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釋昭慧：痛定思痛，解析佛門中的「結構性罪惡」

編者按：8月1日，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北京龍泉寺主持釋學誠遭兩名男弟子實名舉報性侵女弟子，長達 95 頁的 PDF 檢舉文件在網上大範圍流傳，引起社會強烈關注，中國國國家宗教局也介入調查。事件隨後沉寂，直到8月15日內地媒體報導，在當日召開的中國佛教協會第九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上，中國佛教協會接受釋學誠辭去會長一職。據稱，他還將辭去全國政協常委等社會職務。

當事人被追究責任，理所應當。然而，對於佛教乃至其他宗教來說，傳出性醜聞並非第一次，而宗教界中頻頻傳出此類事件，且常存在知而不報的現象，其中個體固然當責，但結構性的問題卻才是根源。佛教界為何會產生性醜聞？醜聞之後的處理手法存在哪些問題？向來走在社會前端的台灣昭慧法師，於8月7日在鳳凰網上對此事撰寫了評論。端傳媒獲作者授權，在釋學誠辭職之際再度編修刊發，以求引起反思。

每當佛門發生負面醜聞時，我總不免被媒體訪談，或是受佛門同道要求，希望我能發聲。日前，媒體瘋傳中國佛教界的重大性醜聞，我當然也不例外地面對了同樣的課題。

在主觀情感上，我十分期盼：這只是一起對A僧予以人格構陷的惡鬥。因為我對A僧所主持的B寺中，那群温文儒雅、學養甚佳的優秀僧人，極具好感。過往無論是在哪個傳承體系，我都很少看到男性僧人會如此地「以法為尊」──沒有任何虛矯身段，面對一個在中國佛教界被謔稱為「魔頭」的區區在下，竟然在兩次來台參訪時造訪於我，並且真誠請教。

他們的問題非常深刻，並且往往問到非常核心的關鍵處，顯然他們不只是擁有「清華博士」之類世俗的亮麗文憑，而是在進入佛門後，擁有高質量的修學環境，讓他們能在佛法與戒律方面，獲得長足的進步。見弟子之素質如此，可以想見其師長之水平，以及這位師長「厚植佛門人才」的高瞻遠矚。因此雖不曾與A僧碰面，但對他自然會有某種程度的敬重，這也是理所當然。

因此，我不想針對這起還在「調查階段」的事件，作任何對當事人的「人格品評」或「言行品評」，而想來談談佛門中的「結構性罪惡」。

醜聞處理三部曲：共構「結構性問題」

面對性醜聞，所有宗教機構的處理態度非常一致，往往導向如下三部曲：

第一部曲：集體禁言。用意在「顧全大局」，以減除該宗教的傷害。

第二部曲：局部地「劃清界線」。若已無法集體禁言，則退而求其次，就是將事件導向「個案問題」。亦即：該宗教是沒有問題的；千錯萬錯，都是個案當事人的錯。個案性格乖謬、觀念偏差，以致無法領略該宗教之善之美，而受魔力支配，成為歧途亡羊。

第三部曲：「杜絕言路」。倘有哪個不長眼的晚輩或信徒，膽敢提出詢問或質疑，在佛門，必將端出「僧事僧決」、「白衣無權干預」之類，極度拉高僧權的姿態，用以杜絕悠悠之口。其他宗教也有類似手法，在此不贅。

這三部曲，共構了各宗教當局的「結構性問題」。吾人必須從根源處，勘破它所導致的迷思，否則有心人即便再熱情護教，也往往只是在「挖肉補瘡」，無濟於事！

顧全大局的迷思：醜聞曝光，真的是壞事嗎？

任何一起性醜聞一旦曝光，對佛門肯定是有傷害的。本次佛門中那些呼籲「顧全大局」的種種言論，其實並不意外，這已是各宗教當局在面對醜聞時，相當一致的「制約反應」。

個人以為，宗教性醜聞曝光，真的不是什麼壞事。為了「顧全大局」，而勸受害者隱忍了事，對勇敢揭發醜聞的受害人或第三者，卻予以強烈撻伐，讓受害者永遠躲在陰暗角落獨自哭泣，讓更多無辜的修道人乃至信眾，因無預警而「前仆後繼」地羊入虎口，這才真正是因果鏈上最可怕的「共犯結構」！

個案問題的迷思：佛門中人就請不要掩耳盜鈴

將事件導向「個案問題」，讓所有罪孽全數由當事人背負起來，這種做法，看似縮小了該宗教所受到的打擊面，實則忽略了在根源處的檢討與自清。

以本案為例，A僧已是中國佛教最高領袖，要說這只是他的「個案問題」，把他判為「邪師」、「邪教」，試問其誰能信？更何況，就我前面所述，由B寺學僧水平以觀A僧，相貌、學養、談吐皆在一般之上，要說那僅是A僧個人的「邪惡言行」，其誰能信？

若真誠希望佛教朝向「光明面」來發展，佛門中人就請不要掩耳盜鈴，而須認真看待「性醜聞」深層，男女性別間在佛門中「權力不對等」的老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核心，正是舉報本次事件的兩位男僧，最大的迷思所在。

例如：他們引用了佛門律典對女性管制較嚴的法規，指控A僧沒有依照該諸法規，讓尼眾受兩年學法之戒，於受戒表格上登載不實。但他們卻毫不質疑：為何女僧較諸男僧，得加受兩年的式叉摩那戒？古代是為了「驗孕」而須如此審慎，以現代醫學技術而言，「驗孕」難道還可構成「女性必須推遲兩年出家」的正當理由嗎？兩位舉報人的其中一位，甚至對於女性出家，必須經由男僧投下「贊同票」，不覺有何不妥，只為「將她們送入虎口」而甚感內疚。

實則他們卻完全沒意會到：正是這些壓制女性的佛門「法規」，讓女僧人面對男僧人時，往往自慚形穢，理性繳械，主動千方百計地合理化對方的不當言行。本次事件的女性受害人C，與其師長A僧間前前後後的對白，以及C於事後所做的全面反思，倘若完全屬實，那恰恰證明了：敝人長期呼籲佛門「應予正視」的，如上「性別權力不對等」課題，正是「佛門死穴」。倘若他們還死守古印度文明中產製「出來的許多非人性」「教條」不放，並且視若「佛說」、「聖旨」，那麼，已曝光的永遠只是「冰山一角」，這種「肯定尼眾理應受到二等待遇」的態度，還會繼續打造出更多「性別權力不對等」下的受害人。

也許有人會說，即便性別平等意識，可以百分百落實於佛門之中，難道就不會有性醜聞發生的空間嗎？當然還是可能有，但那時，屬於「兩情相悅」的醜聞必將居多，屬於運用男性權柄以脅迫或催眠對方使令就範者，必將大幅減少。

「依師」的迷思：「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綜合體

舉報人一再指稱A僧為「邪師」，A僧所述為「邪教」，然而筆者認為，最大的「邪惡」，莫過於旁觀的第三者，用些諸如「僧事僧決」、「白衣（或尼眾）閉嘴」之類理由，來共同「杜絕言路」。因為，這只會再一次地複製高高在上的「男權」與「僧權」，讓低「男」一等的女性，低「僧」一等的信眾，習慣性地繼續「依男」、「依僧」。而這正是本案關鍵錯誤──「依師」觀念──的根源！
本案舉報人檢討B寺情況，認為問題可能出在「僧人的主業變成了做事，而不是修行」。然而他們「校勘完成的8套32本《南山律典校釋系列》」，這豈不是攸關修行的「正事」？倘若連這些「正事」都算不得是「修行」，那麼他們本身的「修行」知見就已偏狹。

實則，無論是解脱道還是菩薩道，「修行」都必須依「正見」為導，以「般若」證成。就菩薩道而言，倘能「慈心」與眾生相應，如實正觀「緣起」，那麼，「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篤信「聖教量」的佛弟子，總不會誤以為《金剛經》的如上金句，是「邪師」在說「邪教」吧？

因此，個案問題倘若屬實，那是在「知見」上就先出錯。而且，不只是「男女雙修」觀念有錯，也不僅是「依師」而不「依法」的觀念有錯，更重要的是，依「性別、僧俗、職級」而樹立威權，強化尊卑，罔顧佛陀的「平等」教誡，那是最根源性的錯誤知見。

此一知見只要一日不除，那麼，由「我慢」所延伸出來的種種驕慢或卑慢，必當層出不窮。我常說：許多佛門中人，出家後往往性格大變，不出家還沒那麼「變態」，原因即在於佛門中「僧尊俗卑」、「男尊女卑」的觀念作祟，誘令僧尼二眾雙輸──成為「既自卑，又自大」的矛盾綜合體。若在性別、僧俗別之外，再加上了職級尊卑，這就成了日復一日的「魔性訓練」，讓自視尊貴者將卑微的一方予以物化，讓對方成為自己的「池中之物」。

反思：痛定思痛，杜絕佛門「尊卑意識」

此時此刻，中國佛教亟須做的事，不是一手遮天，不是指歸個案，不是閉塞言路，而是重拾佛法中「平等」的核心價值，視「尊卑意識」為「魔性訓練」。至於個案A，即便所揭露之言行屬實，那都只是再一次證明：強化「尊卑意識」的佛門規制，確確實實是容易令人長養魔性的毒藥，使得A僧即使過往秉性純樸，資質優越，依然在「尊卑意識」的長期浸淫之下，不覺「中毒」而魔性大發；A僧在嚴格意義下，依然是「魔性訓練」的受害者，「哀矜勿喜」可也。

此時佛門最重要的課題，是痛定思痛，杜絕那些強化「尊卑意識」，且周而復始地透過日常生活與儀軌操作，而建構牢不可拔之「尊卑秩序」（特別是性別秩序）的「魔性訓練」！

（釋昭慧，台灣佛教比丘尼，現為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她向來走在社運前端，關注動保、同婚、賭博等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