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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易忻:《我不是藥神》沒說清楚的事,高藥價裏的「中國特色」

中國高藥價的問題根本,是中國在適應新自由主義式的全球化中所產生的一種既新穎又僵化的混雜變種,不幸地發展出畸形的醫藥市場。


中國高藥價的問題根本,與全球層次的醫藥資本化運動,以及國家層次的管理體制無法與時俱進、公立醫院壟斷體制等問題密切相關。 圖:Imagine China
中國高藥價的問題根本,與全球層次的醫藥資本化運動,以及國家層次的管理體制無法與時俱進、公立醫院壟斷體制等問題密切相關。 圖:Imagine China

中國內地電影「我不是藥神」日前引發諸多討論,電影主角程勇(故事原型人物為陸勇)走私印度仿製藥以挽救慢性白血病患者的故事,暴露出長久以來中國存在藥價過高、民眾買藥難的弊病。

中國高藥價的問題根本,與全球層次的醫藥資本化運動,以及國家層次的管理體制無法與時俱進、公立醫院壟斷體制等問題密切相關。在具體的實踐中,「藥價變高」經過了哪些環節、哪些人、哪些手?本文將從跨國藥廠的資本化運動及中國內部的定價機制入手分析。

跨國藥廠的「超國民待遇」

中國給予跨國藥企「超國民待遇」的最特殊之處,在於即使原研藥20年的專利保護期過了,跨國藥企依然可以享受單獨定價的優惠政策。不過,享受這個優勢卻需要藥企在中國語境中付出製造及研發成本之外的成本,即中國特色的潛規則成本。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逐漸成為西方大型跨國藥企一個主要的市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接軌新自由主義式的全球化,也融進了跨國藥企醫藥資本化運動的一環。而跨國藥企為掌握定價權,會透過其制度策略及政商策略的相互配合來進行權力運作。

在制度策略上,跨國藥企推動「國際專利權制度」以保有其競爭優勢。他們之所以會不斷發明新藥物,是因為一方面,他們擁有先進的技術及雄厚的資本以應對不斷試錯的燒錢風險;另一方面,他們推動在WTO下進行知識產權國際化,以阻止其他廠商在短時間內仿製他們辛苦研發的藥品。然而,這些國際制度的設計保護跨國藥企的權利,卻鮮少規範他們的責任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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