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他們犯下的罪叫做「祭奠劉曉波」

5個月來，黎學文一直過得小心翼翼。他不坐火車、不住酒店、不見朋友、避免上網，連火車站也不靠近。但那天，他的女朋友從外地帶病回來，在火車上發著高燒。黎學文實在擔心，決定去廣州火車站接她。然而，他剛走上地鐵大堂，都還未來得及刷卡出閘，便被警察截下，帶了去車站派出所。

那是2017年12月19日。5個月前，7月19日，黎學文和十多位中國公民曾在廣東新會的海邊，奠祭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

7月13日，劉曉波在當局嚴密隔離中於瀋陽醫院逝世。同日趕到瀋陽的衛小兵等9人沒能見上劉曉波最後一面，只能帶上鮮花、蠟燭，以及手寫的「悼念曉波，自由劉霞」標語，在醫院門口做了一個簡單的悼念儀式。這也是中國大陸境內第一個公開悼念劉曉波的行動。

在中國大陸，當局嚴防死堵各種民間祭奠劉曉波活動，帶有「劉曉波」、「諾貝爾」、「肝癌」、「RIP（rest in peace，安息）」等的字眼，甚至是蠟燭的表情符號，在中國社交媒體上都不能發表，即使是私人聊天裡提到劉曉波的名字，都會遭到刪除。

劉曉波死後不足兩日，骨灰便被撒入大連老虎灘對開的海域。當局試圖以這種方法把他從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抹去，使民間沒有紀念劉曉波的地方。然而，這反而使得所有的岸邊都可成為悼念的場所；由劉曉波生前好友組成的「自由劉曉波工作組」在7月17日發出呼籲，號召全球民眾在劉曉波的「頭七」，也就是北京時間7月19日晚上8時公祭劉曉波，在江河湖海岸邊擺放空凳子，然後進行默哀，三鞠躬，並且豎舉三指，寓意中國民主運動的「抗爭」、「自由」和「希望」。

明知當局必然作出報復。卓玉楨想：「今夜一過，明天前路就不知道在何方了。」

7月18日，遼寧省大連姜建軍、王承剛到當地老虎灘海邊擺放蠟燭、鮮花拜祭劉曉波，並在海邊石牆上寫下「劉曉波不亡」5個大字。他們隨即被大連警方帶走，被處以10天行政拘留。

7月19日，廣東有一班朋友打算響應呼籲，到新會崖山海邊祭奠劉曉波。崖山古戰場為南宋敗亡之處，人稱崖山之後無中國。他們認為曉波的殞落可與之相比。

從瀋陽回到廣東的衛小兵，對劉曉波之死仍然不能釋懷。得悉崖山之約，他立即便跟著去了。然而在路上，他思前想後，內心對於要不要退出掙扎良久；瀋陽的事必定已經惹怒當局，這再去新會，當局必定會報復。

然而，直到最後，他都沒有下車離去。

同去崖山的，有律師、作家、商人、人權捍衛者等十多人，還有記者。去到新會時已經接近8點，快要趕不上全球公祭的時間。銘（化名）帶著一班人在黑夜中亂闖，「結果把人都帶溝裡去了」他笑道。事後談起，輕描淡寫，但其實當時所有人都緊張得要命，都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國法」所不容的事，隨時有可能被警察截下或被捕。最終，在當地村民的指點下，他們還是在8點前到達了海邊。

他們在海邊擺放空椅子、鮮花、蠟燭，高舉劉曉波畫像並豎舉三指祭奠劉曉波。香港有線電視台對崖山海祭進行了同步直播。儀式一結束，眾人便迅速離開「犯案現場」。崖山海祭的畫面迅速在全球傳開，成為中國民間的反抗與希望的標誌。

同一時間，在北京也有一批經常為公共事務發聲的知識份子為劉曉波舉行了一場追悼會。不同於廣東的行動者，北京的追悼者並沒有邀請媒體參與，而是在隔天才發佈相關的照片和訊息。國保事前也清楚知道他們的計畫，甚至親自接送其中一位參與者到場。

海祭之後，眾人在惶惑不安中過了幾天，既明知當局必然作出報復，但又免不了心存僥倖。卓玉楨在從崖山回程的路上就想：「今夜一過，明天前路就不知道在何方了。」

終於，兩日後（22日）的淩晨一時，突然有警察打電話給在陸豐的衛小兵，說他車子被人撞了，要他下樓處理。他心感不妙，立時通知了參與海祭的友人，要他們及時轉移。警察見衛小兵不出來，便帶了爆破工具上門，衛小兵被抄家帶走。

半夜收到消息的何霖本打算睡醒後再作打算，但淩晨4時警察便找上了他在廣州的家，把他帶走。「十多個警察國保來抓我一個，真是受不起啊。」他笑道。其後，朋友陸續發現佛山的秦明新、劉廣曉、李舒嘉及汪美菊均已失蹤，其後證實被刑拘。

7月27日淩晨，江門市公安局員警在無任何合法手續的情況下，強行搜查香港有線電視台駐廣州記者站辦公場所，並帶走載記者採訪海祭的有線記者站司機李肇強。7月29日，因媒體的強烈關注，被警方以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罪」帶走的李肇強獲釋。

衛小兵等人的被捕引起了全球的關注。8月13日，42個中、港、台、英、美、加及國際民間組織連署聲明，要求還海祭者自由。

作為第一批被捕的人，衛小兵對當局會如何處置自己全無把握。「肯定是恐懼的，也不知道會不會被關個幾年。」他在新會看守所受到密集審訊，幾乎每天都被提審，員警威脅他必須招供組織者或幕後黑手。聲稱來自北京公安部的秘密員警甚至暗示衛小兵，如果指控廣州的異議人士野渡為海祭案幕後黑手，就可以免除罪責；同期被捕的何霖也收到相同的暗示。眾所皆知，野渡是劉曉波好友，在劉曉波去世前後頻繁接受海外媒體採訪，積極參與營救及聲援。但7月19日，他因受到警方控制而未能參與海祭活動。然而，員警仍懷疑他是海祭的「幕後黑手」。

衛小兵及何霖均頂住了警察的威逼利誘。警察的訊問徒勞無功，最後只能在刑事拘留30天期滿前釋放了眾人。「如果按他們的指示供了，說不定就搞成大案，更出不來了。」衛小兵說。

然而，當局並未因而放過其他在逃的參與者，他們被列入網上追捕名單，全國通緝。8月14日，馬強準備從四川騎行進藏期間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公安局發現並羈押，隨後江門市公安局派出員警遠赴四川，帶他回到新會看守所關押。9月5日，卓玉楨在福建省莆田市被莆田火車站派出所抓捕，派出所員警告訴他是廣東警方認定的在逃人員，隨後亦被送到新會看守所刑事拘留。

其後黃永祥、黎學文、詹惠東等陸陸續續被發現並抓捕。2018年5月21日，余其元於廣州火車站被人臉識別系統認出身份而被捕，是第13位也是最後一位因參與海祭被捕的公民。所有因參與海祭而被捕的公民均在被刑事拘留近一個月後以取保候審的名義獲釋。

「逃亡的過程中，不能使用身份證，不能用實名制手機，不能隨便撥打家人的電話，不能回家......。這是一種黑暗而又壓抑的生活，......就姑且稱之為逃亡模式。」

做「逃犯」的日子並不容易。卓玉楨在在48天的逃亡路上，就先後輾轉落腳過16個不同地點，幾度情緒接近崩潰。中國以嚴密的監控網著稱，無所不在的實名制、天眼、人臉識別、電子訊息追查等技術讓所有人在老大哥面前近乎無所遁形。卓玉楨形容：「逃亡的過程中，不能使用身份證，不能用實名制手機，不能隨便撥打家人的電話（為免被反向追蹤），不能回家（為免被蹲守的員警直撲），要避開警用攝像頭（避免被拍到及人臉識別），跟連絡人還要做到來去雙盲（不報告真實往返目的地、行蹤）。這是一種黑暗而又壓抑的生活，為了給自己打氣，我將這些過程都當成遊戲打怪升級的環節，而這種狀態就姑且稱之為逃亡模式。」

然而，衛小兵等被捕的消息甫傳出，民間的抗爭網路便立即動員了起來，為海祭參與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與避難所，使得不少參與者成功躲過了最猛烈的首輪搜捕。

比起四處躲藏的困難，更折磨人的是與所愛的人的分離，以及令親人擔驚受怕的愧疚。卓玉楨倉惶逃離廣州時，妻子已經懷孕6個月，其後妻子更被國保逼遷，流離失所。在逃亡的過程中，卓玉楨倍嘗擔憂牽掛之苦。為了能趕得上看著孩子出生，他最後決定冒險買火車票回廣州，然後果然在火車站落網。

黎學文在逃亡路上錄製了視頻及寫下了聲明，以防萬一被捕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儘管一再表示無悔於自己的參與，他亦坦承自己的恐懼。他提及警察找到了年邁的父母，要他們讓他歸案自首，也提及到給女友帶來的許多擔憂。這一切使他決心結束逃亡在外的生活，回到廣州，終被抓捕。

海祭案在新會看守所內幾乎無人不知，海祭參與者均受到了同倉犯人的禮待和關照。其他犯人覺得這是一群有勇氣，有文化的人，而且為紀念一個人而被抓實在是寃。

牢中的生活，卻未如眾人想像般黑暗。邦（化名）提到他剛被捕時，在派出所處理手續的民警問他知不知道自己因何事被捕，他坦然答道是因為紀念劉曉波。民警顯然知道劉曉波是誰，對他肅然起敬，更叫來同事和他一起抽煙聊天。旁邊的另一位嫌犯顯然不樂意了，說怎麼他能抽煙我們不能抽。民警嗆他一句：「他跟你能一樣嗎？」邦笑說，那位嫌犯肯定把他當作什麼達官貴人了。

後來被捕的人，也發現海祭案在新會看守所內幾乎無人不知，海祭參與者均受到了同倉犯人的禮待和關照。其他犯人覺得這是一群有勇氣，有文化的人，而且為紀念一個人而被抓實在是寃。「一說起劉曉波，好多人還是知道的，會問是不是『八九那位』。」余其元說。管教對他不服命令的舉動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例如管教進出倉時有規定犯人必須蹲下，余其元認為這有辱人格，堅持站著，管教竟也沒有勉強，把其他犯人都看傻了眼。當然，飯菜的單薄，住宿環境的惡劣都是可以預見的，「然而挺一挺也就過去了」。

但一個月的看守所生涯結束，並不等於重獲自由。海祭案的所有人在獲釋時均被直接送回原藉，受到嚴厲監管。衛小兵被困在蘆山縣的老家，無法去陪伴在廣東的妻女，也無法去看望病重的父親。父親多次打電話讓他過去，又多次去派出所交涉，都不得要領。然後有一天，衛小兵接到派出所電話，說他父親死了在派出所外。衛小兵深感自責，若不是因為自堅持去海祭，他就能去陪伴父親，父親就不會不明不白的死了在派出所。父親的死至今沒有得到一個說法，但卻換來了衛小兵有限度的自由，能短暫地前往廣東看望親人和打理生意。

企業家詹惠東因長時間的躲藏和被捕，公司無法發薪，只能倒閉。銘被捕前在廣東正計畫開辦餐廳，都差不多裝修好了，卻因當局施壓無法營運，投資的錢都打了水漂。他被嚴禁返回廣東，只能放棄那邊的事業，想辦法在異鄉重新開始。卓玉楨雖總算趕上了在兒子出世前和妻子團聚，然而其後他們一家三口不停被逼遷，孩子剛出世就要過着居無定所的生活。

因為海祭，他們都成為了國家的敵人，此後的生活無法再和以前一樣。

瀋陽悼念者所受關注要少得多，當局沒有立即在悼念時拘捕他們，但這一年來，9人中有6人在這一年間先後因各種理由被捕。

比起海祭者， 參與瀋陽悼念的9人所受關注要少得多。當局沒有立即因為他們在瀋陽的悼念拘捕他們，但這一年來，他們也並不好過。9人中，6人在這一年間先後因各種理由被捕，其中3人——陳劍雄、許光利及朱承志，此刻仍然在囚。

2017年10月3日，陳劍雄被赤壁公安局約談，第二天即被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員警訊問是似在算總帳，不僅問及瀋陽的祭奠，亦問及他過去多年來參與的行動，包括圍觀李明哲、謝陽案等。陳劍雄的罪名其後被更改為「危害國家安全類別」罪名，自此律師便無法會見。

2017年12月29日，許光利被指控毆打荊門某維穩辦人員，被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許光利被捕的大半年間，律師多次要求會見均被拒絕；看守所給出的理由是「案情涉及政治，律師不能會見」。就在律師無從瞭解案情的情況下，案件迅速被起訴至法院，並已在2018年7月9日開庭審理。許光利在最後陳述中，表達了他對被構陷的無奈與抗議。公訴方要求判刑4至5年，案件仍待宣判。

2018年4月29日，朱承志在祭奠林昭後失蹤，後證實已被警方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直至今天，律師均未能會見他，亦不知道他被關押於何處。

「我去悼念我認為一個不錯的人，如果這個都不能做，或者這個都害怕做的話，那真的我們都羞於為人了。」

海祭者和瀋陽悼念者一年來的遭遇，折射的是國內急劇壓縮的行動空間。敢於參與街頭行動的草根行動者一個一個被捕，要不就是受到嚴密監控，再也動彈不得。這些草根行動者大都藉藉無名，當局對其的打壓亦肆無忌憚。海祭案若不是得到了全球性的直播與關注，當局對參與者的報復可能更為猛烈。

與草根活動人士相比，當局對知識份子、律師等有社會地位的人往往有所顧忌。參與海祭的律師無一被捕，在北京追悼劉曉波的知識份子亦沒有遇上多大麻煩。然而後者的安全某程度上是一種妥協：我們只私下悼念，不製造公共事件，不給當局帶來麻煩。吊詭地，想維持公共性的社會身份及影響力，就必須得在最要緊的公共事務上噤聲。一旦逾界，原本廣為人知的學者便可能一夜之間消失於中國的公共空間之中，像劉曉波一樣只能活在海外圈子及異見群體之中。

種種因素，使得最有資源和籌碼去反抗的人往往不會走在抗爭前線，抗爭的成本和負擔不成比例地落了在易受打壓的草根行動者身上。然而正正是這些無名英雄，一直在以公共的表達維繋著民間的反抗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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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劉曉波忌日將至，曾因海祭被捕的眾人紛紛收到國保的各種騷擾、監控及問話，或被強制要求離開居住地。「如果不離開廣東，後果很嚴重。」國保如是說。

衛小兵只得再次與家人告別。過去一年，他已被迫這樣來回折騰十幾次。在可見的將來，他大約也再逃離不了國保的嚴密監控。

然而，同樣被逼流落他鄉的銘表示，若容許他再選擇一次，他仍會參與海祭。「我去悼念我認為一個不錯的人，如果這個都不能做，或者這個都害怕做的話，那真的我們都羞於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