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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美国的“metoo”运动，起源于2006年，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用hashtag“ #metoo”，鼓励更多的受到过性侵性骚扰的人站出来，表明自己也受到过类似的对待。
Tarana Burke最早使用“metoo”hashtag，得到了众多相应。“metoo”开始起源于职场性骚扰，后来席卷好莱坞和政界商界。揪出了好莱坞著名制片人Harvey Weinstein这样的大鳄。从被“metoo”指控到后来走法律程序的案子，多数都有名有实。
近日“metoo”运动席卷中国舆论场，先是7月23日亿友公益雷闯被曝性侵，然后有人匿名发文指控章文酒后性侵，蒋方舟和易小荷也第一时间站出来指证章文性骚扰。春树也曝光作家张弛、《新周刊》创始人孙冕性侵。一时间，媒体圈和公益圈指认男上司男主管不检点行为的风气骤起。
7月27日，网络上传出一篇署名清华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的文章，关于“metoo”，指出“metoo”运动在中国存在的诸多不足，并表示了对运动扩大化的担忧。但是看完文章以后会发现，刘瑜对“metoo”的理解是错误的。
“何不食肉糜”
“metoo”运动，针对的是父权社会。“metoo”要求的是“yes means yes”，把举证责任推到了男方，要求男方证明女人说了“yes”，整个法律的举证天平就反转了。只有对方同意才可以实行。而“no means no”，在法律上让女人具有举证责任，来证明自己确实表达了“no”这个意思。一个女子，在对某个男人有好感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清晰地让审案的人相信她的“no”。刘瑜讨论的还是“no means no”，受害方要明确表示反对才可以，可以说是没有讲到问题的点上。
刘瑜文章第12段写到好莱坞为首的大众文化，充满了性暗示，以此为性骚扰开脱，好像女性穿着暴露，交的男朋友多，别人随便碰几下就很正常。第14段又说，人是信号的动物，貌似此种穿着打扮就是给人“yes”的意思。别人频繁换男友，就是“open sex”吗，就可以乱摸就可以性骚扰吗，这是大大的误区，她可以骚，你不可以扰，这是基本常识。
虽然刘瑜后面声明这不是荡妇羞辱，但是这就是荡妇羞辱。问题是有权有势的人不会管你穿着暴露不暴露，要摸你还是要摸你。更多男权主义者会认为文人圈子本来就是这个风气，这是风流潇洒，顶多算风流韵事，根本没什么大不了。
刘瑜指责网上发声是文革式的大鸣大放贴大字报不走法律途径，且不说受害者网上发声要承受巨大压力，被人指责不检点不说，还要被人指责卖了还没达到目的所以出来指认。退一步讲，在中国走法律途径行得通吗，朱军一个小小案件都被压制下来不许声张，认为走法律途径可以得到公正的结果，类似于问“何不食肉糜”。
按照邓式官方文革解读，贴大字报是冲击社会现有秩序，但还有1978年发生的西单民主墙事件，那是公民自发的意见表达机会。
“大鸣大放”是于1957年开始的帮党整风的运动，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延伸。贴大字报在文革中比较盛行，也对各级大小官员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四大”作为公民自由表达的基本权利被写进了1975年宪法。文革结束后也没有马上废止，还写进了1978年宪法。直到发生了西单民主墙，矛头直指最高领导人以后，直到1980年才被当局取消。
四大，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又称大民主。
人民有了自由表达的权利就会乱套，这是官方意识形态一贯的思路，网上表达就是贴大字报，从而导致社会乱套，这是一套非常荒谬的逻辑。
自由派公知的衰落
中国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这个概念，最早起始于2004《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早期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向公众普及现代西方文明政治理念，启迪民智，起了一定作用，这些人多数是高校或者学术机构的学者，敢于表达个人见解，有些观点不同于主流官方意识形态，也敢于向官方正统观点挑战。一些人的出版和在媒体上表达的权利收到了当局的限制和打压，也得到了相当多的人同情。
2009年中国政府在封锁了推特以后，开通了新浪微博，众多公知大V在微博上发表意见，吸引了大量粉丝，充当意见领袖，一定上引导了网络舆论。例如温州动车事件，给当局造成了一定执政压力。之后微博上的公知言论受到到政府的多轮管控和限制，在打击了薛蛮子嫖娼，作业本，李开复因癌症隐退以后，以及当局打压了新公民运动以后，公知的网络话语空间日渐萎缩。
而今时今日，尚存言论空间的所谓自由派公知，对于公权力，并非持强烈的批评立场，很多人也是体制内编制，所以跟权力之间的态度就有着些许暧昧。有些人甚至可以因为自己的名气和地位得到一定的利益。这样与体制并存，其批判意识就更为弱化。另一方面，多数体制内公知，并不反体制，还是寄望于体制内健康力量走改良路线。
基于精英主义的立场，知识结构陈旧，又本能的与社会运动，平权观念等左派立场产生排斥，从而导致与草根群众的需求产生严重脱节。自由派公知的主要目标，变成了排斥极左派或者毛左对于当局政策的影响，这些努力，对于当局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如此下来，公知一方面想要充当意见领袖青年导师希望代表民意，另一方面又做着维护体制的事。这种尴尬的境地一时半会也改变不了。公知剩余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现实环境如此，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靠拢，是个困难选择。一旦坐稳了立场，有些僵化的思维方式已经彻底固化了而不自知，就并不少见了。
衰落是必然的
說到底，不是誰都是朱軍。沒有文化層面的關顧，談何觀念和意識的更新？
與其作這種亂打一氣的意識批判，不如更切實地想想性侵受害者(無論是中產還是草根，在沒有法律保護，強權橫行的中國都是弱勢)怎麼在刻下的現實裏找到可行的出路。
她呼籲的其實是一種更周全自省的意識。而已。
我一直無法理解所謂「知識結構陳舊」到底是什麼意思。
劉瑜甚至沒說法律一定行得通，她意見的核心是指出你選擇把事件放到公眾領域產生你無法控制的影響甚至傷害前，先作小範圍的努力。如果不同意劉瑜的某些意見，進而把她作為自由派公知的代表(本文)來為自由派公知定棺，或者與想像的文革創傷後遺族群綑綁(孫昱)，加以論處，再一併冠以「知識結構陳舊」的籠統定論作拋棄狀，會不會太草率和粗糙？
有一點我是同意的，有那麼一批進入制度的知識分子，他們堅持建立秩序，把社會轉型的風險控制到最小。但這種主張陳舊了嗎？何以見得？即便制度廢弛，是否就代表可以完全摒棄秩序(哪怕是民間自建的秩序，事實是我從一篇描述受害者如何從迷惑走到公開的《端》文，看到了自制自持的意識)。劉瑜最能擊中Metoo的一點在於它一錘定音，完全無視兩性(多數)交往中信息接收的複雜性，這種提醒相當及時。你不能看着眼前這些個案來預見整個運動可能的外延。
說劉瑜與左派不相容(而左派是平權觀念的代言人，於是彷彿劉瑜便與平權過不去了)，這需要依據。而惟護體制的動機猜測就更不美了。
為什麼是這種你死我活的局面，而不是某種補充和反省甚至警愓？是Metoo們太沒有容納消化的能力嗎？
在帝国把METOO和“草根群众的需求”联系在一起本身就跟逗乐子差不多，基本上这波METOO就是城市白领甚至知识精英们在玩的，蒋方舟易小荷春树哪个给了你草根的错觉？草根需求？作者本人对草根这个词理解是不是有什么偏差。帝国的草根们能不能认出METOO这两个单词都还是问题呢。
并不赞成“与草根群众的需求产生严重脱节”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精英主义的立场，知识结构陈旧，又本能的与社会运动，平权观念等左派立场产生排斥”，思想需要讨论，激荡和修正，密不透风的屏蔽与删除，使得自由主义思想完全丧失了阵地，普通民众无法感知，作者也无法得到来自普通民众的反馈，就算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也重重受限，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脱离现实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