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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自由派公知的衰落

一旦坐穩了立場,有些僵化的思維方式已經徹底固化了而不自知,就並不少見了。


近日metoo運動席捲中國輿論場,先是7月23日億友公益雷闖被曝性侵,然後有人匿名發文指控章文酒後性侵他,蔣方舟和易小荷也第一時間站出來指證章文性騷擾。 攝:Wu Sheng/Getty Images
近日metoo運動席捲中國輿論場,先是7月23日億友公益雷闖被曝性侵,然後有人匿名發文指控章文酒後性侵他,蔣方舟和易小荷也第一時間站出來指證章文性騷擾。 攝:Wu Sheng/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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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美國的「metoo」運動,起源於2006年,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用hashtag「 #metoo」,鼓勵更多的受到過性侵性騷擾的人站出來,表明自己也受到過類似的對待。

Tarana Burke最早使用「metoo」hashtag,得到了眾多相應。「metoo」開始起源於職場性騷擾,後來席捲好萊塢和政界商界。揪出了好萊塢著名製片人Harvey Weinstein這樣的大鱷。從被「metoo」指控到後來走法律程序的案子,多數都有名有實。

近日「metoo」運動席捲中國輿論場,先是7月23日億友公益雷闖被曝性侵,然後有人匿名發文指控章文酒後性侵,蔣方舟和易小荷也第一時間站出來指證章文性騷擾。春樹也曝光作家張弛、《新週刊》創始人孫冕性侵。一時間,媒體圈和公益圈指認男上司男主管不檢點行為的風氣驟起。

7月27日,網絡上傳出一篇署名清華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的文章,關於「metoo」,指出「metoo」運動在中國存在的諸多不足,並表示了對運動擴大化的擔憂。但是看完文章以後會發現,劉瑜對「metoo」的理解是錯誤的。

「何不食肉糜」

「metoo」運動,針對的是父權社會。「metoo」要求的是「yes means yes」,把舉證責任推到了男方,要求男方證明女人說了「yes」,整個法律的舉證天平就反轉了。只有對方同意才可以實行。而「no means no」,在法律上讓女人具有舉證責任,來證明自己確實表達了「no」這個意思。一個女子,在對某個男人有好感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清晰地讓審案的人相信她的「no」。劉瑜討論的還是「no means no」,受害方要明確表示反對才可以,可以說是沒有講到問題的點上。

劉瑜文章第12段寫到好萊塢為首的大眾文化,充滿了性暗示,以此為性騷擾開脱,好像女性穿着暴露,交的男朋友多,別人隨便碰幾下就很正常。第14段又說,人是信號的動物,貌似此種穿着打扮就是給人「yes」的意思。別人頻繁換男友,就是「open sex」嗎,就可以亂摸就可以性騷擾嗎,這是大大的誤區,她可以騷,你不可以擾,這是基本常識。

雖然劉瑜後面聲明這不是蕩婦羞辱,但是這就是蕩婦羞辱。問題是有權有勢的人不會管你穿着暴露不暴露,要摸你還是要摸你。更多男權主義者會認為文人圈子本來就是這個風氣,這是風流瀟灑,頂多算風流韻事,根本沒什麼大不了。

劉瑜指責網上發聲是文革式的大鳴大放貼大字報不走法律途徑,且不說受害者網上發聲要承受巨大壓力,被人指責不檢點不說,還要被人指責賣了還沒達到目的所以出來指認。退一步講,在中國走法律途徑行得通嗎,朱軍一個小小案件都被壓制下來不許聲張,認為走法律途徑可以得到公正的結果,類似於問「何不食肉糜」。

按照鄧式官方文革解讀,貼大字報是衝擊社會現有秩序,但還有1978年發生的西單民主牆事件,那是公民自發的意見表達機會。

「大鳴大放」是於1957年開始的幫黨整風的運動,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延伸。貼大字報在文革中比較盛行,也對各級大小官員有一定的約束作用。「四大」作為公民自由表達的基本權利被寫進了1975年憲法。文革結束後也沒有馬上廢止,還寫進了1978年憲法。直到發生了西單民主牆,矛頭直指最高領導人以後,直到1980年才被當局取消。

四大,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又稱大民主。

人民有了自由表達的權利就會亂套,這是官方意識形態一貫的思路,網上表達就是貼大字報,從而導致社會亂套,這是一套非常荒謬的邏輯。

自由派公知的衰落

中國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這個概念,最早起始於2004《南方人物週刊》評選「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早期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於向公眾普及現代西方文明政治理念,啟迪民智,起了一定作用,這些人多數是高校或者學術機構的學者,敢於表達個人見解,有些觀點不同於主流官方意識形態,也敢於向官方正統觀點挑戰。一些人的出版和在媒體上表達的權利收到了當局的限制和打壓,也得到了相當多的人同情。

2009年中國政府在封鎖了推特以後,開通了新浪微博,眾多公知大V在微博上發表意見,吸引了大量粉絲,充當意見領袖,一定上引導了網絡輿論。例如温州動車事件,給當局造成了一定執政壓力。之後微博上的公知言論受到到政府的多輪管控和限制,在打擊了薛蠻子嫖娼,作業本,李開復因癌症隱退以後,以及當局打壓了新公民運動以後,公知的網絡話語空間日漸萎縮。

而今時今日,尚存言論空間的所謂自由派公知,對於公權力,並非持強烈的批評立場,很多人也是體制內編制,所以跟權力之間的態度就有着些許曖昧。有些人甚至可以因為自己的名氣和地位得到一定的利益。這樣與體制並存,其批判意識就更為弱化。另一方面,多數體制內公知,並不反體制,還是寄望於體制內健康力量走改良路線。

基於精英主義的立場,知識結構陳舊,又本能的與社會運動,平權觀念等左派立場產生排斥,從而導致與草根群眾的需求產生嚴重脱節。自由派公知的主要目標,變成了排斥極左派或者毛左對於當局政策的影響,這些努力,對於當局政策的影響並不顯著。如此下來,公知一方面想要充當意見領袖青年導師希望代表民意,另一方面又做着維護體制的事。這種尷尬的境地一時半會也改變不了。公知剩餘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現實環境如此,是挑戰主流意識形態還是靠攏,是個困難選擇。一旦坐穩了立場,有些僵化的思維方式已經徹底固化了而不自知,就並不少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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