到2014年基金會停止運作為止的15年間,出面遞件申請並領取受難補償的人數有超過13000人;同一基金會的統計指出,曾經在戒嚴時期因思想或言論涉及「叛亂罪」而被依《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條例》逮捕的受難者有超過8000人,其中超過1000人被執行死刑;而根據法務部檢察官陳守煌1988年曾在立院內政委員會上報告的資料,白色恐怖時期的「軍事法庭」曾受理過將近3萬件政治案件,無辜受難者約14萬人。

然而,關於到底有多少政治受難者這樣最基本的事實,都還沒有被查明清楚,所有的受害者不僅沒有獲得法律上的平反,也從來不知道加害者是誰,因為根本沒有任何一位加害者被指認出來。

此外,更不用去談法律程序是否正當或者是救濟機制是否有效的問題了,因為在當時,法律主要是獨裁者拿來對付異己的工具,除了極少數案件符合所謂叛亂或匪諜的行為外,絕大多數都是冤、錯、假案。更嚴重的是還常常出現上級長官(如蔣介石)隨意核覆刑期、甚至無故判人死刑的狀況。

陳文成事件後來在美國引發高度關注。當時美國媒體已有關於國民黨派「職業學生」監視海外留學生的多方報導,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並且在頂尖大學任教的陳文成遇害事件,更讓許多美國人開始擔憂國民黨的情治系統會對美國社會造成威脅,當時《時代》雜誌(Time)都報導了這個事件。

後來美國國會召開了多次的聽證會,並且決議「禁止對在美國之個人採取恐嚇或騷擾形式(之行為)之國家之軍事援助或購買案」,明定以停止軍售為條件來逼迫外國政府改善在美國校園安插職業學生的問題。後來蔣經國之所以開放黨禁與報禁,其實也和美國的壓力有直接的關係,尤其是在後來發生的江南案(劉宜良)李亞頻案當中,中華民國情治單位直接派員暗殺以及逮捕了具美國公民身份的人,更讓美國決定加深促成台灣民主化的力道。

然而,現在還有很多人對這段歷史不熟悉,甚至,整個台灣社會似乎還有不少人對兩蔣時期抱持懷念之情,這是獨裁者非常高明的政治宣傳所致。

從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主要嚴加取締的言論與行為包括「匪諜」以及「台獨」兩大類,並把統治的正當性建立在「反共復國」上。 圖為台灣金門。
從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主要嚴加取締的言論與行為包括「匪諜」以及「台獨」兩大類,並把統治的正當性建立在「反共復國」上。 圖為台灣金門。攝:陳焯煇/端傳媒

避談政治的歷史原因

對言論自由、參政自由,以及各種公民權利的打壓,是獨裁政權的共通特色。從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主要嚴加取締的言論與行為包括「匪諜」以及「台獨」兩大類,並把統治的正當性建立在「反共復國」上。在這樣的論述下,人們不能表達出思念故鄉中國大陸、也不可以跟與中共相關的人事物扯上關係,只要讀一點相關的書、講一些相關言論就可能被舉報為匪諜。

「台灣意識」則更要被打壓。蔣氏政權以「正統中國」自居,完全不允許有人想要當「台灣人」而不當「中國人」。一直到中華民國的外交大挫敗(尤其是1970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台灣遭遇雪崩式斷交潮)之後,蔣經國開始啟用台籍菁英來鞏固統治正當性,這樣的論述才漸有改變。然而,從2005年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開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就開始正式聯手對付「台獨」。與「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白色恐怖時期相比,國共聯手顯然是一大諷刺。

不討論政治、沒有言論自由,也是為了維持整個黨國的政商結構。風波主角全聯超市,其前身就是黨國體制的產物:「中華民國消費合作社全國聯合社」,也就是所謂的「軍公教福利中心」,主要就是靠着特許、國家補貼來籠絡特定的群體,改制為公司之後又將資產出售給私人經營。由於台灣並沒有進行類似「除垢法」(中、東歐轉型正義期間,將獨裁時期行使公權力的官員們指認出來並限制他們繼續擔任部分公職)的轉型正義工程,因此過去威權統治機器當中的合作者與各大重要人物及其後代,現在仍在許多領域位居要津,其帶來的後果是國家資源配置不當,存在各種補貼和優惠紅利,造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

像全聯這種理當屬於全民的資產、曾以全民的稅金來維持運作的企業,卻被用來當成威權時期維持統治機器的工具、且後來莫名其妙就變成私人資產的狀況,實在是屢見不鮮,而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會希望這些事情被公開討論或質疑。在許多學術研究當中,國民黨一度被認證為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長期以來運用龐大的「黨產」和大量的公共資源來維持自己在選舉當中的優勢。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民主化超過二十年之後,一直到2016年台灣才首度出現立法院的政黨輪替,也才因此有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黨產會)的成立,開始清算國民黨黨庫與國庫不分的狀況。

獨裁者對各種政治言論進行打壓,並且在經濟上提供各種合作誘因,「照顧」民眾生活的許多面向。從一般人的角度來看,當時不談政治其實是很「理性」的選擇,最起碼,也是一種重要的自保手段。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

在鞏固政權為優先考量的狀況之下,台灣的教育最強調的價值就是服從權威(這也是許多威權國家會強調的價值),所以諸如「司令台」這樣的軍隊產物就照搬進了各級學校,各種服儀甚至是語言的規定(禁說方言,否則要被掛狗牌或者是處罰)都是要訓練學生服從的工具。這樣的教育理念,配合上經濟起飛時期代工業的興起,使得整個教育過程並不強調創意與思考,而是以追求標準答案為首要目標,人們不被鼓勵去思辨不同的價值觀以及處理觀念間的衝突,一切都以「秩序」或「和諧」為目標。

而在台灣的社會科或歷史教科書上,「人權議題」鮮少出現,即使是國民黨有意強調與操作的「慰安婦」議題,也只是從「民族傷痛」等「大中華國族主義」的角度來詮釋。在民進黨執政時,每當當局想要修改課綱強調「白色恐怖」,卻往往都會面對強烈的抗議與反彈。

在鞏固政權為優先考量的狀況之下,台灣的教育最強調的價值就是服從權威。
在鞏固政權為優先考量的狀況之下,台灣的教育最強調的價值就是服從權威。攝:Alberto Buzzola/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作者按:在台灣的脈絡下,所謂大中華國族主義(Chinese nationalism)通常包括,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所有台灣人都是中國人或中華民族一份子,強烈反對台灣獨立或是台灣認同等價值,史觀方面通常會認為中華民國仍然是正統的中國,繼承中國五千年來的傳統。然而,有部分的人現在會認為,「台獨」對中國/中華民國的威脅已經大於中共,因此從以往的堅決反共態度,轉而不否定中共、甚至希望與中共聯手對抗台獨。國民黨從2005年連戰訪問中國開始的基調即是如此。

除了教育之外,在威權時期被特許成立的媒體及在這些媒體中成長起來的人,仍有不少是「大中華國族主義者」,長期以來用各種方式阻止台灣主體性的建構。例如,「台語」及各種方言曾經長期被禁說,即使在開放之後,跟台語相關的形象也一直被塑造成粗俗與低下的。在藝文創作方面,由於這段歷史曾是禁忌話題,因此長期以來談論白色恐怖的作品都很少,即使出現,也會被部分主流媒體貶低與打壓。僅從這次全聯廣告事件就可以看到,在當下,白色恐怖相關議題依然要使用隱晦的敘事手段來進入流行文化,而即使這種操作不被批判,也仍會造成很大的反彈與壓力。

不過我們同時可以看到,相關的題材在台灣造成的迴響有多大。就像去年「返校」這款電腦遊戲在台灣造成風潮,也是因為其以戒嚴時期為背景。當時不僅國外使用者一片好評,連中國都出現許多遊戲心得和介紹白色恐怖背景的文章。這就是為什麼長期以來,仍主要由保守菁英佔據權力核心的媒體及娛樂界要盡全力阻止相關題材進入大眾流行文化,因為有很多人不想要人們去討論過去的那段獨裁統治對社會造成的傷害。

另外,商業機構現在還要考量到商業行為會否影響投資者以及中國市場。諸如演藝人員在公開場合揮舞國旗(如周子瑜)、表達台灣是一個國家(如宋芸樺),或者曾參與過一些社會運動,便立刻被舉報為台獨份子、成為中國封殺對象的事件層出不窮。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台灣本土意識與台灣認同持續上升,相關題材也就成為「大中華主義者」及中共的禁忌。最近「叩頭政治」正火熱,中國展現極大的影響力去施壓整個市場上的商業行為,嚴重影響多國的言論自由空間,也影響台灣及香港。

回到全聯廣告事件,許多人都在猜測到底全聯高層知不知情、是不是僅為廣告導演自己「偷渡」所為。不過從商業角度來看,公司高層和廣告公司知情也是合理推測,再加上事後商家又把三支廣告原型放上網,顯然是一種商業操作的手段;而全聯始終強調「全聯是全民的超市,一向不觸碰政治議題,期盼各界不要過度聯想」,這本身卻是再政治不過了。

菁英領導的民主化進程缺憾

為何發生人權侵害的台灣,轉型正義遲遲沒有處理,而在本土政權執政的這兩年才(至少在宣稱上)有點動作呢?除了上述已根深柢固的「不要談政治、不要碰爭議」思維模式之外,這也跟當局推動民主化和轉型正義的模式有關。

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雖然不乏民間持續不斷的衝撞與奮鬥,但使得國民黨願意下放權力的兩大重要因素是美國的壓力、以及李登輝執政時期的改革措施。也就是說,是一種由上而下、菁英領導的民主化進程。

由菁英主導的民主化模式,在各種議程設定上常會以舊政權菁英的偏好為主要考量,尤其會去顧及到他們的反對意見。例如李登輝任內就有許多安撫「外省人」的舉措,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處理上,最多只能做到補償受害者家屬以及在文化層面上加以紀念。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完全無法對冤假錯案進行清算與徹查加害者,甚至追查相關檔案或做成相關報告也受阻撓。當局對加害者的究責以及反省尚且不能,更遑論要落實轉型正義當中最重要的「建立防止再發生機制」。

一直到近幾年,零星個別的個人與團體才藉由各種社會運動與社會參與,稍微喚醒台灣社會對於人權議題與政治參與的關心。然而,被這一波重視人權與社會正義的民意浪潮所推上枱面的民進黨政府,也常被批評為對轉型正義施政牛步。經過一番波折,文化部所轄「國家人權博物館」才在今年3月成立、5月揭牌,同時,行政院下的獨立機關「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也於5月底正式掛牌運作。這僅僅只是許多人花費了數年努力之後才有的起步,後續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除了因為菁英們與社會大眾對轉型正義的認知不足,導致執政者怠惰之外,更因為上述提到的,在教育、傳媒、價值觀層面的各種影響使得轉型正義總是充滿正當性危機,看起來總是充滿爭議。這正是為什麼到了今天,明明早該不是禁忌的陳文成博士,又可以因為轉型正義本身的爭議而被操作、被下架而再次「被消失」的悲劇成因。

轉型正義遠超意識形態

轉型正義常被國民黨及中共醜化成「搞台獨」、「抄家」等私人的、黨派性的恩怨,但其實轉型正義的實質意義與影響遠遠超越意識形態。如果一個侵害人權的不義政權以及加害者們無法被追究、各種歷史事件無法被記憶,那麼等於告訴後來的政治參與者「凡事皆可為」,因此這是轉型正義在道德上的必要性所在。

同時,轉型正義揭示的是民主與人權的價值,若要遏止獨裁政權對人權的侵害,仰賴的是社會對於人權與民主價值的重視、對於正義的追求。如果說,一個社會將轉型正義當成重要的基準與追求的目標時,這樣的社會就不容易出現獨裁政權;當統治者試圖集權或侵害人權的時候,人民也會起而反對和抵抗。這是轉型正義的重大政治「效用」。

進一步來說,認識過去曾發生在你我周遭、自己所居住的土地上所發生的故事,也是一種重要的、定義「共同體」所追求的價值和範圍的方式。如果我們持續追求和諧、避免爭議、維持自我審查的習慣,那就永遠不可能認識屬於這塊土地的歷史、找到真正的認同。面對過去、處理集體傷痕、建立能夠維繫彼此並保障共同體成員的制度,對新興民主國家來說,是邁向「共同的未來」重要的基礎。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從整個東亞,甚至是世界的脈絡來看,台灣目前就是位在中國向外輸出威權價值的第一線,如同香港一樣。台灣如果能更加注重轉型正義,透過文化教育與相關政策更加努力地記憶「陳文成們」,拒絕遺忘過往台灣曾經發生的人權侵害與悲劇,那才更能夠真正地去區分台灣和中國的不一樣,並且有可能成為各地(例如香港或許多東南亞國家)對抗威權政治的燈塔角色。

這一切,都是「很政治」的事情。

(陳方隅,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陳信仲,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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