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政治學家高敬文:中國注定走向民主,但不要低估黨國體制適應能力

黨國體制極強的適應能力,讓中共成功應對了經濟減速、政治僵化、腐敗叢生等諸多危機。在高敬文看來,這一體制長遠來看無疑會被民主體制所取代,但這一進程將漫長而坎坷。
在2014年的著作《中國政治制度》中,高敬文提出「新的威權均衡」概念,而在新著作中,他重申了這一概念,並將其作為理解當下中國的框架,同時為它並且小心翼翼地限定了一個時間範圍:在未來二三十年期間,這種均衡態勢可能將一直維持。
思想 大陸

對於從事現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者來說,香港可以說是一塊「福地」:這裏距離中國大陸足夠近,是近距離觀察這個東方神秘巨人的前哨站;但同時又距離北京足夠遠,即便在九七之後、尤其是2008年之後日漸逼壓的氣氛中,學者們仍然能相對自由地收集資料和發表研究成果。更不必說,在兩岸四地乃至輻射東北亞和東南亞的格局中,香港始終處於信息和人員交匯的樞紐地位。

在這種格局下,法國政治學家、漢學家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自1974年開始學習中文後,他在1976年到1977年間先後去了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正逢毛澤東、蔣介石等政治強人相繼辭世,兩岸都醖釀着新的變局,從此他和遠東結下不解之緣。從1994到1998年,高敬文負責建立並主持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FC)台北分部,隨後在1998到2003年間,回到香港擔任該研究中心主任,同時主持中心季刊《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s);2003年以來,他成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員;自2007年起,又赴香港浸會大學擔任政治學系主任。

或許是出於「台灣女婿」的緣故,講一口台式温良國語的高敬文,曾在1990年代開始更多關注台灣政治體制和兩岸關係,但最近十年間,他的學術研究重點明顯更加轉向中國大陸和更加宏觀的論題,先後出版了《中國的國際政策》(2010)和《中國政治制度:邁向一種新的威權均衡》(2014)。而今年4月出版的法文專著《中國的未來:民主或專制》(*Demain la Chine: Démoratie ou Dictature*,中文版預計於2018年末在台灣出版)則將重點放在了習近平執政之後的政治/社會演進。

《中國的未來:民主或專制》(Demain la Chine: Démoratice ou Dictature)

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出版社:Gallimard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新著延續了一個「古老」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在冷戰之後,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斷言「歷史終結」卻最終落空,在這一教訓之下,中外嚴謹學者們對這種宏大敘事越來越持謹慎和懷疑態度,他們開始意識到,即便未必能斷言「中國問題」已經全然跳脱政治學一般規律,但至少,相對於蘇聯解體之後的樂觀情緒,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已經超乎人們想像。

但或許正因這一問題充滿魅惑,不斷吸引着學者們以學術聲譽為賭注,冒着落空風險,做出一次次預言式的判斷。高敬文以英文世界此前的同主題著作為理論假想敵,特別點出了早至福山、章家敦、黎安友(Andrew Nathan)、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和裴敏欣等人近年來的論述——這些人的共同之處在於,無論着眼點是意識形態還是具體政策,都斷言中共黨國體制難以為繼,正在走向衰落、甚至崩潰。

然而高敬文質疑的問題是——中國體制真的處於危機之中嗎?在他看來,上述悲觀論者指出的經濟減速、政治僵化、腐敗叢生等弊端,北京並非不知情,但運用政治、行政、司法和經濟等各方調整措施,至少到目前為止成功應對了危機,並且逐步改造官方意識形態以適應經濟發展,使得一黨體制免於遭受挑戰。在全球民主力量相對衰弱的背景下,中共還進一步展現出自我調整、並長期掌控局勢的能力,同時讓大部分的社會階層認可其壟斷政治權力的合理性。

在2014年的著作《中國政治制度》中,高敬文提出「新的威權均衡」概念,而在新著作中,他重申了這一概念,並將其作為理解當下中國的框架,同時為它限定了一個時間範圍:在未來二三十年期間,這種均衡態勢可能將一直維持。即便這一體制此後趨向放鬆,仍將很大程度上帶有「威權的、精英的、父權的、帝國的」色彩。他多次重申上述四項特徵,並悲觀地警告,中國的民主轉型很可能是遲緩、混亂且不完整的,伴隨着改革力量的失敗嘗試、保守力量回潮甚至危及國家統一時軍方出手干預的可能性。和許多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研究者的樂觀期待相反,在高敬文眼中,經濟全球化未必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扮演積極角色,中國與外部世界在經濟和外交上的相互依存,反而可能會削弱轉型力量和外部不穩定因素的生成。

但與此同時,高敬文的研究也絕非為「中國何以成功崛起」而背書。在信念層面,他甚至用篤定的語氣寫下:「很顯然的是,中國的體制並不比蘇聯、北韓或台灣威權體制更加永恆不朽。」「長遠來看,這一體制毫無疑問註定要讓位於另一種體制,中共註定要麼消失,要麼轉型,在一個更為開放的體制下同其他政治力量角逐權力。」

也正是從這一信念出發,在諸種理論駁難之後,他最終選擇重新同黎安友、沈大偉和裴敏欣等人站在同一陣營,從捍衞民主體制為出發點,共同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抱「絕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或許正是這位「兩岸通」學者的信念、理論和現實感相結合的底色。

端傳媒專訪了高敬文,以下是訪談摘要:

## 中共的「適應能力」會有極限嗎?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您近年來出版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的著作,包括對宏觀政治體制和對外政策的介紹,今年的新著又涉及到中國的未來是「民主還是專制」這個經典問題。從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您對中國的看法有沒有發生什麼改變?**

**高敬文(以下簡稱高):**應該說沒有特別大的改變。習近平上台以來致力於集中權力,中國往更加威權主義的方向發展,中共對社會的控制程度更強,這和我當初的預想基本一致。

但我想中共也沒有其他選擇,一方面,它必須鞏固自己的專政,如果不改善、調整治理模式,它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但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制度上實行開放,它又必須朝民主化方向發展,很難開放到一半停下來。所以,要麼強化威權主義,要麼進行民主化改革,除此之外沒有第三條道路,我想中共領導人很清楚這種選擇的困難程度,但目前看來他們選擇了前一種。

不過,他們鞏固專政的方法很聰明,一方面繼續發展經濟,另一方面更加細密地「維穩」,打壓要求民主化的力量,例如現在正在建立的社會信用體系,我想這也是為了應對中國的城市化帶來的挑戰。目前,中國人口的城市化比例已經高達約60%,而且還在繼續增長。如果有70%的中國人住在城市裏,會對穩定造成更大的挑戰,因為對現狀不滿的人會更容易組織起來進行抗議,當局對此特別擔心,所以要提早進行準備。

習近平上台以來致力於集中權力,中國往更加威權主義的方向發展,中共對社會的控制程度更強,這和我當初的預想基本一致。
習近平上台以來致力於集中權力,中國往更加威權主義的方向發展,中共對社會的控制程度更強,這和高敬文當初的預想基本一致。攝: Beijing Youth Daily/VCG via Getty Images

**端:您在書中多次強調一個概念,就是中共的「適應能力」(capacité d’adaptation),您如何定義這種能力?它在哪些方面展現出來?**

**高:**這種適應能力的首要方面,是適應新的經濟環境,原有的計劃經濟模式無法繼續維持下去,現在所謂的「五年計劃」是指導性、而不是命令性的。在這個大方向下,市場和私營企業發展得很快。

其次,政府的運作方式也發生了相應轉變。到目前為止,中國還不能稱之為是一個「服務型政府」(尤其對普通老百姓而言),但在相當程度上,中國政府的確是在為那些有能力賺錢、創新並推動經濟增長的人進行服務。

事實上,如果我們以40年(1978-2018)為長週期來看,中共的適應和調整能力是很可觀的,很多方面已經完全不一樣。和40年前相比,政府部門已經公開得多,但黨務系統很大程度上仍然缺乏透明度。比如在針對高級官員的腐敗案件中,我們沒有辦法通過獨立來源核實涉案金額的可靠性。

**端:這種適應能力會有極限嗎?**

高:當然會有。我在書中用了一個概念——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同樣也使用了,就是 atrophy(法語為 atrophie,沈大偉著作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被譯為《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試》,但 atrophy 或 atrophie 還包含「衰老」、「萎縮」或「損耗」之意——編者注)。

第一個表現是意識形態的弱點。官方理論——從馬列主義到習近平思想——和民間的距離越來越大,雖然現在中國官方重新大力弘揚馬列主義,但誰會真正去看馬克思、列寧的著作?而且另一方面,指導思想的內容越來越空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難說有一個官方的明確定義,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更是如此。

第二個方面是反腐敗。雖然習近平上台以後大張旗鼓地反腐敗,一度遏制了公款消費和境外旅遊,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運動後繼乏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澳門賭場,此前從2013到2015年,的確去澳門賭場的人數驟降,但我觀察到最近幾年又開始慢慢回升。另外一個導致反腐敗成效有限的因素,是政治權力和發財機會密切聯繫在一起。我不否認有些人是白手起家創業成功,但同時高層領導及其家族也的確憑藉優勢地位大發橫財,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為什麼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遲遲無法建立,這就是最直接的原因。

另外一個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方面,是中國高層政治中女性地位之低,她們的角色可以說幾乎等於零。在經商、科研等領域,很多中國女性都取得了成功。但在十九大之後產生的25名政治局委員中,只有一名女性(孫春蘭),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裝點門面的考慮,實際權力比重並不相符。從這一點上,當代中國政治在男女平等問題上的保守程度甚至超過了毛澤東時代,回到了更低的水平。當然,我並不是說毛澤東時代的男女平等是真實的,但今天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退步。

最後一個方面,是中國社會的民主思潮目前影響很有限,但長期來看還會繼續發展。相比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現在民主思想的影響其實要大得多。六四前夕的青年學生對民主有美好的夢想,但其實並不了解民主本身,看法很模糊,有很多幻想,而現在不太一樣,真正了解民主政治的人當然還是少數,但也比當年多得多。

## 中國社會關係緊張的源頭是什麼?

**端:您在書中提到城市化是可能導致中國社會內部緊張加劇的原因之一。但我們也看到,2017年底以來北京發起針對「低端人口」的驅逐行動,顯示出當局可能會用強力方式來控制城市化的走向,但即便手段粗暴,似乎也並沒有激起大範圍的反對。**

**高:**沒錯,對於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大城市,可能是中產階級的天堂,但當局不能完全把民工趕出去,因為不管哪個城市,都需要民工提供服務,所以當局會盡量保持平衡,既控制大城市的人口數量,同時維持基本服務來保持穩定。

從北京大興火災後續來看,社會事實上有一定反彈,可是反應有限。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很有趣的現象:一方面這些民工顯示出逆來順受、聽天由命(fatalism)的一面,他們沒有別的辦法;但另一方面,值得關注的是中產階級這次有新的反應。我之前在寫書時認為,中國中產階級通常比較自私,不關心民工群體,希望民工走人,但這次大興事件發生後,出現了一些社會團結跡象,中產階級對民工發出支持聲音,認為北京市政府太過分了,雖然這種批評聲音來自於很少數人,卻是一個新現象,值得觀察。

我之前在寫書時認為,中國中產階級通常比較自私,不關心民工群體,希望民工走人,但這次大興事件發生後,出現了一些社會團結跡象,中產階級對民工發出支持聲音,認為北京市政府太過分了,雖然這種批評聲音來自於很少數人,卻是一個新現象,值得觀察。
高敬文之前認為,中國中產階級通常比較自私,不關心民工群體,希望民工走人,但這次北京切除發生後,出現了一些社會團結跡象,雖然這種批評聲音來自於很少數人,卻是一個新現象,值得觀察。攝: 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端:您提到另一個可能導致社會壓力加劇的因素是不公平的狀況,尤其是收入和社會地位差距。對於法國學者來說,這種不公平很難忍受,可是中國社會卻似乎更容易接受這種不公平?**

**高:**的確,和法國相比,中國社會更像美國的情況,人們更容易接受社會地位差距。但我的看法是,中國人可以接受「差距」,但不能接受「不公平」。比如政府做一個決策,讓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損,馬上就會有反應,會激發怨恨,他們對這個很敏感,但是對社會經濟地位差距不敏感。看到別人發財致富,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相反,法國人不喜歡看到別人發財,別人發財了馬上會想辦法徵税、或者施加輿論壓力等方法。而在中國,富人更像是一個榜樣,會激發更多的競爭精神。

但是,當社會差距變太大時同樣會出現問題,一個例子就是當下中國社會的房價問題。早先在體制中佔據一席之地的人,包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可以通過單位補貼得到好處,而現在大多數的中國年輕人,如果父母沒有錢的話,憑自己能力買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的作為不夠,比如廉租房開發得太少,進展太慢,因為地方政府從這些項目中得不到好處、賺不到錢。這種差距持續下去,會起到階層分化的效果。

**端:這就涉及到您在書中提到的第三個緊張來源——對政府的期待。您覺得中國人對政府有很高期待嗎?或者說,和歐美福利國家相比,中國人似乎習慣了政府提供一個相對較低水準的公共服務?**

**高:**是的,中國人的處世觀念很務實:如果他們知道廉租房數目有限,就會想更多的辦法動員其他社會資源,例如向親戚朋友借錢去買商品房,而不去問責政府為什麼不蓋更多廉租房;如果農民工覺得城市生活無論如何都比留在鄉下好,那麼他們願意花更高價格去購買教育和醫療資源——雖然往往不能如願——但很少要求政府提供平等待遇。雖然很多人不滿意,但總體上還是「聽天由命」更多,很少有比如民工組織起來向政府施加壓力的事情。

## Is Democracy Dying?

**端:近年來在歐美——包括在法國,民主的運作遭遇很多問題,其中一個比較典型的就是民粹主義的興起,這會影響一部分中國人對民主體制形成正面看法嗎?**

**高:**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書裏的結論也談到這個問題。目前民主政治遭遇很大的危機,這一點毫無疑問。危機的原因很複雜,一方面西方國家的政府不敢做重大決策,福利社會模式面臨危機,同時全球化導致社會差距加大。民粹主義當然是民主政治的負面因素,但在我看來,民粹主義並沒有走到建立專政、挑戰民主制度的地步。

民主制度的弱點和目前現狀,給中國和其他威權國家提供了機遇。中國正在利用這次危機,第一保衞自己的制度,第二輸出自己的模式。雖然中國否認這一點,但事實上正在將「中國模式」作為一個解決方案輸出,試圖影響其他國家,所以現在仍然存在着一場意識形態競爭,甚至是戰爭。

但這一波民粹主義浪潮不會永遠持續,十年後的情形肯定和今天又有所不同。就目前而言,繼續深入發展和鞏固民主,是應對民粹主義的唯一辦法。

**端:您在書中直接使用了一個法國政治語境中的詞彙——lepeniste,指的是法國極右翼政治人物勒龐家族的支持者。這讓人想到在2017年法國大選中,很多旅法華人、甚至中國國內很多人傾向或者支持勒龐(Marine Le Pen),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高:**這種現象並不意外,但目前還沒有人深入研究華人/華僑的政治行為這個問題。
Lepeniste 這個群體的基本特徵是強調安全高於自由,並且對外來移民(在中國語境中則是針對民工)持歧視態度。

事實上不管在中國、法國、還是在非洲,這個群體的模式都是類似的,都強調自身的安全,例如前幾年在巴黎北郊 Aubervilliers 被殺害的張朝林案件後,很多中國人出來遊行,抱怨治安狀況,要求改善安全。我完全可以理解這種訴求,但同時應當看到,這種訴求是和中國人對黑人及阿拉伯人的歧視是重疊的,認為法國的「外國人」太多,應該進行限制,但卻忽視了自己也是「外國人」的事實,只不過在法國的中國人比較聽話守規矩而已。

**端:但中國人會認為,自己是比較守規矩的少數族裔,所以即便勒龐上台也不會拿中國人怎麼樣。**

**高:**是的,而且極右翼也在有意識地利用這一點,想利用華人的這種心態來拉票。比如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曾經多次去一戰華工墓地祭拜。

中國人比較保守,他們要賺錢,要求治安保障,不想要「亂七八糟」的人,相對左派來說,他們對治安問題特別不寬容;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大部分中國人支持死刑(當然今天雖然歐盟成員國已經廢除死刑,但很多法國右派仍然支持死刑)。這種對「法律和秩序」的重視,和很多旅美華人給川普投票的邏輯是類似的。

**端:川普上台及其一系列政策,對中美關係和歐美關係同時形成挑戰。從政治角度來看,您如何評估這一事件對民主體制的影響?**

**高:**川普的上台,是美國民主衰落的結果——自由主義的精英和普通民眾的距離太大,很多普通民眾的生活水準下降。當然一方面是因為全球化的關係,另一方面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佔據主導地位,華爾街掌控了這一體系,工業資本被邊緣化,很多工廠從美國遷出,搬到中國大陸或者東南亞國家。雖然美國本土還保留一些製造業,例如航空航天等和國防相關的產業仍然有較高水準,但相比德國等競爭對手,許多產業缺乏創新、因此缺乏競爭力。

我當然希望美國的民主能保持並改善,但是接下來具體走向很難說,不是每一個民主體制都註定成功,也有可能會失敗。

但是另一方面,應當看到,20年前整個拉丁美洲基本都是獨裁國家,而今天除了個別幾個國家(如古巴)以外,大部分都是民主體制國家,當然其中並不是沒有問題,有些國家腐敗嚴重,但畢竟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了,而且得到民眾擁護。

**端:這就涉及到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國的體制演化進程會隨着所謂「第三波」或「第四波」的浪潮共振,還是它太特殊了,獨自成為一個世界,必須得單獨對待?**

**高:**其實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歷程,不能輕易比較。但我依然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會走上民主化道路,有兩個原因,一是東亞傳統的儒家思想和民主化沒有根本矛盾,台灣、韓國、日本都是例子;二是隨着中產階級教育水準的提高,民眾的期待也隨之變化,他們要知道政府怎麼使用税收,這個邏輯最後會導向類似當年美國獨立戰爭時的「無代表,不納税」——當然現在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中共適應能力也會在這個方面體現出來,它會給新的社會精英(如企業家)一點空間,通過人大、政協等渠道讓他們說話,聽取他們的意見——當然大部分情況下是假裝聽取意見。但同時應當看到,雖然目前這種議事渠道被新貴階層充斥(例如政協),他們還是嚴重依賴政府,小心翼翼不挑戰中共的領導,但是畢竟形成了一種經濟力量,並且獲得了一定的談判能力,當局不能完全忽視。

## 習近平的夢想是「新國父」?

**端:您的書中多次用 paranoia(偏執狂)來形容習近平的執政風格,您真覺得這是一種和他個人經歷相關的心理甚至病理現象,還是中共高層現階段的一種執政思路?**

**高:**主要是制度的問題。當然習本人有自己的偏執的一面,比如反腐敗運動,主要是從鞏固個人權力角度出發,但這種反腐敗運動激起反彈,在政壇高層製造出很多敵人,從薄熙來、令計劃一直到郭伯雄、徐才厚,這又迫使他一步步加大力度,以保證自己的安全。

我之所以用這個詞,主要是基於一種可笑的矛盾,即中國政府一方面已經將社會控制得很嚴密,但另一方面還是有巨大的恐懼,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一種偏執狂式的做法。

我對這種偏執狂提出的解釋,是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很大,相對而言黨的能力有限,因此發展出一套「維穩」措施來保證穩定,最新的發展則是建立了「社會信用體系」進行控制。

**端:從這次修憲來看,您認為習會在多長時間內把持權力?**

**高:**我認為會到2033年,因為目前半官方的說法是到2028年,也就是比原定多一個任期。官方的說法是,即便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也不意味着終身制,但我認為他可能會一直做到2033年,也就是他八十歲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個新的「國父」。

但這種預測是以他身體始終保持健康為前提的,畢竟現在他的健康狀況很不透明,如果出現癌症等重大疾病,當然要提前指定接班人。他表面會採用黨內協商醖釀的形式,但最終還是由他自己指定,不會用什麼黨內民主的方式。

官方的說法是,即便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也不意味着終身制,但我認為他可能會一直做到2033年,也就是他八十歲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個新的「國父」。
高敬文認為,習近平的夢想是成為一個新的「國父」。攝: Feng Li/Getty Images

另外,我所謂的2033年退休,其實確切說應該是「半退休」,就像當年鄧小平的做法一樣,仍然對政策保留極大的影響力,扮演垂簾聽政的太上皇角色。雖然目前來看陳敏爾似乎是他的政治接班人,但如果真的要到2033年時,陳也有73歲,因此還存在很多變數。

**端:您在書中還使用了一個詞——Nomenklatura,這個詞原來指前蘇聯的官僚集團,您現在借用這個詞來分析中國的官僚集團,那麼官僚集團在中蘇兩國有什麼異同?**

**高:**相似之處在於二者選拔晉升的方式,都是上級提拔下級,上級的「組織部門」對候選人進行政績考察,交給高層領導人來做決定,沒有什麼民主選舉的因素,在這一點上是一樣的。

但對於今天的中國官僚集團來說,他們和蘇聯時代最大的不一樣,是他們現在很有錢(笑)。蘇聯官僚集團雖然也享受很多特權,但當年畢竟是計劃經濟體制,經濟總量規模有限。而中國的官僚集團雖然自己不能下海經商,但家人很多都在經商。「巴拿馬文件」、紐約時報、彭博社都披露了最高層的狀況,在這種示範效應下,整個集團都上行下效,雖然廣大中層官僚不可能攫取天文數字的利益,但操作模式是類似的。可以說,他們在經濟轉軌期間最大程度地得到了兩種體制所能提供的好處。

## 中國未來將走向民主化嗎?

**端:所謂的「黨內民主制」,會是一條可能的轉型出路嗎?**

**高:**中共的問題是,從創立一直到現在都保持着某種秘密會社的作風。很多決策是完全不公開、不透明的,不要說普通公民,就是一般的黨員都完全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2007年胡錦濤曾經提出發展黨內民主,但到2012年卸任為止並沒有取得太大進展,到習近平上台之後就沒人再談了,沒取得任何結果。

在我看來,一黨制和民主化之間存在根本對立。也許最終會證明我錯了,但目前看來,二者之間存在深刻矛盾,(在中國)Party 和 State 二者沒法分開。

中共的問題是,從創立一直到現在都保持着某種秘密會社的作風。
高敬文認為,中共從創立一直到現在都保持着某種秘密會社的作風。攝: VCG via Getty Images

可能有些人曾經對黨內民主化抱有希望,但他們很快就面臨了激烈的矛盾。因為如果涉及到黨內信息公開,會涉及到很多決策過程、選舉過程、以及領導成員的財產狀況,這會帶來很大的風險和挑戰。

當然,不排除習近平在加強控制之後,會採取一些「放」的措施,但這仍然是統治手段,而不會導致中國走向民主化。1986-1987年那時曾經有過這樣的歷史機會,但天安門事件改變了一切。從那之後我就很悲觀了。不光是鄧小平,而且是共產黨領導集體的大部分人對蘇聯解體的教訓都感到恐懼。要維持一黨專政體制,就得一方面加強調整的能力,另一方面繼續打壓異議者。

雖然福山的論斷曾經被人嘲笑,但他的一些理論還是有道理,比如他說如果沒有「民主人士」就不會有「民主化」,精英群體的角色很重要,不光是要支持民主,而且要有實際行動,否則不會有民主化,目前中國也有這種人,例如許志永,但還是少數,而且被打壓得很厲害。

**端: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雖然體制的本質沒有變化,但普遍的感覺是控制正在鬆弛,所以有所謂「後極權主義」的說法,但是到習近平主政之後,黨對社會的控制重新收緊。但問題是,到目前為止,這種收緊似乎也一樣可以行得通,並沒有激發強烈反彈。**

**高:**我寫書時儘量試圖超越習近平執政的時代因素,雖然並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退休。但從局外旁觀者來看,中共如果想保持一黨專政制度,必須懂得「放」和「收」兩手,這也是中共領導人此前一直用於保持穩定、改善治理的方法。

現在看來,到2008年是胡錦濤時代「放」的一個高峰,雖然《零八憲章》一出來就受到嚴厲打壓,但在當年這樣一份聲明能問世,本身就表明有一定空間。而現在絕無這種可能。

我的結論其實比較樂觀,還是認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會成功。尤其是,中國人最終會在多大程度上,願意被一個秘密會社式的政黨所領導,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問號。

## 香港的選舉模式和大陸選村長是一樣的

**端:您長期在浸會大學任教,對來香港的大陸學生有什麼觀感?**

**高:**因為我是政治學系主任,所以接觸到的內地學生也多是這個領域的。我個人覺得大概分為兩種非常不同的類型:一種學生之所以來香港讀政治學,是因為他們知道在內地很難做真正的政治學研究,只能做公共管理、行政管理這些領域,所以這部分學生比較有獨立意見;而另外一種來香港讀書的內地學生,則是有錢家庭的孩子,這種人對政治沒有興趣。他們之所以來香港,主要是為了留夠年頭然後拿身份證。

**端:以您在香港的實地觀察,如何評價雨傘運動的成功和失敗之處?**

**高:**應該說是失敗了,因為沒有取得什麼直接的成就。北京對香港普選的既定政策沒有改變。按照目前的選舉模式,本質上和中國大陸選舉村長是一樣的:由黨支部醖釀提名候選人,然後村民進行投票。

但與此同時,我覺得這場運動也有成功之處:香港人的政治熱情被激發出來,公開的政治辯論範圍擴展,人們更傾向於公開地表達想法。但目前北京誇大了「港獨」運動的影響力,並將其作為打壓民主言論的一個理由。

**端:一方面「港獨」的影響力被刻意誇大,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的確看到六四紀念問題上,香港人的熱情在下降,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高:**是的,現在在不同代際間存在一種意見分裂。老一輩的人仍然堅持關注大陸民主化,要求平反六四,但很多香港年輕人已經對大陸民主化沒有興趣,他們更關注如何改善香港的政治制度,推動本地進一步民主化,但香港政治的走向,很大程度是由北京中央政府決定的,我們對此不能太樂觀。

但至少,香港年輕人可以捍衞自己的自由,保持公民社會的獨立,我認為這應該是當下最重要的目標。在這方面我倒不是太悲觀。因為香港的公民社會很強韌,非政府組織很多,不管是和政治或者和教會有關,不可能被統統取消掉。

無論如何,香港將繼續會是全中國最自由的地方,也會持續影響中國的政治未來。

編輯推薦

讀者評論 20

會員專屬評論功能升級中,稍後上線。加入會員可閱讀全站內容,享受更多會員福利。
  1. 法文的“民主”一詞為démocratie而不是*démoratice*,疑似文中拼寫錯誤?

  2. 这篇文章倒是跟我的观点有点差不多。中共下台,中国民主是必然的事。可是时间不会那么快,我想最快也要在2030年或者是2050的前后

  3. 我總是很好奇,在中國要做政治研究,目前應該還是受到一定箝制,雖然作者Jean-Pierre Cabestan是身處香港學術圈,但距離皇城遙遠,他的研究來源跟推論是否真的有一定立足點?不過這篇訪問還是給我一些啟發

  4. 民主的前提是宪政,是将权力关进笼子之后的结果。反观现时的中国,一人的权力是完全凌驾于所谓的宪法之上的,同时也凌驾于某党党章之上,连其党内都无法实现“宪政”,更何况全国。
    Cabestan的受访内容很多都是从很实际的事实出发,进而做出判断,特别是在谈到習与党内民主制的问题上,结论基本都是短期内不看好的观点,同时从八九事件、党内财产公示、香港占中等一些历史具体问题出发,也基本认可了体制内存在很强自我纠“错”的能力,可以说是一种长期不看好的表态,但不知为何最后又表现出一种未来会更好的姿态,跨度有些偏大,缺乏说服力。

  5. 受訪者對中國的認識,完全停留在表面上。習近平只是個兒皇帝,權力基礎根本不穩。並且就在最近幾天,習的權威已經被大大削弱了。雖然習最後有一定概率會反殺,但無論結果怎麼,中國都注定在幾年之內進入一個長期的動蕩時代。

  6. 自由主義只是民主的衍生品,隨着後者的進一步發展,前者必將被拋棄。爲什麼所謂自由主義的精英們都害怕民粹呢?因爲民粹就意味着普通民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權力,這樣的話這些精英們也就沒有了特別的話語權,也就失業了。這些自由主義者總是打着民主的旗號,卻從根子裏排斥普通民衆的權力。

  7. Cabestan的觀點跟大多數西方學者的觀點相比要務實的多,因為他看出來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意識形態的不重要,也看出來了中共的變通性,佩服!

  8. 跟端之前的幾篇學者專訪一樣水準的好文。每次閱讀都會幫我梳理和解惑。

  9. 我本來想說中國怎麼會沒有啟蒙的歷史。但後來想想,還真是沒有。因為無論誰在台上,啟蒙對於掌握權力都有絕對威脅。而民間對權力的適應能力又太「良好」。所以,要對中國人公平,他們還不完全瞭解碟子上可以有什麼選擇。

  10. 这篇专访真得很好,学到很多。感谢! 期待能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版。

  11. 一党执政的民主也还是有的,看看胡温时代。谁曾想习一上台就如此的收紧,简直了!

  12. 维稳与监控的花费是惊人的,供养收买“自家人”的开销也是惊人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不足以填补这些巨大的开销,这个看起来超级稳定的政治体制就有可能出大问题。

  13. 個人比較悲觀,中國沒有啟蒙的歷史,自由的種子從未被播撒,中共很大程度上是五千年封建王朝的繼承者,在現代化的外衣背後,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習本人就是皇帝。
    在這種條件下,不具備傳播現代政治的土壤,對政治不滿又有機會的很多人已經離開了,支持憲政民主的永遠是少數,因為他們不斷在流失。支持政府(中共)的佔社會多數。
    喊口號洗腦雖然看起來蠢,但是非常有效,學校教育又從未培養過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試想,合格的現代公民從哪裡來?
    其一,這屆政府利用18世紀末-19世紀初「國恥」與今對比來維護統治正當性,官媒不斷傳播國際主義話語,自我膨脹的中國有可能走上納粹德國之路,給本國和世界帶來災難性後果。
    其二,黨國黨國,黨在國之上,維護紅色江山永不變色與最普通公民的富足和尊嚴比,孰輕孰重?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即使像朝鮮這般貧困,其統治者生活水平是不受影響的。
    2013年王岐山曾會見福山,會議記錄裡一段讓我印象頗深,他講,美國這個國家很會挑時機,國家先發展,過了百年後再把黑人拿進來,近幾十年又把女人拿進來,讀來讓我毛骨悚然,他絲毫不顧及歷史背景,不把人當人,公民個人的 suffering 他絲毫不在乎,追求「國家整體」的強大。
    千萬不要心存幻想,把未來寄託於執政黨的「道德水平」之上,never live under kindness of a monster. 況且此處 kindness 要有個大大的問號。
    solina

  14. 通篇充满了对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任何国家任何体制都有矛盾与缺点 将中共的矛盾放大并夸夸其谈 难以表现其深刻 此外 就男女平等来说 商业集团 基础干部等男女比例情况视而不见 竟然说男女比例相当之差 差于毛时代? 真的令人咋舌 前不见吴仪后不见傅莹?说到女姓名单 更应该讲政治局常委和内阁比才合理吧 有才能者居上位 本来就跟性别无关 占此角度看 不知是何居心 最后再说一点!!腐败想来不是民主能避免的 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能遏制腐败的发生 中共是专制 但是跟古希腊的所谓民主制度相比 简直不要好太多

  15. 寫得太好,看到最後的心情真的太複雜了。
    「因為香港的公民社會很強韌,非政府組織很多,不管是和政治或者和教會有關,不可能被統統取消掉。
    無論如何,香港將繼續會是全中國最自由的地方,也會持續影響中國的政治未來。」
    默淚。

  16. 有个小问题,但编辑或许还是需要检查一下:文中有关“Nomanklatura”的一问里,该词是不是拼写出现了错误,应为“Nom[e]nklatura”?
    见:
    https://fr.wikipedia.org/wiki/Nomenklatura

    1. 感謝指出,已修正!

  17. 为什么很多客观分析之后,突然冒出一句“我的结论其实比较乐观,还是认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会成功。”,感觉很突兀,文中论据无法支撑题目和这样的结论,不知道书中有没有答案。

  18. 这篇专访真的太好了。解了很多惑。感谢。

  19. 这本新书会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