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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純:左翼青年與「反國家主義聯盟」

在左翼自由主義者、女權主義者、托派和堅定的反國家主義毛左之間,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共識和巨大的聯合空間,激發更有行動力的群體主導的抗爭。


自由主義強調個性的自由發展,而「組織」是壓抑個性的,所以自由主義者裏面,不管是學者、記者、作家,還是維權律師、公益從業者和社會活動家,基本都是獨立的,或只屬於一些不具備團結性的「機構」。 攝: Feng Li/Getty Images
自由主義強調個性的自由發展,而「組織」是壓抑個性的,所以自由主義者裏面,不管是學者、記者、作家,還是維權律師、公益從業者和社會活動家,基本都是獨立的,或只屬於一些不具備團結性的「機構」。 攝: Feng Li/Getty Images

自胡温體制以來,期待經由經濟全球化、民間啟蒙和公民社會運動共同推進中國政治改革的「漸進改良主義」,已經宣告破產,這就使得不甘於接受現狀的思想者和行動者不得不另謀出路。近期的#Metoo運動,在很多社會領域中激發反響,其中之一便是,堅守舊有路線的「自由派」和一些更激進團體,難以就新近湧現的社會議題達成共識,而在自由派陣營內部,那些希望開拓新進路的成員,也和上一代人產生了隔閡。

上一代自由派「失敗」的原因很多,從我自己的觀察角度而言,「組織性」問題是其中之一。一方面,自由主義強調個性的自由發展,而「組織」則有壓抑個性的趨向,所以自由主義者裏面,不管是學者、記者、作家,還是維權律師、公益從業者和社會活動家,基本都是獨立的,或只屬於一些連帶性較弱的機構。另一方面也有大環境的原因:中國政府對任何體制外的「組織性」都十分警惕,那些稍微具有「組織性」特徵的非政府機構,基本都被當局以各種藉口消滅掉了;而為了儘量在政府允許的框架內活動,上一代的自由派也有意不去太多考慮「組織性」的問題。

「組織性」之所以重要,還因為我不太相信這個政權可以再維持幾十年。一旦它崩盤,在不存在良性組織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一個自由民主政體。中間會經歷什麼,建立起來的又會是什麼,我們都只能做好最壞的打算。但我不相信如劉仲敬所言,組織力量來自於帶有「封建」性質的小共同體,那樣的等級制和父權制的社會也絕對不是自由派該去追求的。

此外,自由派陣營的部分中青年學者也開始反思,自由派對中國革命的評價是否過於消極,忽略了它對提升中國國力和國際地位、促進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平等(儘管又製造了新的不平等)所做出的貢獻。這種意見不無道理,如果對1949-1978這一段時期全盤否定,那不僅大部分中國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從歷史哲學的角度,這種敘事也是難以自圓其說的。恰好此前我重新看了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裏面高度讚揚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組織能力,於是我再次拎起了「怎麼辦」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一問題,自由派「閉門造車」是行不通的,必須眼光向外,觀察當下中國左翼青年運動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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