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影評：是枝裕和的曖昧家族，人性是善還是惡？

來到《小偷家族》，是枝裕和終於贏出大滿貫，勇奪康城金棕櫚來個大豐收。然而《小偷家族》又是否和過去的是枝裕和作品大不同，於我而言，其實也非如是。

前作的影子

從內容上出發，最直接的連繫是《誰知赤子心》（０４）的棄子主題，當年依據的是８８年的巢鴨兒童遺棄事件，描述四名被遺棄後必須互相依賴求存的寫實物語。而今次導演表明《小偷家族》的契機，也是由新聞事件而發。是枝裕和年初接受日本傳媒訪問時，指出留意到新聞報道有人故意不遞上家中長者的死亡證書，從而不正當地繼續領取年金。當社會輿論集中批評當事人的不誠實表現，他們的辯解是不希望視死者已過身，而導演表示正好刺激自己去想像他們的真實心情，由是令他有《小偷家族》的構思。也即是由當年的棄兒問題，延伸至兒童被虐、社會上的法外之徒及獨居老人等，可說是把日本當代社會的縮影，投射至小偷家族中的六人身上。

至於從如何去愛孩子的角度出發，也即是《我的意外爸爸》（１３）中野野宮良多學習如何與沒有血緣的孩子相處的繼承篇。今次則由Lily Franky飾演的柴田治以及安藤櫻飾演的柴田信代，肩負起以上的任務，努力去學習成為愛護孩子以及被孩子鍾愛（不斷以孩子是否叫自己做爸爸或媽媽作隱喻）的「父母」角色。

至於針對法律上的灰色地帶，如把法律上的好人所犯的惡行（Yuri父母對女兒的施虐），和法律上的壞人所作的善行（柴田夫婦對受虐兒童的庇護）加以對照，正是《第三度殺人》（１７）中三隅作為公認惡貫滿盈的殺人犯，背後好壞難以截然區分的延續探討。

甚至如果我們把視線拓闊，達頓兄弟９６年的《諾言》（ La Promesse ）也不無相近之處。當中父親Roger 從事走私販賣人口的非法活動，而兒子Igor則從旁協助。除了違法之事，再不曉得其他生存技法的Igor，處境正好與祥太（城檜吏飾）相似，同樣因而質問自己的生存意義及價值所在。

社會寫實派旗手？

除了文本上的連繫，回到日本社會的範疇，也出現把是枝裕和納入為社會派導演的閱讀傾向。

當然《小偷家族》的而且確針對及回應當前的社會狀況而發，事實上目前日本的貧困率已高達每六人就有一人陷此窘境，而兒童虐待數字的案件數目，於１７年更高達十二萬宗，確實屬駭人聽聞的地步。柴田一家於赤貧線下的生活狀況，絕非個別的特異例子。

至於上文提及的欺騙年金事件，亦與日本年金制度不斷變質有直接關連。簡言之，日本年金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確立起來的養老制度。但隨着近年日本人口急劇老化，少子化又令未來的國民勞動力大受打撃，於是政府不斷修訂法律，令年金支付時間延後了，同時逐步推後退休年齡，１８年已公佈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將逐步延後，由本來的六十至六十三歲，推至六十五，而最後目標為七十，目的就是令年金可延後發放，減輕財務負擔。此所以由上而下已積極構思不同方法，嘗試去減省年金的支出。初枝（樹木希林）之死，正是終止年金發放的契機，柴田家不加以掩飾，政府的財務支援就會一去不返。

不過對此我絕不擔心，只要和另一導演周防正行加以對照就明白。後者自《談談情跳跳舞》（９８）大受歡迎後，往後便全面走上社會派之路，《即使這棣也不是我做的》（０８）針對痴漢冤獄，《終之信託》（１３）直視反思日本的檢察官制度，內容凝重及冷硬乾澀。是枝裕和的「社會派」作品，從來均恪守哀樂流轉，人生無常，悲喜難測的經營基調，絕不會因生硬的言志企圖，而影響電影本身的可觀性。

曖昧的家族

回到《小偷家族》的文本，是枝裕和劈頭展示的，是一幅曖昧的柴田家族圖。簡言之，若以家系圖表來展示，其實是勾畫不出彼此的線性連繫來。在柴田家中，誰是誰的孩子難以區別，祥太不肯稱治為父親；而祖母初枝與母親信代妹妹亞紀（松岡茉莉飾）關係異常親密，令人難以理解；更為甚者，所謂祖母，究竟是治還是信代之母，也一直語焉不詳。綜合而言，就是一個曖昧的歪常家庭，誠如治對亞紀質疑他與信代兩人，不過為了金錢才走在一起，他則輕描淡寫打發：我們家中又有誰是正常人來呢？

所謂日常與乖異，真的有清晰可分的界線嗎？由沒有血緣的人所構成的家庭，當然是《我的意外爸爸》中的命題延續，但前作乃人為的意外疏忽，而導致今天的突異情況，但《小偷家族》的背景則複雜得多──每一段組成關係，差不多都被刻意扣上正反兩面，從而強化了當中的曖昧性。

信代及治救祥太可會是為了車內的財物？初枝對亞紀的痛惜可會是為了方便從她父母身上斂財？信代及治住在初枝家，更難擺脫窺伺初枝年金的責難懷疑。好了，似乎只有撿拾Yuri回家撫養，是毫無懸念的善行。電影中也借治多次複述信代強調沒有向Yuri父母求財，就不是拐帶，自己並沒有犯法來表白，不過其後也借女警宮部（池脇千鶴飾）直言此已屬拐帶罪，來突出法律與人情於理解行為上的差異。

如果我們進一步深思，當可明白是枝裕和的用心：針對Yuri的善行之所以能百分百確定，只因觀眾是與柴田家在同步體驗經歷，反過來以上的人性曖昧差異，全屬盲目的臆測又或是人為的訛傳，由是帶來人性的明暗，其實很大程度視乎接受的資訊及切入的角度，在在影響了當事人或旁觀者的看法。導演特意用宮部的說法，左右了亞紀對初枝的看法，從而誘使後者供出藏屍之所來，那是人心的惡意操弄，從而達成自身的追求效果。而Yuri回家後，父母接受記者訪問時的謊言，也恰好說明媒體又或是世論的不可信性。

綜合以上，正好可以回到上文導演提及的創作契機──刺激自己去想像他們的真實心情，從而去尋找在新聞報道後的另一面。

謊言的救贖

對我來說，是枝裕和在建構曖昧性之時，除了人物與外在環境的表裏差異外，更重要是不斷利用角色自身所編織的謊言，從而令到真真假假的界線益發含糊，也令到人性的內涵更加立體多樣化。

但只要抽絲剝繭，其實不難發現各人的謊言，都是為了家庭成員著想而發──縱使當事人未必認同，更為甚者且起了救贖對方，由是為當事人啟動第二人生的作用。

信代面對刑警，把所有罪行一力承擔，固然是最為明顯及可視化，因為已由她口中交代因由──治已有前科，由她承擔才得以輕判，自然也成就治的逍遙法外，不用在監牢度日的第二人生。

而治在臨別晚上，面對祥太的質疑（留意也是由宮部為了挑撥離間，從而提供給他的資訊）直接承認打算一家人掉下他逃走，從而好讓祥太可以安心回去親生父母身邊，而不用心存不忍的遐想，從而揭開他更美好的第二人生。而事實上，文本中早已說明，因為祥太身處醫院中三餐無憂，所以柴田家不過打算安頓好後，才設法把他接回來團聚。

至於祥太，也利用被捕乃故意的謊言，企圖劃破彼此擬家族的連繫心結，好讓治可以解除束縛，安心走向自己的第二人生。事實上，文本中他公然偷竊的行徑，顯然是為了拯救快將被職員捉拿的Yuri。即使不作如是理解，把自己的誘捕視為贖罪的過程，目的也為了阻止Yuri模仿自己，不要再誤入歧途，走上正面的人生路上。自從經雜貨店東主川戶（柄本明飾）提示後，祥太內心湧現的是非之心，逐步推使他作獨立思考，從而去尋找及鎖定自己的人生意義及價值依據。

此所以在人性善惡的曖昧虛幌下，是枝裕和對人性的善意還是充滿信心。手法可以不同，行徑亦可大異，唯其本心不變──曖昧不過是一種生存倆伎，好讓可以與濁世同流。

（註：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是枝裕和的曖昧家族掩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