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在外本是有點名頭的；在2007前後幾年，有見到台北書展的策劃者派員過來學習，爾後台北書展的攤位分佈、整體型態都有向香港書展借鑑。內地書展就更不用說是默默派員過來看，各處大型民營書店提及書展，往往也不會漏掉香港書展的名字。總括來說，以人流、講座、展覽三方面，香港書展本來在過去十年有累積的優勢。
但在香港本土而言，歷代的文化人、出版業界、香港大眾媒體都曾對香港書展有過強烈批評，多屆香港書展，都是挾帶著負面新聞，在轟動中開展。筆者翻看檔案，十多年來已寫過七八篇關於香港書展的文章，在香港本土與外地發表都有，泰半是包含批評。批評背後，無非是因為七月的香港書展始終是出版業界的大事，關於出版與作者的生死命脈，也代表著香港城巿的文化形象，理應可以做得更好。今年書展自從六月海報面世，已經惹來極大批評，一般網民都加入批判行列。在公共角度看來，香港書展又到了要深刻反省的時候了。否則，也許會毀掉香港這個品牌。
策展之難：愛情文學惹爭議？
今年書展以「愛情文學」為展覽主題，海報是粉紅底色配上瘀紅色的拙劣手寫字體，抄寫各個愛情小說書名。海報一出網上譁然，醜陋到了刺激大眾神經的地步，不用專業水平都可判別，文化界固然更是罵聲不絕。現在要得到一個登樣的設計，其實已不必花太多的錢，不知究竟是無知惡俗到什麼程度，才會鬧這種笑話。就算走大眾路線，更要精美，這些年來香港社會的美感教育是提升不少了，香港書展再一次證明它落後於社會本身。
海報設計是外在的包裝，只要找對人就可解決。但策展是個更嚴肅而關鍵的問題。2010年摒絕模特寫真後，2011年起，香港書展設有年度作家，而作家多為嚴肅作家（2011西西，2012也斯，2013陳冠中，2014董啟章，2015李歐梵），書展為其作大型的展覽，認識其生平、作品、主題、風格、脈絡，並配合系列講座向大眾闡釋。闡釋了作家的核心，又展覽秉持平民化的氣質，即使以嚴肅高端的文學作家為年度招徠，仍然強調其跨媒體的部分，造成活潑的形象。亦是那個年代，每年都有「香港作家路演」，設展板介紹香港的嚴肅文學作家，也推廣到外地去。雖然進行不一定順利，但至少在外看來是德政，那幾年我開始覺得書展也做得不錯，沒什麼好罵的了，與之和解，轉向推介當年新書和美觀的攤位。
香港書展能有這樣方向上的改善，與背後一個低調的顧問團有關。傳說裡面有作家、教授等等文化人，相信也是這種陣容才能聯絡著名作家。很明顯，這個顧問團的成員在2016年有所改變，書展由當年開始不設年度作家，並轉向以類型文學為展覽主題（列舉十名作家），走向流行。2016年的年度主題是武俠文學，2017旅行文學，隱憂漸見，2018來到愛情文學，終於出事。
這三年來我幾乎每年都撰文，心平氣和地說明，書展以類型文學作主題，會引來很多爭議。嚴肅文學有學院的研究支持，而香港研究類型以至流行文學的人其實不多——類型與流行文學，出版量大，變化亦多，如要研究也不能只從文本風格入手（因為同質性高），而需要進行文化研究、產業研究，研究有極高的多元化要求，其實是需要更高超的策展人才。而香港書展一直是不想花錢在策展及研究上，眾所周知比較接近策展角色的是《亞洲週刊》，當然這是老字號，但反而令人質疑是否老字號能與當下出版風潮及狀況接軌？《亞洲週刊》擅長於處理流行書嗎？沒有優秀的策展判斷，就會引來「為什麼是A而不是B」、「這些人能否代表香港」的大質疑，最終是自暴其短。
武俠文學年代相隔比較久遠，如今已不活躍，範圍相對固定，引來的策展質疑較少。「旅行文學」那年，將也斯和西西加入陣容，已引來一定反對聲音，因為二人雖寫過不少旅行文章，說他們是旅行作家卻是貶低了人家。今屆納入「愛情作者」的十位作者，除張愛玲外，幾乎全是流行類作家，過半都是近二十年內進入巿場的，誰入選誰不入選就更引爭議。用銷量決定是否入選？那隨便舉例：為何沒有張小嫻，為何沒有王貽興，為何沒有卓韻芝，為何沒有鄺俊宇？這些作家明明都很暢銷，在流行界有地位。香港巿場的問題是，類型雖然巿場佔比較大，但其實類型中的子類型劃分其實不算細緻，子類型往往只有一位作家（如深雪的靈異加愛情）。流行作品的同質性高，貿發局也不敢談以主題或風格這些元素來選擇入選作家。選擇標準不清的策展，註定站不住腳。
書是商品，但特重多元與自由，需要提出精神維度，否則無法立足。眾所周知，類型文學有一定的公式，流行文學尤其著重面向商業，這都導致類型文學與流行文學在文學史上地位較嚴肅文學為低，因為文學講究作者個人闡發、獨一無二，類型與流行文學進入文學史，通常要有打破及超越類型和流行法則的性質，在中西各地、電影戲劇視藝各範疇皆然。本屆書展的策劃彷彿對此一無所知，沒的丟了自己臉面，亞洲週刊的老字號也要砸了。
過於側重流行會削弱軟實力
愛情是文學的三大母題之一，愛情並不限於愛情小說，相反，真能長久在人類史上影響深遠的，往往都不是流行小說（儘管它們銷量也高），像馬奎斯、昆德拉、杜拉斯等等，固然都寫下過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香港作家中寫愛情而有特色的也不知凡幾，像崑南、蔡炎培、也斯、西西、辛其氏、鍾玲玲、鍾曉陽、黃碧雲、董啟章、韓麗珠、謝曉虹等等等等，其實可以推薦的人太多了，這個策展研究真的要很花時間做。現在做出來，太過偏重流行小說，這好像暗示，香港就只可談流行，香港人就只配看流行，很像一些大陸文學史對於香港文學的偏側定位（香港學界多有反對）。書是精神食糧，這就是代表香港的精神食糧？實在也是對香港的侮辱。
以流行文學為招徠，是想吸引更多入場人數？書業改變，2017年已有報導，流行愛情小說銷量已經大幅下滑，連九十年代年出百本以上流行愛情小說的著名出版社尋夢園都已結業，因為這些消閒小說的功能已轉由網上滿足。策展方的香港書展和亞洲週刊，是否以為現在還是為了見愛情小說偶像而大排長龍的年代？如果開展後發現估計錯誤，那就請醒一醒吧。
以筆者估計，側重流行小說為書展主題，各地有名書展絕不敢效法，香港書展出了這個醜，勢將失去在亞洲區的帶領地位。事實上，今年深圳同期舉行圖書博覽會，以服務產業的形態，已經把台灣書商吸引過去，香港只是過境踏腳石；這幾年的馬來西亞書展，立意做出品牌，禮待嚴肅文學，許多書商也都被吸引過去，香港書展已經被後來居上，影響力減弱。不在好處努力，食老本做壞香港的名頭，對誰有好處？
前些年香港書展的策展曾比較開放一點，例如梁文道在多方批評書展的做法和待遇後，曾有一個「少數人的讀書會」，在書展中舉行，由梁文道策劃，講者的酬勞也比較豐富。在顧問團以外，有些書展的職員也有心於文化，像曾有一位高級職員前來拜訪香港文學生活館，把「少數人的讀書會」託付給文學館。但過了幾年，我們赫然發現，這些比較熟知文化該怎麼做的人員，都給調到廣州去了。
講座的帶動力與影響力
好些年前香港書展已和旅遊業結合，每年提供優惠與交流措施讓旅客到港掃貨、追星聽講座。是，香港書展的講座，對許多內地讀者來說曾是十分吸引。陳丹青、梁文道這種在內地本有大量粉絲群的文化明星，來港捲動人潮不在話下，台灣作家與香港作家，也都是內地遊客興趣所在。
在自由文化氣氛最盛的年頭，書展講座的影響力尤大，頂峰應是2013年，擅造時勢的陳冠中任年度作家，他挾《盛世》、《裸命》兩部小說，把書展講座真正變成舞台，在此發表對於中國社會、香港本土政治的看法，以意見之縱橫，作為作家影響力的發揮，更尤其突顯了香港自由社會的特質。當時，非常明顯，內地旅客來香港可以呼吸自由空氣，聽到批判性的世界聲音，買到內地買不到的書。禁書銷售也令本土出版社有資源可推出其它比較小眾的出版物。其後2014年，年度作家董啟章也在發表致辭時，向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提出建立香港文學館的要求。
其後當然是眾所周知的言論收緊，政治審查，社會撕裂，禁書消失。內地作家來港會遭遇限制，我曾親耳聽說一位任文聯領導的知名作家，訴說被限制不能來港的經驗。著名作家寫作不免觸及社會時事，那麼流行作家來港就沒那麼難了吧，但在於香港本土而言，他地的流行文學不見得會引起興趣，中港的隔膜反而因此變得明顯。言論自由是出版的基石，真正深刻的社會話題在香港書展難以獲得真正討論，香港以往在商言商的政治中立共識逐漸被推翻，香港書展的影響力，也因此進一步下降。
不能虧待作家與業界
談到作家講座，還有一點不能不談的，就是香港本土作家在香港書展的待遇。從十幾年前開始，香港作家的講座費就已是少得驚人的，五百港幣。現在連中學講座都不敢開這樣低的金額。書展人流年年增長，作家為書展裝點門面，講座由幾十人至過千人，都非常具體地帶動著人氣，門票是20元一張，作家的車馬費只有五百元，很可能一直沒有加過。這是一個完全不合理，近乎羞辱的金額。這些年來，通貨膨脹物價飛昇，連的士都加價啦。香港的作家難道是不用吃飯的？香港書展沒有考慮到包括作家在內的業界如何生存，只一味殺雞取卵，剝削他們的人氣與知識？真想問香港書展、貿發局的達官貴人，將心比己，換了是你，收這種報酬，你什麼感覺？
黃子華最近的告別楝篤笑，有一個為人傳頌的說法是「面斥不雅」，意思是文明社會，各人自求體面，做事要有分寸，不要迫人太甚，非得要人戟指罵之才檢討。批評香港書展對於作家的惡劣待遇，我看幾乎是每代文化人的共同使命，像要合力鑿開那厚牆，為同業爭取一點尊嚴。都這麼多年了，請不要抱殘守缺，就拿一點胸襟和手腕出來，好好對待作家和文學，當是為自己存一點體面吧，不要讓後世只記得你們如何剝削作家。
人流之外的品格
香港書展在外的名頭先是人流上的奇觀（年前已宣佈入場人次增長至過百萬），人流帶動營銷量，做到生意是最實際的。這種形態，在本習慣高蹈的台灣及大陸業者看來，有種平民化的氣質，商業似乎也代表著某種民主。
只是香港人不一定這樣看。早期香港書展的新聞是讀者一早排隊、衝入書展——買明星書。新聞媒體以奇觀報導之，但也訕笑品位不高。有指香港書展是「散貨場」，也是一種「品位不高」的指責。其實從銷售角度來看，所謂「散貨」是郎情妾意，即使他地書展也是一樣。但「散貨場」形象指向的品位不高，究其實是因為香港書展在提出理念、核心價值、文化水平方面，做得不足。以前，書展的整體觀感很靠幾家有雄心的大型至中型出版社的攤位設計帶起，這些年來，PAGE ONE結業、上書局和KUBIRCK退出書展，出版社營收亦收窄，可以想像書展面貌是傾向凋零的。而負責舉辦香港書展的貿易發展局，又有什麼途徑扶助書業或中小企，讓他們回過頭來強化書展？
出版業有雄心者當然想望，香港書展的營收，能像法蘭克福書展、倫敦書展等國際知名書展那樣以版權交易馳名——這些書展中每日常見六位數字版權交易，總交易金額數以百萬計，輪不到談最浮面的零售交易。但香港書展的版權洽談並不活躍，沒有多元的營收根基，只能殺雞取卵式的單純推高銷售交易。
現在書業M型化，暢銷型書籍與小眾嚴肅書會得到相對大的優勢；兼之手機時代，人們已習慣在網絡取得娛樂休閒與工具性資料的作用，最受影響的其實是銷售曲線較短的即食型大眾書、工具書。近年書展最受關注的新聞，竟已不是新的出版物與暢銷書，而是棄書。有參展商在書展後遺下以噸計的棄書，實在非常惹人反感。我也看過，有參展商標榜「一百元任取」，我過去一看，全是不應出版的低質書籍，而人們就像綜藝節目那樣鬥抱得多書走，沿途大聲嬉笑，周圍認真賣書的書商都緊皺眉頭。以銷售損害品格，至此為甚。書展既已保證人流，發財也要立品，何不做得更有良心？ 如果去和出版業的前輩談，他們會說懷念八十年代在大會堂高座舉辦的，香港書展前身，那時還是一個比較照顧業界，有展覽出版業歷史、談文化與使命的，能夠激勵業界。現在書的生意愈來愈難做，在各方面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我一再聽顏純鉤、梁文道等出版業達人，感嘆「從未見過如此兇險的書巿」。香港書展如何體現今日書業面對的挑戰，如何與香港書業共渡時艱，如貿發局使命所說那樣照顧中小企業？前些年明明有點改變，如何又崩壞了？看著香港書展逐漸失去影響力，作為香港讀書人，不是不心痛的。本文的批評不過是替長久不滿的出版業和文學界，發一點聲，企盼香港可以有一個令自己自豪、立足於國際標準的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