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胡温體制以來，期待經由經濟全球化、民間啟蒙和公民社會運動共同推進中國政治改革的「漸進改良主義」，已經宣告破產，這就使得不甘於接受現狀的思想者和行動者不得不另謀出路。近期的#Metoo運動，在很多社會領域中激發反響，其中之一便是，堅守舊有路線的「自由派」和一些更激進團體，難以就新近湧現的社會議題達成共識，而在自由派陣營內部，那些希望開拓新進路的成員，也和上一代人產生了隔閡。
上一代自由派「失敗」的原因很多，從我自己的觀察角度而言，「組織性」問題是其中之一。一方面，自由主義強調個性的自由發展，而「組織」則有壓抑個性的趨向，所以自由主義者裏面，不管是學者、記者、作家，還是維權律師、公益從業者和社會活動家，基本都是獨立的，或只屬於一些連帶性較弱的機構。另一方面也有大環境的原因：中國政府對任何體制外的「組織性」都十分警惕，那些稍微具有「組織性」特徵的非政府機構，基本都被當局以各種藉口消滅掉了；而為了儘量在政府允許的框架內活動，上一代的自由派也有意不去太多考慮「組織性」的問題。
「組織性」之所以重要，還因為我不太相信這個政權可以再維持幾十年。一旦它崩盤，在不存在良性組織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一個自由民主政體。中間會經歷什麼，建立起來的又會是什麼，我們都只能做好最壞的打算。但我不相信如劉仲敬所言，組織力量來自於帶有「封建」性質的小共同體，那樣的等級制和父權制的社會也絕對不是自由派該去追求的。
此外，自由派陣營的部分中青年學者也開始反思，自由派對中國革命的評價是否過於消極，忽略了它對提升中國國力和國際地位、促進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平等（儘管又製造了新的不平等）所做出的貢獻。這種意見不無道理，如果對1949-1978這一段時期全盤否定，那不僅大部分中國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從歷史哲學的角度，這種敘事也是難以自圓其說的。恰好此前我重新看了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裏面高度讚揚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組織能力，於是我再次拎起了「怎麼辦」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一問題，自由派「閉門造車」是行不通的，必須眼光向外，觀察當下中國左翼青年運動的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