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7月初爆發的廣州中山大學#MeToo事件，隨着校方處理通告的發布，暫告一段落，但是行動者的反思沒有停止，本文正是相關行動者對是次事件在理論及行動層面的全面自省。
「我們何時變得這麼激進的？」2018年5月8日，校門外的餐廳，我們聚在一起，每個人臉上都是糾結和疲憊。
在11天以前，4月28日，《田野裏的「叫獸」》一文發布，作者匿名曝光了我系某老師在進行田野研究時的性騷擾行為——那些我在兩年前就聽到過的「故事」。
於是，隨後兩天，我和幾個系內好友一起寫了一封建議信（未在網絡上公開），以「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反性騷擾關注小組」的名義（下文簡稱反性騷擾小組。小組僅因學生關注本次事件而自發成立，非長期組織）發送到了院領導的郵箱。
在我們撰寫建議信期間，《田野裏的「叫獸」》所提及的被侵擾方表示，TA們（編按：他／她的漢語拼音，是中國大陸近年的網絡新詞，在指代對象含有不同性別、或作者認為毋需清楚交待性別時使用）沒有意願再把自己曝光在公眾視野中，對此，小組成員表示尊重並接受了TA們的意見。與此同時，系內另一位老師——張鵬——的事跡卻開始浮出水面：他騷擾過的人數更多、持續時間更長、情節更為嚴重。我們也和張鵬性騷擾的當事人取得了聯繫，了解了TA們的經歷、訴求和困難。
因此，在這封建議信中，我們除了附上院內兩名教師涉嫌性侵擾的口述故事、要求院方調查處理涉事教師之外，還進一步要求校方建立防範性騷擾機制。建議信在4月30日凌晨一點多發出，凌晨兩點多我們就收到了答覆。院領導答應，在「五一」假期回來以後，跟我們開一個座談會。而被張鵬侵擾的當事人們，在5月初向學校紀委集體舉報了張鵬。
我們決定等待學校和學院的回答，直到發出建議信兩個月後。
這是我們的人類學系，我們真的要這樣做嗎？
儘管苦於反覆的糾結、權衡，與官僚系統的拖沓帶來的情緒內耗，我和同伴們仍有這樣的自省：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只是在為當事人的自主行動積累合法性。
「那可是我們的老師啊，那可是陪伴了我四年的人類學系。我們真的要這樣做嗎？」自4月28日起，我們每一天都有新的信息交換和糾結。受害當事人的經歷、校長會「滅系」的傳言、對本系和老師的複雜情感，讓夥伴們的情緒持續負重超載。大家一點一點消解着「要親手將人類學系推上風口浪尖」這一心理壓力。
然而，在歷時兩個月的、看似沒有盡頭的等待中，學院逐漸將在座談會上所承諾的制度建設，縮窄到「田野調查專業實習」這一範圍內，而學校紀委在幾次與當事人的談話後便鮮有回音。
長期以來對校方官僚體制的認知，使我們不得不審慎看待學院與學校的處理態度。另一方面，自2018年初在內地高校燃起的#MeToo之火，也讓我們看到，當校內體制無意或拖延解決事件之時，輿論倒逼制度改革的力量。
儘管苦於反覆的糾結、權衡，與官僚系統的拖沓帶來的情緒內耗，我和同伴們仍有這樣的自省：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只是在為當事人的自主行動積累合法性，張鵬事件何去何從應該交由TA們定奪。
兩個月後，在當事人的自主決定下，我們陪着TA們一起走向了媒體。
7月8日，「人間theLivings」刊出《她曾以為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下文簡稱《她》）一文，令張鵬事件徹底曝光有如水閘泄洪，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從7月8日媒體刊發文章，到10日學校發出《情況通報》，短短三天，事情驟起驟落。我們發出的聲音夾雜在無數群響之中，無數的力量在角逐，而我們並不突出——在這次幾乎不受我們掌控的事情裏，我們到底完成了些什麼呢？我們的行動，是否稍微撬動了長期植根於高校空間裏的性別不平等與性騷擾問題？從我們的角度而言，答案無疑是肯定的。
讓「性」在高校中變得可言說
在一個多年來缺乏性別平等實踐的學系裏，此番行動所撕開的「性與性別」的討論空間無疑是重要的。
首先，中大#MeToo希望使「性」的話語在高校之中變得可以言說。在中大被捲入#MeToo浪潮的兩個月餘時間裏，我們在行動中嘗試了各種路徑，努力讓「性騷擾」成為具有可見性的問題。
最初，當《田野裏的「叫獸」》一文在社交媒體上快速傳播之後，我們便在呈交學院領導的建議信中，整理了數名當事人的親身經歷與感受，試圖從有血肉的故事出發，讓院領導們看到身處權力不對等關係中的當事人們，所遭受的傷害及困擾。此外，我們也明確地提出了訴求：希望學院召開由師生共同參與的座談會，共同探討問題表達意見；希望學院每年為師生開展性別平等相關的教育；一同促進防範性騷擾的長效機制的建立。
我們深刻地認為，性騷擾事件的頻發與當前制度下的權力結構緊密相連。強勢的一方可能會因為手中握有的權力而更輕易地實施侵擾，性騷擾可能以一種成本極低的方式發生，卻給當事人帶來深重的傷害。
在一個多年來缺乏性別平等實踐的學系裏，此番行動所撕開的「性與性別」的討論空間無疑是重要的：事件發生後，中大人類學系以「性騷擾」為主題開展師生座談會，把處於權力結構中不同位置的人聚集在一起，將性騷擾這一涉及性別與權力關係不平等的問題擺上枱面討論；儘管在學校層面建立防治性侵擾的機制仍有很長的道路要走，但學院也對我們的建議信做出部分回應，承諾將在「田野安全教育」和「新生入學教育」中納入防範性騷擾教育，並在對老師的「師風師德」建設中增補防範性騷擾的相關內容；在畢業前夕，我們亦以「一群熱愛關心中大的畢業生」之名，向人類學系的老師們投遞一份與防範性騷擾和性別歧視相關的「畢業禮物」。這些舉動為師生雙方製造了檢視與反思自我的契機，而不同文化背景與身體意識下對性的不同認知，也同樣得到了平等討論的可能。
此外，在《她》文發布引爆關注熱點之後，幾乎所有的媒體報導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性騷擾」來定義張鵬的行為。這或許可以證明：席捲中國高校的#MeToo運動並未增深社會對「性」的恐懼，而恰恰讓「性」和「性騷擾」成為了可以被言說和討論的話題。藉此契機，中大校友和學子亦建立起「metooinSYSU」的微信公眾平台，期待建立學生互助平台，為受困於性騷擾的當事人提供支持，也向廣大師生提供諸如如何應對校園性騷擾、如何取證與求助等方面的建議。
新機制的建設，確實可能再次捲入官僚系統的邏輯，製造並強化新的「科層疊疊樂」。但在現狀之下，去推動一個平台的成立，既具有倡導的可行性，也能以此匯聚起當事人與行動者的目標。這至少是一種可行的監督手段。而若公開、平等的討論能使「性騷擾」三個字在校園中直接說出，而非繞道於「學風」、「師德」之類的官方話語，必將是對既定的性話語的一次突破。
自始至終，#MeToo的最終目的不在於曝光多少位高權重者的「惡行」，而在於女性的自我賦權與性別平等議程的推進。中大#MeToo所創造的平台，也絕不是充滿控訴的「受害者敘事」聯盟——它鼓勵曾經遭受性騷擾的人們站出來發聲，期望揭示現有的權力結構中切實存在的諸多壓迫。
以往，在與性相關的侵擾行為之中，人們常常將過錯加諸於被侵擾的一方，使受到侵擾的人產生「羞恥感」，認為自己的經歷是需要被掩蓋、不能公開的。#Metoo運動的可貴之處正在於打破這種對「受害者」的壓迫，讓受到侵擾的人擺脱被指責所帶來的「羞恥感」，擺脱污名，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光明正大地談論與性相關的話語。換言之，正是#MeToo運動所搭建的平台推動創造了一個安全的、信任的、女性主導的討論性的空間。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目前行動所打開的空間仍是有限的。比如，在中大對張鵬事件的官方回應中，從未出現過「性騷擾」三個字，而是仍以「師風師德」這樣的個體道德話語一概而論。又如，權力機制對此的反應更多在加強對學生的性安全防範教育，這種教育「受害者」的思維並未真正改變不平等的性別與權力格局。
去中心化的大聯結
可以說，在內部組織上，我們便一直竭力去除中大#MeToo運動中的「中心化」；在外部，則期待與接納「去中心化」群眾的自然連接。
其次，作為一次由諸多學生自發參與的事件，中大#MeToo實現了一場去中心化卻不失力量的大聯結。
「這個反性騷擾小組是誰牽頭的？你們為什麼反應速度這麼快？背後是不是有什麼組織？」在與校方、院系協商的過程中，以上質問令我們哭笑不得。在這疑似肯定反性騷擾小組的行動速度與效果的質疑背後，隱藏着官僚體制對於公民／學生行動根深蒂固的想像和成見——任何的「搞事」都有一個明確的核心領導人物／組織，而參與其中的學生往往是被利用、被煽動的。
科層制系統中常常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何一群學生能如此熱情、團結、高效地參與推動一個「事不關己」的社會議題？
而#MeToo運動——無論是全球還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意義之一，正是在於對這種固有想像的挑戰與突破。
基於自身的性別身份與身體經驗，行動者努力以同理心理解當事人的性別壓迫經歷，把從共情中獲得的力量轉化為行動。於是，有曾見證田野性騷擾的畢業生匿名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文章，有遭受性騷擾的當事人們聯合舉報，有中大學生自發建立反性騷擾小組、給學院寄送倡議信，有學生組隊參加學校「十大提案」活動倡導機制建設，有校友建立「metooinSYSU」的微信公眾號平台並發起聯署公開信，也有校友自發寄送建議信至校長辦公室……
參與行動的學子們有男有女，來自不同年級、不同院系，不少甚至素未謀面，但都關切此事並致力於推動高校性別平等教育與防範性騷擾機制建設，在沒有明確核心骨幹的情況下自發地走在了一起。
具體從此次中大#MeToo事件而言，我們認為去中心化的格局形成的主要條件有三：
第一，國內女權行動派的長期深耕。儘管輿論管控日漸收緊，近年來活躍於全國的女權行動派們仍在線上線下野蠻生長，開闢出愈發廣闊的性別討論空間，也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有意推動性別平等的年輕行動者。在此次事件中，我們看到受益於女權主義和公民教育洗禮的中大學子積極地站了出來，成為推動中大#MeToo的一股強大力量。
第二，我們這些行動者多受到人類學、社會學等人文社科的滋養，當事人、系友和校友在事件中縱使立場不同、行動風格不同，但都對性別議題較為敏感。曾有朋友問我：「是不是你們這種人文社科專業／中山大學特別多性騷擾問題？」我想，是因為當我們手裏有了錘子的時候，便會特別留意到釘子的存在。
《她》一文刊出後，互聯網上亦開始流傳各種真假難辨的中大人類學系「八卦」。這些質疑與抨擊一度令我們無比沮喪。但如我們於7月10日刊出的《七問七答：中大反性騷擾關注小組回應張鵬事件》一文中所言：正是因為有人文社科專業背景的長期滋養，我們才能「積累勇氣，站在公眾面前接受審視」。那些參與校內提案、校外聯署發聲、撰文梳理信息的行動者們，也多是這麼集結在一起的。而在這其中，我們並沒有一個處於中心位置的領導者。
第三，反性騷擾小組及其他行動者的性別構成（以女性為主），及受這一性別構成所影響的行動風格。這裏的行動風格是指，受過女權主義洗禮、對自身的女性身份有所覺察、性格温和的我們，在過去兩個月的行動中一直反覆地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甚至自我質疑。
我們努力以同理心理解事件各方（包括涉事教師）不同的立場與態度，嘗試以温和卻不失堅決的態度推進每一次大小行動，並盡力保證一切決定均經由夥伴們民主協商，避免讓自己成為意見領袖。儘管小組成員中有男有女，我們仍戲稱這是一種「姐妹情誼」。我們十分認可這一標籤，並不是對「女性氣質」的刻板印象，而是在女權主義的信念之下在行動中形成的切實友誼。
可以說，在內部組織上，我們便一直竭力去除中大#MeToo運動中的「中心化」；在外部，則期待與接納「去中心化」群眾的自然連接。在行動中，我們始終以女性（尤其是當事人）為主導核心；在面對糾結與矛盾時，我們時時不忘自我反思，給予彼此信任、支持以及同理心。
在實踐中回應理論
「性騷擾」定義的模糊性，也是我們此次行動的最大糾結之一。這不是一個我們可以單方面地、簡單從字典或論文中取出那幾行「定義」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概念。
再者，在行動過程中，實踐會賦予我們詮釋和回應理論爭辯的力量。多年以來，性權派和女權派在性騷擾議題上的爭辯從未停止。如中大#MeToo後，中國人民大學的學者黃盈盈便發表了《「MeToo高校反性騷擾」的社會學分析與對策建議》一文，對聲勢浩大的反性騷擾運動提出批評。其中，黃盈盈指出#MeToo的出發點雖是為女性討回公道、懲罰性侵者，其後果卻是「強化女性的『受害者』位置，弱化女性的『自主能力』，從長遠來看並不能撼動性別不平等的結構」。
然而，我們想與黄盈盈商榷的是：我們認為這次行動恰恰很好地表明，即使是在#MeToo運動的框架內行動，也可以充分發揮女性的主體性。在是否舉報張鵬、是否利用媒體力量倒逼事件處理等關鍵問題上，我們都首先以當事人的意願作為行動的方向指引。同時，在我們發出的系內建議信、校友倡議信和後續推文中，都使用「當事人」（儘管事件發生後採訪的部分媒體拒絕使用我們這種說法）而非「受害者」來指代五名女性，以淡化她們的被動屬性。
實際上，在行動的全過程中充分尊重和發揮當事人的主體性，不僅僅是行動者「應該注意」的事情，當事人呈現的主體性反過來也會給予行動者力量。隨着事件的發展，勇氣與力量開始呈現在她們的一舉一動當中：她們中有人剪了清爽的短髮，發布朋友圈說「期待新的開始」。每次談話中她們冷靜而清醒的訴說，也都會令我們感到振奮，讓我們看到行動的希望。與其說是我們的加入給了她們支持，倒不如說是她們的堅毅成全了我們的行動。
針對#MeToo運動和防範校園性騷擾的行動的另一則「提醒」是：不能照搬西方關於「性騷擾」的定義，在「性騷擾」的定義上要充分考慮我國的國情、世情和人情（顏良聞）。也就是說，在理解性騷擾和推進反性騷擾時，必須照顧「中國特色」，不能在「缺乏充分討論的情況下」，「轉向不加批判地學習美國及台灣等地立法經驗」（黃盈盈）。但事實上，僅從我們所參與的這兩個月行動來看，高校反性騷擾的「中國特色」是十分鮮明的。如果說當下缺乏對「性騷擾」的「充分討論」，那麼我們正在做的，便恰恰是在推進相關討論並積累中國本土的經驗。
比如，在此次事件中，我們和當事人依然首先選擇通過學校的紀律檢查部門來推動解決事件；在尋求制度建設的途徑中，既有的「師風師德」約束條例仍然是我們最重要的突破口。但在實踐中，我們也發現了性騷擾事件的處理充分暴露出科層體制的弊端，也正因對這些弊端有所覺知，我們才討論出推動獨立的防範性騷擾機制的必要性。
「性騷擾」定義的模糊性，也是我們此次行動的最大糾結之一。這不是一個我們可以單方面地、簡單從字典或論文中取出那幾行「定義」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概念——如果是，一切問題就都很簡單了——在其背後，正是不同秩序的性別文化觀如何對話的問題。更何況，具體情境的複雜性也為「性騷擾」的判定增添了重重困難。
對於在人類學系度過了四年時光的我們而言，要批判曾教授過我們的老師的言行，無疑是艱難的。尤其是，如果實施性騷擾的教師本人腦海裏沒有「性騷擾」的概念，只因缺乏性別平等意識和對自身權力的覺察而「犯錯」，那麼對於尚未達成共識的理念差異，怎樣的處理才是合適的？我們之中誰又有權力去裁定「有意」和「無意」二者之間模糊的界限？
畢竟，在羞於談論性議題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教師，未必能時刻地、事無巨細地對自己言語、行動之中的「問題」有所察覺；而在同一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學生，也可能無法在每一個情境中都及時地找到恰當的語言表達自己的不適，給老師傳遞「不」的信號。如果不加分辨地一味批判與指責教師，那未免會滑入一種道德上的獨裁。也因此，我們在每一篇給學院、給學校、給公眾的文字中力求「面面俱到」地傳達我們對於性騷擾這一問題之複雜性的理解。
對於女權行動派推動反性騷擾建制的做法，也一直有聲音「指控」其過於親近國家、擁護權力，存在強化公權力對私人生活領域的管控的危險，認為這是太過幼稚和天真的做法。然而，對於實實在在生活在國家之中的我們而言，國家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存在。並且，國家也從來不是一個「高高在上」、「自在自為」的主體，反而是我們不斷引申、不斷杯葛、不斷改造的所在。如果當事人不願意踏出這一步，我們甚至連行動的第一步也無法踏出。
當然，勢單力薄的我們無法脱離「中國特色」的社會現實，批判性論述的提出、實證研究的參與、與行動者的自反性，也都十分必要。但不論如何，行動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有通過不斷地「行動」，只有直面「國家」甚至有技巧地參與「國家」，才能讓更多結構上的受壓迫者看到同盟，才能串聯起更多自發的行動者，才能藉助現有的條件開闢新的社會空間，拉出新的陣地（正如女權行動派們所一直努力的一樣）。這一種真誠面對當下「權力運作」和「社會現實」的「權力觀」，一點都不幼稚。
中大#MeToo未竟之處
中大#MeToo的行動或許有階段節點上的「勝利」，但那些支撐我們開展此次行動的理念卻還沒有得到廣泛理解。
然而，正如一位當事人所說的：「這不是結果，只是一個開始。」兩個月以來的中大#MeToo 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離我們期待達成的目標仍有不少的距離。
最重要的，在於防範性騷擾機制的建立仍是一片空白。在中大發布的《情況通報》中僅有對張鵬個人的處理結果，通報將性騷擾歸咎於個體師德的缺失，對機制建立的事宜卻隻字未提。從行動最初開始，我們最大的共識便在於建立機制的必要性，這一機制應包括性別平等、反性騷擾的師生教育與性騷擾發生後的申訴處理機制兩個部分。
之所以以機制建立為共識，在於我們認為，性騷擾的發生絕不僅僅是個體道德問題，而植根於性別與權力結構的不平等之中。倘若只關注對個人的處理，不但容易滑向對個體、對特定性別的道德審判，高校性騷擾問題亦難以得到根本上的解決。
並且，性騷擾事件不僅僅存在於師生之間，也不一定只是教師對學生的單向行為，如果僅將此納入「師風師德」的範疇，等於無視其他情況的可能。歸根結底，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長期機制，優化校園環境，營造良好的氛圍，才是治本之策。
另外，從更長遠的角度而言，反性騷擾的目的不僅僅在反性騷擾，更在於真正意義地改變社會上關於「性」的文化——這一點，包括中大在內的國內高校#MeToo行動仍在艱難跋涉中。目前，中大與其他各高校事件所促成的，僅僅是讓性騷擾變得更加可見。
我們希望，長遠可讓公眾更加願意認可：性騷擾對於當事人而言是一種切實的問題，也讓「性」逐漸成為可以被言說、被正視和討論的存在。公眾不再扭扭捏捏地以「毛手毛腳」、「行為不檢點」、「鹹豬手」、「揩油」的說法來避諱，而是大方地說「這是性騷擾」，知道原來這是可以「say no」的事情；公眾越來越多地了解「性騷擾」的內涵，知道它不僅局限於傳統認知意義上的肢體層面；公眾輿論也不再單一地「蕩婦羞辱」，而是越來越多地矯正視線，不斷重新審視「性騷擾」行為的責任主體和文化背景。
可是，注意對當事人的隱私保護、避免對當事人的二次傷害，仍未成為社會公眾的普遍意識；「性騷擾」訴訟的立案難、取證難、賠償難的問題，參與「圍觀」的公眾也未充分體會。即使是部分參與聲援、積極「調查」其他施害嫌疑人的熱心人士，也並未能時刻從當事人的視角出發，權衡諸如簡單舉報能否為當事人尋回公正、未經溝通引起的輿論波瀾是否會給當事人帶來更多壓力等問題。而糾纏於性別、科層、權力、法律、人情的性騷擾問題，註定盤根錯節，無法簡單訴諸未就性騷擾問題展開充分討論的現行法律。
權力機構在處理性騷擾事件時，也仍多將性騷擾視為男性對女性的、強者對弱者的傷害，因而在面對該問題時心痛於「女學生受害」，未能跳出「保護主義」的窠臼。為了簡單、快速地解決涉及多類關係的性騷擾問題，權力機構仍然將對性騷擾的想像限定於教師對學生單一方向的侵擾，在處理與預防上簡單地強調「男女有別」、「師生隔離」。且由於談論性的環境仍未被完全打開，校方仍然遮遮掩掩地以「師風師德建設」之名處理涉事教師，不予「反性騷擾」以正名。
這些都說明，反性騷擾與性別平等之路仍然任重道遠。換言之，中大#MeToo的行動或許有階段節點上的「勝利」，但那些支撐我們開展此次行動的理念卻還沒有得到廣泛理解。
我們希望用實踐推動對性／別平權的討論
形勢固然複雜，但與其被種種負面信息拖入無力的內耗深淵，還不如憑着「良心」和「衝勁」，切切實實地做點事情。
張鵬事件暫告一段落，中大#MeToo卻有更長的路要走。回望過去兩個多月，階段性的「勝利」還是值得慶賀。畢竟，我們這群「天真的人類學學生」所思考的、糾結的、實踐的，還是在轟轟烈烈的高校反性騷擾洪流中留下了些許痕跡，以自身之努力實踐社會科學之批判與實踐精神，延續中山大學性／別平權脈絡。
一路走來，有不少對我們的行動過於温和或過於激進的質疑與批評，有不少對此事所勾連的權力系統內部鬥爭的「吃瓜式」分析，更有不少認為區區學生難以撬動權力的消極之聲。形勢固然複雜，但在我這個「涉世未深」的學生看來，與其被種種負面信息拖入無力的內耗深淵，還不如憑着「良心」和「衝勁」，切切實實地做點事情。畢竟，不去嘗試，改變如何可能？
此外，這段時間以來，當事人們的堅毅，一直是我們行動的最大動力。如果不是TA們勇敢地決意站出來，赤裸裸地向權力機關和公眾剖開自己的傷痛，堅毅地面對各種不可控的輿論質疑與巨大的體制壓力，現有的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懷着對TA們的感激與敬意，我也真誠地期待TA們的勇敢姿態能得到應有的尊重，期待性別平等教育與防範性騷擾機制早日出台和落實，讓遭遇性騷擾的當事人們不必再借由「媒體審判」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方法來尋求公平、公正的處理。
（Lion，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校友）
【作者按】：此外，可以進一步反思的是，在事件傳播過程中，#Metoo議題本身的「政治正確」是否引入了某種程度上的民意挾持？在行政和司法系統對張鵬作出裁定之前，公眾是否已經對張鵬預先地進行了帶罪審判？這些似乎是#Metoo 浪潮中的每個子運動都會面臨的問題（或者說困惑），但我認為這不是困境，更不是悖論。
首先，「媒體審判」是將社會運動事件化、新聞化的過程中與新聞議程設置的固有缺陷相遇的一個表現，不分情況地套用這個已經部分「污名化」了的概念，會阻擋我們看待符合程序的操作和合理訴求的視野。更重要的是，對於弱勢群體在社會運動中的「賦權」是否必然或實然地導致「新的特權」的生成，這種「輿論支援」作為一種「補償」是否正可以說明某個群體處於實質的弱勢地位？對這些個問題的回答不應淪為一個純學理推斷或者語言遊戲。那些認為被「遮蔽」了、被裹挾了、被邊緣化了的的聲音，必須放到現實中檢驗其在文化和權力秩序中的實際位置——有趣的是，這也正是弱勢群體最初站出來爭取話語表達的起點。
我想，我們不需要害怕提出問題，我們的目的是共同解決問題——儘管我們首先要將它「問題化」。有越來越多的問題正在不斷提出，我們的行動也一直試圖邀請社會各界共同回應這些問題，而不是自問自答、自己挖坑自己填。畢竟，從來沒有一步到位的事情，不同的力量仍然在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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