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有話想說嗎？端傳媒非收費頻道「廣場」歡迎各位讀者投稿，寫作形式、立場不拘，請來函community@theinitium.com，跟其他讀者分享你最深度的思考。
源自美國的「metoo」運動，起源於2006年，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用hashtag「 #metoo」，鼓勵更多的受到過性侵性騷擾的人站出來，表明自己也受到過類似的對待。
Tarana Burke最早使用「metoo」hashtag，得到了眾多相應。「metoo」開始起源於職場性騷擾，後來席捲好萊塢和政界商界。揪出了好萊塢著名製片人Harvey Weinstein這樣的大鱷。從被「metoo」指控到後來走法律程序的案子，多數都有名有實。
近日「metoo」運動席捲中國輿論場，先是7月23日億友公益雷闖被曝性侵，然後有人匿名發文指控章文酒後性侵，蔣方舟和易小荷也第一時間站出來指證章文性騷擾。春樹也曝光作家張弛、《新週刊》創始人孫冕性侵。一時間，媒體圈和公益圈指認男上司男主管不檢點行為的風氣驟起。
7月27日，網絡上傳出一篇署名清華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的文章，關於「metoo」，指出「metoo」運動在中國存在的諸多不足，並表示了對運動擴大化的擔憂。但是看完文章以後會發現，劉瑜對「metoo」的理解是錯誤的。
「何不食肉糜」
「metoo」運動，針對的是父權社會。「metoo」要求的是「yes means yes」，把舉證責任推到了男方，要求男方證明女人說了「yes」，整個法律的舉證天平就反轉了。只有對方同意才可以實行。而「no means no」，在法律上讓女人具有舉證責任，來證明自己確實表達了「no」這個意思。一個女子，在對某個男人有好感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清晰地讓審案的人相信她的「no」。劉瑜討論的還是「no means no」，受害方要明確表示反對才可以，可以說是沒有講到問題的點上。
劉瑜文章第12段寫到好萊塢為首的大眾文化，充滿了性暗示，以此為性騷擾開脱，好像女性穿着暴露，交的男朋友多，別人隨便碰幾下就很正常。第14段又說，人是信號的動物，貌似此種穿着打扮就是給人「yes」的意思。別人頻繁換男友，就是「open sex」嗎，就可以亂摸就可以性騷擾嗎，這是大大的誤區，她可以騷，你不可以擾，這是基本常識。
雖然劉瑜後面聲明這不是蕩婦羞辱，但是這就是蕩婦羞辱。問題是有權有勢的人不會管你穿着暴露不暴露，要摸你還是要摸你。更多男權主義者會認為文人圈子本來就是這個風氣，這是風流瀟灑，頂多算風流韻事，根本沒什麼大不了。
劉瑜指責網上發聲是文革式的大鳴大放貼大字報不走法律途徑，且不說受害者網上發聲要承受巨大壓力，被人指責不檢點不說，還要被人指責賣了還沒達到目的所以出來指認。退一步講，在中國走法律途徑行得通嗎，朱軍一個小小案件都被壓制下來不許聲張，認為走法律途徑可以得到公正的結果，類似於問「何不食肉糜」。
按照鄧式官方文革解讀，貼大字報是衝擊社會現有秩序，但還有1978年發生的西單民主牆事件，那是公民自發的意見表達機會。
「大鳴大放」是於1957年開始的幫黨整風的運動，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延伸。貼大字報在文革中比較盛行，也對各級大小官員有一定的約束作用。「四大」作為公民自由表達的基本權利被寫進了1975年憲法。文革結束後也沒有馬上廢止，還寫進了1978年憲法。直到發生了西單民主牆，矛頭直指最高領導人以後，直到1980年才被當局取消。
四大，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又稱大民主。
人民有了自由表達的權利就會亂套，這是官方意識形態一貫的思路，網上表達就是貼大字報，從而導致社會亂套，這是一套非常荒謬的邏輯。
自由派公知的衰落
中國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這個概念，最早起始於2004《南方人物週刊》評選「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早期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於向公眾普及現代西方文明政治理念，啟迪民智，起了一定作用，這些人多數是高校或者學術機構的學者，敢於表達個人見解，有些觀點不同於主流官方意識形態，也敢於向官方正統觀點挑戰。一些人的出版和在媒體上表達的權利收到了當局的限制和打壓，也得到了相當多的人同情。
2009年中國政府在封鎖了推特以後，開通了新浪微博，眾多公知大V在微博上發表意見，吸引了大量粉絲，充當意見領袖，一定上引導了網絡輿論。例如温州動車事件，給當局造成了一定執政壓力。之後微博上的公知言論受到到政府的多輪管控和限制，在打擊了薛蠻子嫖娼，作業本，李開復因癌症隱退以後，以及當局打壓了新公民運動以後，公知的網絡話語空間日漸萎縮。
而今時今日，尚存言論空間的所謂自由派公知，對於公權力，並非持強烈的批評立場，很多人也是體制內編制，所以跟權力之間的態度就有着些許曖昧。有些人甚至可以因為自己的名氣和地位得到一定的利益。這樣與體制並存，其批判意識就更為弱化。另一方面，多數體制內公知，並不反體制，還是寄望於體制內健康力量走改良路線。
基於精英主義的立場，知識結構陳舊，又本能的與社會運動，平權觀念等左派立場產生排斥，從而導致與草根群眾的需求產生嚴重脱節。自由派公知的主要目標，變成了排斥極左派或者毛左對於當局政策的影響，這些努力，對於當局政策的影響並不顯著。如此下來，公知一方面想要充當意見領袖青年導師希望代表民意，另一方面又做着維護體制的事。這種尷尬的境地一時半會也改變不了。公知剩餘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現實環境如此，是挑戰主流意識形態還是靠攏，是個困難選擇。一旦坐穩了立場，有些僵化的思維方式已經徹底固化了而不自知，就並不少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