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相識在1982年。
那時劉霞在出版社工作，開始公開發表詩作，喜歡做飯，喜歡和當時的丈夫在家裏招待天南海北串聯的詩友。那是專屬八十年代的交往學：寫詩著文的朋友到訪，不會提前通知，不管從哪城哪村走多遠的路找到你家，都是直接敲門，然後住上一段時間，再正常不過。在1986年12月寫的一首詩《日子》裏，她形容： 「朋友們在夜晚到來/我會盡力做出一桌的菜……黎明時分/朋友們盤旋而去」。還不到發工資的日子，沒錢買菜招待即將到家的文青朋友，劉霞便給娘家打電話告急。家人記得，又一次，母親派弟弟拿着五十塊錢坐公交車買菜去支援姐姐。
劉曉波則在1982年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來到北京，在同學介紹下，認識了劉霞夫婦，成為劉霞在家做飯招待的客人之一。
1983年5月，劉霞寫下那首名叫「一隻鳥又一隻鳥」的詩。當時還是以文會友的劉曉波和劉霞都沒有想到，這首詩的意象，「一隻鳥又一隻鳥」後來成了交織兩人終身的審美。
我們/在很早以前/就常常說起那隻鳥/不知道來自哪裏的鳥/我們興致勃勃/它給我們帶來了笑聲
冬天的一個晚上/是晚上，它真的來了/我們睡得很沉/誰也沒有看見它/就在有太陽的早晨/我們看見它留在玻璃上的/小小的影子/它印在那裏/好久不肯離去
我們討厭冬天了/討厭冬天長長的睡眠/我們想讓紅色的燈/長久地亮着/告訴那隻鳥/我們在等待
院裏的葡萄/又爬滿架子了/窗子不再關上/我們仍然記得那隻鳥/只是不再談起它 ……
它又來過了
「我只吃神讓我吃的東西」
劉霞一生全職在機構裏工作的時間，只有八十年代中的那幾年。1989年之後，「她最好的朋友廖亦武（1990年）被抓，當局找到劉霞來調查廖亦武。再等半年就可以分房了，她就是（辭職）不幹了。」劉霞的家人回憶道，「也無所謂，都隨她，」劉霞家人一副向來寵溺她的樣子。
此後，劉霞主動退出公共生活，連社交也僅限於吃喝玩樂的親密小圈子，退回到純粹的詩歌、文學、藝術領域，過內在的、精神性的生活，且並不以此為業，物質上完全依靠家人和朋友。
在2003年的《癔語》一詩中，可以看到她對內在自我的詩歌肖像：
我是尼金斯身體裏的靈魂/我吃得很少，儘管我很瘦/我只吃神讓我吃的東西/我討厭臌脹的腸子/那會阻礙我跳舞/我害怕人群/害怕在他們面前跳舞/他們要我歡娛的舞蹈/歡娛就是死亡/他們感覺不到/卻要我過和他們一樣的生活/我要留在家裏/避開人群/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望着天花板和牆壁/監禁中我也能找到生命……
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給曉波》（1989年6月）一詩中，她描述自己眼中的天安門廣場、以及在廣場上發起了絕食的劉曉波：
……
我沒有來得及和你說上一句話/你成了新聞人物
和眾人一起仰視你/使我很疲倦/只好躲到人群外面/抽支煙/望着天
也可能此時正有神話誕生/然而陽光太耀眼/使我無法看到它
即使「可能此時正有神話誕生」，劉霞對公共人物、公共政治始終有種保持距離的本能。然而，愛情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儘管抗拒，她還是被捲入政治，甚至在當代中國過着最為政治的生活：軟禁、監視、為丈夫的自由作政治代言，作品不再在中國發表流通。
海淀看守所外的吉普車，熱
1996年8月，劉曉波突然失蹤，一位朋友開着輛北京吉普，帶上劉霞，到處尋找劉曉波。「細節已經記不住了，只記得車裏非常熱，海淀看守所外的兩排柳樹，乾、熱。」「路邊是架着馬（騾）車賣西瓜的小販，還有烤羊肉串的小販。」多年之後，這位朋友只記得模糊的細節，所有的印象，停留在吉普車副駕駛位上的「熱」和找不到人的惶恐。
這種核心印象延續了下來：尋找失蹤的劉曉波，成了劉霞此後生活的重要主題。
1996年劉曉波失蹤的結果，是勞教三年。為了方便探視勞教所內的劉曉波，劉霞和劉曉波在大連勞動教養所登記結婚。劉曉波被釋放後，被官方監視居住成了常態，直到2008年劉曉波因為發起《零八憲章》，再次被抓捕入獄，而劉霞也陷入長時間的軟禁。
在漫長的2010年代中期，曾有一個4月1日，劉霞的生日，幾個朋友走通層層關係，設法帶她到北京郊區的一個別墅院子裏，為她慶祝。參加過的人回憶，這大概是史上最嚴苛的生日宴會：大量便衣警察守在別墅門口，朋友必須事先通過官方審批、並在現場接受警察檢查，才可以進入，車輛則必須停在院門外。其中一個未經許可見面的朋友，要藏在獲得批准的朋友的車後排座椅底下，車主以後備箱裏酒水太重為由，將車開進別墅院子，才得以混入。
在這場聚會前，朋友們已經商量好，絕不主動問任何關於劉曉波或監獄裏的情況，以免對劉霞造成精神刺激。儘管如此，到了現場，舉着酒杯的劉霞，一會兒哈哈大笑，在少量親友圍繞的餐桌上開懷；又有好幾次，不知是因為什麼細節的觸動，也許是恍惚「進入獨自一人軟禁的處境裏」，突然又流淚大哭起來。
「那天，她就這樣在與朋友生日慶祝的現場和獨自一人軟禁的情境中，來回跳躍」，藏在座椅下進入生日會現場的女朋友回憶道。生日會之後，劉霞主動說自己先走，「這樣可以把警察帶走」，朋友才能順利從別墅脱身。
「已經不用打電話了」
與劉霞定期見面的少數幾個朋友，幾乎都記不起他們交往的具體細節，天氣、場景、衣服、顏色。他們小心翼翼地與警察博弈，獲得在警察陪同下與劉霞見面的機會，最重要的是「在一起」。而面對外界的詢問，或者警察的問訊，最好的策略，是刻意不去記憶，徹底忘記。這樣，才能保住寶貴的見面機會，保護自己不被政治的壓力、外界的期待、關於處境的思考、對自我的懷疑和拷問等等「麻煩」和「問題」壓垮。「細節不重要」，劉霞的家人曾說，「重要的是細節過濾之後，留下的感覺……不是紀實的細節，而是寫下當時的感覺。」
「當現實的反抗不可能時，他們就會藉助於非現實的形式來反抗……審美是生命本能對現實進行反抗的最高的非現實形式。」劉曉波在1988年的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裏寫下這樣的話。
在公共政治層面，劉霞沒有一種語言可以說出自己的經歷，反而依靠身體的感知、體驗，維繫享受生活的生命衝動，進而在藝術的語言裏表達。這種表達，沒有層層疊疊的裝飾，直接抵達存在的本質，黑與白，沉默中的嚎叫與呼喊。
她想要過上「好的生活」：給愛人做好吃的飯菜，和愛人一起外出與朋友聚餐，愛人在外面吃到好的食物還能打電話告訴她並給她打包一份，穿美麗的衣服（劉霞劉曉波詩歌裏都出現的「時裝」、朋友口中精美的「袍子」），能每日喝上紅酒，抽上細長的摩爾香煙，讀書寫字拍照，甚至連手機電腦都不需要去用也不會用。一個典型的個人主義者享受生活的姿態，經濟上有愛人和家人做後盾沒有後顧之憂，在當下中國中產階層家庭似乎也並不難實現。
她抵抗官方政治施加給她的壓力，也拒絕民間社會運動者對她的期待，不進入任何一方的道德倫理、法律規範來要求自己，甚至以切斷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來保存內在的自己和自由。
在公共領域，她沉默，為了保護人質（比如弟弟劉暉），不讓自己喪失最後一點與親友見面的空間；偶爾又進入自己厭倦的政治的反復言說。在現實生活中，對反抗，她是悲觀的，如《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展示的懷疑和悲觀。她也是無力的，如2008年劉曉波被抓當夜，她連用手機打電話求救都不會，最後曉波被帶走了，她說也「已經不用打電話了」（來不及了）。2017年劉曉波住院治療，她記不住劉曉波治療要用的藥物名字，更不用說出面和官方交涉捍衞自己和愛人的權利。
她保護不了自己，也改變不了鐵一般的殘酷現實：惡法橫行，愛人在監獄渡過漫漫刑期，長期分離乃至最終的生離死別。
「她是波波的 inspiration」
劉曉波臨終為劉霞寫下最後的文字裏說「一隻鳥又一隻鳥」、「抓住一個人的審美後，就將終生在他的生命裏穿行」。多年來，劉曉波從勞教所、監獄寄出的情詩，文采已經不那麼重要，四面高牆下，劉曉波聲嘶力竭地想像他的愛，呼喊他的愛，命令他的愛，表達他的愛。相對而言，劉霞的詩歌裏，傳遞出一種更抵達本質的決絕、從容和平靜的力量。「她啟發了波波（劉曉波）」，使得他在政治反抗的路上可以走下去，劉霞生活中的朋友說，「她是波波的 inspiration」。
2017年6月至7月，作為一個被嚴密監控的癌症病人，劉曉波獲得了短暫的與劉霞相處、交流的時間。在最後的文字裏，他形容自己是被動的對象，將審美交付給劉霞，一輩子陶醉。
兩人的好友 G 形容，在最後的時光，劉曉波完全地做回一個徹底的「老婆迷」。也是在這時，他明白了，在「丈夫入獄11年，弟弟也被判刑11年」的境況中，最想逃離公共生活的劉霞是怎樣被推到人倫、愛情和政治衝突的最前沿，又在長期軟禁中，經歷了怎樣歇斯底里的瘋狂。
2013年12月12日，她又寫下一篇詩歌，《無題》。軟禁中的孤獨和她內心深處保存的人性，與詩歌產生之地強制軟禁她驅使她瘋狂的權力，如此鮮明對照：
這是一棵樹嗎？
這是我 一個人
這是冬天的樹嗎？
它一年四季都是這個樣
葉子呢？
葉子在視線以外
為什麼畫樹呢？
喜歡它站立的姿勢
做樹活一輩子很累吧？
累也要站着
沒有人來陪伴你嗎？
有鳥兒啊
看不到鳥呀
聽那翅膀飛舞的聲音
在樹上畫鳥會很好看吧？
我又老又瞎看不到了
你根本不會畫鳥吧？
是的 我不會
你是棵又老又笨的樹
我是
最後的時光，劉霞的弟弟劉暉用手機拍下劉霞餵食劉曉波的樣子。在疾病、死亡與分離面前，政治的位置背離了國家敘事框架的核心的初衷，變成了劉曉波、劉霞生活的背景，就像北島2010年的詩句所寫：「他們的愛遠遠超越了那自以為主宰他人命運的人的恨。」
2018年7月10日，經歷多年軟禁，在劉曉波離世一週年之前兩天，劉霞飛離北京，前往德國，開始一段新的生活。人間惡法依舊存在，她無法逃離古希臘悲劇中安提戈涅的悲劇困境。但她的選擇也十分清晰：遵從上天的律令，保護弟弟家人，保存人倫、人性，保存個人尊嚴，過美好的生活。這便是她對人間惡法最大的反抗。
「一隻鳥又一隻鳥」，每一聲自由歡快的啼叫，都是對扼殺封喉力量的不屑與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