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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英二:全球化下不安的年代,舊世界秩序邁向終結

「所有的世界秩序都是維持三個世代左右。因為發生革命、戰爭或各種運動建立新秩序時,第一個世代的人是能夠親身地體會和記着這些變動的發生。第二世代的人透過父母能大概能了解當時發生什麼事。然而,第三個世代的人已無法了解祖父、祖母那一代人的經歷。」


小熊英二:想要維持舊有秩序的人是想要維持那種所謂「安定的力量」,害怕失去這一切,面對新潮流和新秩序而認為自己會輸的人,便會傾向支持國族主義和維持舊有秩序。圖為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美國第45任總統,一輛豪華轎車上有「我們是人民」噴塗的畫面,當天有數十萬人聚集慶祝和抗議。 攝:Mark Makela/Getty Images
小熊英二:想要維持舊有秩序的人是想要維持那種所謂「安定的力量」,害怕失去這一切,面對新潮流和新秩序而認為自己會輸的人,便會傾向支持國族主義和維持舊有秩序。圖為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美國第45任總統,一輛豪華轎車上有「我們是人民」噴塗的畫面,當天有數十萬人聚集慶祝和抗議。 攝:Mark Makela/Getty Images

【編者按】:今年3月2日,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小熊英二來港演講,主題是「全球化下的社會運動」。演講主要圍繞三個問題: 一、自2011年開始,包括日本在內,為何全世界也有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二、這些社會運動與過去的有何不同?;三、 運動背後的社會背景是怎樣的?此文為當日的演講稿,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張彧暋翻譯,黃善如整理與筆錄。端傳媒獲授權編修刊載,以饗讀者。

一、2010年代全球的社會運動復興?

自2010年代開始,世界各地正在發生不同形態的社會運動,例如:紐約、西班牙、東京、台北、首爾、香港。2011年時,以色列也曾發生過大型的社會運動。為何當地會發生大型的社會運動?大概就是源於窮人與富人之間的「格差」(編按:階層差距)不斷擴張,很多人即使大學畢業也無法找到好的工作。我到過許多不同的國家,但卻聽到同樣的故事。大家都說「沒有好的工作」、「地價上升」、「階級分野愈來愈大」。全世界都面對一種不安定的狀態,各種社交網絡和互聯網的服務不斷擴大,令同樣的故事在世界各地不斷發生(編按:見下文),它們的背景全都是一樣的。2016年時,我在南韓也是聽到同樣的故事。這些社會運動的背景與之前的有什麼不同?簡而言之,20世紀的政治形式已無法配合現在的社會形態。現在就來說說20世紀和21世紀的社會形態有什麼不同。

在20世紀的時候,社會能提供大量安定的工作予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勞工。這些教育程度低的工人有較安定的工作,並有着傳統的家庭結構和工會成員身份,這一切會導致「政治安定化」。
在20世紀的時候,社會能提供大量安定的工作予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勞工。這些教育程度低的工人有較安定的工作,並有着傳統的家庭結構和工會成員身份,這一切會導致「政治安定化」。攝:Cincinnati Museum Center/Getty Images

20世紀的社會政治安定化

在20世紀的時候,社會能提供大量安定的工作予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勞工。這些教育程度低的工人有較安定的工作,並有着傳統的家庭結構和工會成員身份,這一切會導致「政治安定化」。這些有安定工作和傳統家庭的社會階層會支持關注社區和家庭的保守政黨。簡而言之,大量安定的工作令這批工人支持政黨,政黨也因為他們的支持而安定下來。同時,反社會黨或工黨的體制也會安定下來。

歐洲、美洲和日本也有相同的結構和背景。歐洲有兩大主要政黨,一種是以「社區和家庭」為主的保守派政黨;另一種則是以「工會」為主的社會民主派黨。由這兩種政黨組成的政治體制也隨之安定下來。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也有類似的構造。這個時代的大眾媒體(例如:電視和報紙)亦為這個體制提供了非常有效和安定的力量。這些媒體體制背後有大型的放送局(電視台)或印刷廠支持,而媒體也有中央化、集權化的傾向。21世紀的社會形態則截然不同。

21世紀的各領域不穩定

全球化和媒體傳播技術的發展,令一些工業開始離開原來的社會和國家。透過網絡,人們可以電子郵件把設計圖傳送到世界不同地方製造,不用在自己的國家和社會中設立工廠。全球化與傳播技術的發展,會一同帶動社會變遷。首先是選擇增加,其次是可能性增加。當選擇和可能性增加,競爭自然也會增加,隨之而來的就是安定性降低。企業不用再在國內設廠,可以選擇到不同的地方,享受當地的優勢,所以全球競爭亦增加了。企業在一地設廠後,也不一定要請當地人,而可以請其他地方的人來工作。安定性因而降低,穩定的權威或權力架構也會變得不穩定。簡單而言,只要該勞工不喜歡,便可以轉到其他地方或公司工作,所以不會穩定下來,選擇、可能性和競爭亦因此而一同增加。

競爭亦會令地價上升。大家都想住在方便的地方,而人人都選擇那些方便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地價便會上升。金融投資的自由化令人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地方來居住,在東京買地和在倫敦買地也是同樣道理。因此,地價會隨競爭而上升。我在不同地方(三藩市、墨爾本、柏林和華沙)都聽到同一個說法──「五年前買樓便好了!」這種不安定化會引致身份認同的不安定化。「為何我要住在這樣的地方?」、「為何我們要面對這樣的國家?」、「到底我是哪個國家的人?」、「為何我會在這裏?」……當然也可以換另一個角度來想,「這個地方一定要有我的存在?」、「為何我一定要在這個地方生存?」。這就是所謂的「地域主義」。在加泰隆尼亞、威爾斯和沖繩,人們都會說「為何我們一定要留守或守衛這個地方?」這也是同樣的道理。

國族主義亦在漸漸加強。不安定導致認同感降低,繼而令大家產生想透過歷史尋找「我到底是誰」的傾向和衝動。在不同地方也會發現有許多人說「自己最近突然喜歡上歷史」。人人都認為身處的地方和時代很差,不斷聽到「30年前不錯」和「50年前不錯」的說法。在沖繩,有許多人說:「如果沖繩沒被歸還給日本便好了」、「沖繩回歸日本後,工作變得不穩定」、「家族又不安定」、「自然被破壞」和「失去人情味」。香港也是如此。在全世界也聽到同一個說法 ──「70年代不錯」、「50年代不錯」。

21世紀的全球化與傳播技術的發展,會帶動社會變遷。當選擇和可能性增加,競爭自然也會增加,安定性會降低。企業不用再在國內設廠,可以選擇到不同的地方,享受當地的優勢,所以全球競爭亦增加了。

21世紀的全球化與傳播技術的發展,會帶動社會變遷。當選擇和可能性增加,競爭自然也會增加,安定性會降低。企業不用再在國內設廠,可以選擇到不同的地方,享受當地的優勢,所以全球競爭亦增加了。攝: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家庭、社區、工會的凝聚力亦在慢慢降低。「我為何與這個人結婚直到現在呢?」、「我其實可否再選擇其他人?有其他可能嗎?」、「我為何要留在這樣的工會當中?」一旦有這樣的想法,家庭、社區和各種工會的凝聚力也會自然降低。

政黨代表不同聲音的能力也會隨之降低。昔日的政黨之下有工會,而工會亦了解其下的工會運動和勞動情況,所以政黨能較準確地掌握工人的情況。昔日的保守政黨會到社區與不同的領袖接觸,而領袖若知道社區的真實情況,那政黨便能掌握社區的實況。現在的日本自民黨正面對各種的苦惱,其中一個苦惱是這樣的:「現在的町內會會長和商店街會長只知老人家的情況。地方的祭典只有老人家參加。即使聆聽社區領袖的意見,也無法了解整個社區的運作情況。」因此,政黨也開始不理解民眾的想法和發生什麼事。這並不只是因為政黨的人懶惰,而是因為他們聽工會領袖或地區領導的意見,但這群領袖也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

我最近在澳洲和德國也聽到一樣的故事,那就是政黨不太清楚人民的想法。其實最容易了解到一個地方的社區凝聚力的方法,就是到教會。因為每個人都會在星期日到教會,去看看的話便大約知道這個社區發生什麼事。有一次,我在星期日到柏林的教會,但發現只有老人家才會到教會。因此,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也不知道下面的社區的情況。所以說,所有國家的保守政黨也有同樣的煩惱。

大家都覺得自己被現有的政黨/政治體系排除在外,所以人人都會說「政治家並不理解我們的想法」和「政黨不了解我們的想法」。有這種想法的人也愈來愈多。

各種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SNS)和互聯網的影響愈來愈大。昔日的大眾媒體需要有自己的配套設施(Infrastructure)來支持它。若你要自行錄製影片並對外公布,是一件超級麻煩的事,但現在卻變得十分簡單。人人都可以自己錄製影片並向公眾發布,所以一些規模小的團體的動員力也漸漸提高。在這樣的背景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小事件引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的可能性也不斷增加。人人也不快樂,每個人的不安感增加、競爭增加、選擇增加,然後又不了解政黨的想法,所以每個地方也有引發社會運動的契機。每個人都透過社交媒體知道世界各地正在發生不同的事情。

2018年5月1日,東京約萬名工人請願呼籲改善工人的權利和要求首相安倍晉三辭職。

2018年5月1日,東京約萬名工人請願呼籲改善工人的權利和要求首相安倍晉三辭職。攝:Alessandro Di Ciomm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那麼,到底日本舊社會運動家與新時代的社會運動家有什麼不同呢?

昔日,主導日本社會運動的是工會、左翼政黨或團體。知識分子、學生、教授、家庭主婦、少數群體和受工業發展及環境污染影響的群體也會參與社會運動。

現時在日本東京參與社會運動的又是什麼人?他們是一群受過教育但不安定的勞動者。他們不是依靠「體」力勞動而是靠「腦」力勞動的工人,當中包括:從事IT、設計、研究、出版、自僱的企業家、兼職的大學講師,以及背負巨額學債的學生。

在2015年,日本出現了一個由學生成立的社會運動組織,名為"SEALDs"。 在一次運動中,組織的學生代表曾說自己已經背負着600萬日元的學債。他們團積了許多不滿,覺得社會有問題。這些參加者具備不同的技能,例如:電腦、設計、研究等。所以,我發現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的海報也設計得不錯呢。他們懂得如何操縱社交媒體、設計網頁和海報。他們全部都做得不錯,因為參與社運的人本身就是專門從事這些工作的人。

那麼,到底現在的社會運動是以怎樣的形態展開呢?

二、21世紀社會運動的動員方法與行動模式

圖:端傳媒設計部

我曾研究過在2012年和2015年,為何日本人會走到國會前示威。現時的社會運動中,有愈來愈多的小團體出現,這些團體並沒有辦公室、沒有特定的領袖和固定的會員制,而是譬如說,同一所學校有10人,同一個職場有20人或同一所學校的畢業生有十多個人等。小團體內的10人當中,有人會從不同的社交網絡得到情報繼而參與這個活動。小團體中的人繼而又會把情報傳遞給其他小團體。不同的小團體得悉有關情報後,又會自動自覺地參與這些大型活動。

由多個不同的學校、職場和親戚的細小團體組成的社會運動,當中的情報並非分給小團體內每一個獨立的人,而是小團體內的某些人,而這些人又會在自己親密的團體內把情報散布開去。當在虛構空間裏的某些情報流傳到現實空間中的某些團體,社會運動便會開始建立起來。我在2014年10月曾到訪香港,在金鐘考察時發現有許多細小的帳幕,每一個小的帳幕就是一個小團體,這場社會運動正是由多個不同的小團體所組成。

除此之外,我發現許多不同的社會運動也會佔領一些公共地方來議論和演說。這樣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也有發生,例如:美國紐約、以色列和東京。大家都想透過佔領得到一種安定的感覺,這個情況與想要一種安定的工作感也有點類似。在這些運動當中,我們好像產生了「我在世界上有一個安定的地方」或「我佔領了這個世界上某一個細小地方」的感覺。不同的社會運動也有類似這種「想要佔領某地繼而得到安定感」的情況出現。

日本1960年代的社會運動是不斷移動的,參加者會在不同地方遊行。相反,21世紀的社會運動中,「想要佔據某地方」、「靜止」的感覺變得十分強烈。我花了一段時間去想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大家知道地震發生的機制嗎?

許多不同的社會運動也會佔領一些公共地方來議論和演說。這樣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也有發生,大家都想透過佔領得到一種安定的感覺。圖為2011美國佔領華爾街。

許多不同的社會運動也會佔領一些公共地方來議論和演說。這樣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也有發生,大家都想透過佔領得到一種安定的感覺。圖為2011美國佔領華爾街。攝:Andrew Holbrooke/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三、運動背後:新世界秩序衝擊舊秩序

地震是指地幔(Mantle,地函)內的岩漿對流作用帶動板塊移動(分離、碰撞或錯動),當所積聚的應力超過岩層所能承受的時候,便會斷裂並釋出能量,形成地震。地震集中於板塊邊界。同樣道理,當昔日既有的制度和新的社會轉變不相配,便會引起各種制度的機能障礙或不全(Dysfunction)和社會運動的出現。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也會覺得現時的教育制度、政治制度不配合現實狀況,在這情況下便會產生社會運動。

當代的世界秩序也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簡單而言,其實現時大部分的國家也是二戰後才成立的國家,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印度(1947)、德國(1946)和日本(於1945年放棄「大日本帝國」之稱號)。現時日本的國境與昔日是不同的。簡而言之,戰前日本的國境是包括南韓、台灣等地。二戰後,才成立現時國境的境界線。現在的世界基礎秩序是二戰後成立的。二戰前的秩序就是由各種的金融恐慌、社會運動和獨立運動所打破繼而形成新的秩序,例如:30年代的金融恐慌、共產主義運動、納粹主義運動和獨立運動(印度、中國和各個非洲國家)。這些運動打破了舊有的秩序繼而促成現時的世界秩序。

因為有地震,才會有新的世界秩序。雖然這個秩序已經成立了,但各種社會變化(如:工業結構的改變、傳播技術的改變、交通、教育和人權意識的擴張等)也在不斷威脅或影響它的穩定性。這些所謂新的制度不知道舊的世界秩序是怎樣的,所以對舊秩序而言是具有挑戰性的。世界秩序或社會秩序與社會現實之間出現落差,有落差便會發生地震。60年代末、80年代末和2010年代的各種民主運動也對社會秩序產生震盪。大家知道這三個時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嗎?

簡單而言,亞洲、歐洲和非洲的某些國家都曾面對民主化所帶來的震盪。會否有人覺得80年代只有東歐發生民主化運動呢?其實在1980年代末,菲律賓、南韓、台灣也有發生同樣的民主化運動。(然而,在1989年,中國和緬甸的民主化運動遭受挫折。)這些民主化運動感染了東歐,並令當地出現民主化運動。1993年,阿塞拜彊民主化運動也開始。為什麼那裏會出現民主化運動?首先,菲律賓民主化運動成功,然後南韓學生透過衛星電視得悉有關事件,繼而產生一系列連繫起來的民主運動。因為衛星電視的出現,台灣和中國的學生又模仿了南韓的學生運動和民主化運動。

衛星電視的出現令不同地方的學生互相模仿,所以我剛才提到交通、傳播技術和工業結構轉型也會帶來這些民主運動。這一切也是緊密連繫起來的。我調查過60年代的學生運動,以前只有工會或政黨才會有自己的大型印刷機,但60年代末時,印刷技術的改善令學生可以自行印刷並派發傳單。然後就是電話的出現,人人都用電話互相聯絡和交流情報。各種社會變化會引發不同的潮流。

總括而言,社會的不安定和各種政治制度的機能不全會令世界各地出現不同的社會運動。至於為何會有不同形態的社會運動發生?這是因為每個地方人與人關係的緊密程度、社會的不穩定性、教育程度和電腦技術均存在差異。這些社會運動到底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他們的共同背景就是20世紀的政治結構不符合21世紀的社會變化。

南韓於80年代發生的一系列民主運動,因為衛星電視的出現,台灣和中國的學生又模仿了南韓的學生運動和民主化運動。圖為1987年的南韓學生運動。

南韓於80年代發生的一系列民主運動,因為衛星電視的出現,台灣和中國的學生又模仿了南韓的學生運動和民主化運動。圖為1987年的南韓學生運動。攝:© Patrick Robert/Sygma/CORBIS/Sygma via Getty Images

四、問答環節

問:2010年代後,在全球化下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運動或社會潮流。在全球化下,中國、新加坡和香港似乎是一些例外的個案,這三個地方既有新媒體出現,但又非常穩定。首先,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後,其政權竟然變得更保守和專制,即使有新的社交媒體出現仍然十分穩定。其次,新加坡擁有一個與中國比較來說相對開放的網絡,但只出現零星的小規模社會運動。至於香港,我們有大型的社會運動,但比較「佔中」前、後的時期會發現,「後佔中的時期」的香港,其社會運動和公民運動是突然停滯下來的。即使取消了多個議員的資格,也不會再有人走出來參與大型的社會運動。

小熊英二:社會運動、政府威權化和社會不安化都是連動的東西。簡單而言,昔日的政黨或政權能了解社會和民眾的真正情況時,便不需要利用力量或暴力來鎮壓有關事件或社會運動,也能令社會完滿地運作。當政黨和政權不能把握人民的想法時,則只可以用力量來鎮壓事件。剛才提到當認同感變得不穩定時,便可能促使地域主義和國族主義的出現。

波蘭和匈牙利,就是政府威權化後各國族主義同時發生的明顯例子。1990年代,當舊政權(波蘭人民共和國,Polish People’s Republic)倒下然後新的政權(波蘭共和國,Republic of Poland)出現,政權更替後,貧富間的「格差」擴大,工作變得不穩定,並開始產生認同感的不安定化。政府威權化、國族主義和新政黨人氣急速上升也會同時發生。在同樣社會不安定的情況下,在些地方則會演變成威權化社會、國族主義社會,或是地域主義的社會。

問:剛才的分享曾提到1960年代、1980年代和2010年代也有社會不安的情況。因為媒體技術的提升促使社會不安定化。香港或中國境內的華人圈在60年代、80年代和2010年代也會記得不同的政治事件。如:60年代的人會記得六七暴動、文化大革命。80年代則是蘇聯接近倒台或改革和八九天安門事件;2010年後則是普京(Pútin,普丁)的政權和最近習近平取消任期限制的規定。有許多評論家指這些時期的社會不安是由專制政權所引起的,你有什麼想法?

小熊英二:我不想太傲慢呢,所以關於香港和中國的情況我就不說了。一般而言,無論是什麼政權,若背後沒有強勢的領導人是很難運作下去的。放在一般人身上去想的話,若背後沒有強大力量支持的話,要驅使他行動是十分困難的事。政權也是一樣。支持的方法有兩種:一、理解大家意見後再作改善;二、「派錢」。

「派錢」的方法只有兩種:一、自己擁有許多天然資源所以能向民眾派大量金錢;二、透過「公共建設」派錢。「派錢」是不需要聆聽大眾的意見也可以做到,但一直派錢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歷史上的獨裁政府面對這種情況往往無法繼續下去,除非該國擁有金、石油和天然氣等。但這些國家的弊處是,如果原油價格下降,便會引發政治危機。因為平時國家富有,派錢可減少人民的反對聲音,但一旦面臨財政危機,人民便會反抗。既沒有石油,又沒有金的國家,又應該怎樣做?

以日本為例,1970年代利用稅金進行公共建設。現在仍然有許多國家透過興建公共建設分配資源,但這種辦法的效率很低,只要經濟增長稍為下降一點,政府便要再投放更多金錢去維持社會的經濟成長。最快出現這種負擔不了的情況的國家,就是日本。為何日本還能堅持?因為借了很多錢。我最擔心就是日本呢。最根本的問題是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政權是難以維持下去的。若要人民支持你,又要回到剛才提及的兩個辦法,即是聽取人民意見或「派錢」。一般而言,若國家通過「公共建設」派錢,只有一成人能取得經濟利益。若有九成人能分享經濟利益,便有九成人支持政權,政權便能維持下去。然而,這些國家都很神經質,因為它們知道實際上沒有人支持自己的政權。很多情況是,看似有許多人支持政府,但實際上不是,政權因而變得神經質。

這些神經質的政權出現的話,會怎樣呢?最好的對應辦法就是,若人民有不滿就正正經經地說出來。若不正確地表達出不滿,這些政府和地方政府會變得愈來愈神經質或不敏感。若你對許多事情也不敏感,就會積累更多不滿。當缺乏表達意見的渠道而政府聆聽不到意見,政府就會變得更加遲鈍。即使你無視政府,政府也會很神經質地想了解人民的想法。與其無視政府,倒不如直接地說出自己的不滿,這倒是更易處理。

到底正正經經地表達出自己的不滿有什麼好處?政權不斷派錢其實沒什麼好處呢,這只會團積更多不滿。若不表達出來,只會令不滿更加強烈;若正確地表達不滿能防止事情進一步惡化。我不是針對某個特定的地方,只是普遍而言就是這樣。

譬如,納粹德國政府是非常神經質的,既沒有具真正意義的民主選舉,又沒有穩定的政黨,所以只好運用秘密警察不斷調查大家對政府的想法,從而收集意見。當時納粹德國政府是非常在意人民到底支持政府與否,以及人民的不滿,而沒有正式經歷過民主化進程的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為何納粹德國能繼續運作下去?因為政府投放大量金錢於公共建設以維持政權。經濟大恐慌出現後,納粹政權奪取了政權,當時其他地方的經濟情況也很差,納粹政權需要投放大量金錢於公共和軍事建設以維持經濟景氣。即使當時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若干年後,納粹德國的政權也會破產。這當然是一般論。

問:老師提到上一次世界大戰後有新的世界秩序。現在的世界秩序很不穩定,你會否預期在可見的未來又會發生戰爭,繼而產生新的世界秩序?

小熊英二:我的個人意見是,所有的世界秩序都是維持三個世代左右。因為發生革命、戰爭或各種運動建立新秩序時,第一個世代的人是能夠親身地體會和記着這些變動的發生。第二世代的人透過父母能大概能了解當時發生什麼事。然而,第三個世代的人已無法了解祖父、祖母那一代人的經歷。

第三世代沒有親身經歷,又不知道當時發生的事,繼而便會出現政權支持率下降的情況。這時候,政權便會開始進行歷史教育,透過歷史課讓大家了解現有的政權和秩序是如何建立出來的。我也稍稍看過南斯拉夫的歷史。1989年,南斯拉夫解體。這個國家是在二戰後透過革命而得到政權的。1980年代的政權通過歷史教育,尤其是帶學生遊覽革命的聖地、戰場,走到山上看看當時如何革命。這些政權的共通點是通過這些戰爭或革命、立國時的記憶來得到政權的合法性。

因為無法繼承這些革命或政權合法性的記憶而失去政權的國家,例子多不勝數。當然也有許多國家是透過「派錢」或「公共建設」來維繫正在失去合法性的政權。然而,只有三種國家可以繼續運作下去:一、正在繼承革命或獨立戰爭記憶的國家;二、繼續派錢;三、處理好政治問題。若果不處理好政治問題,又不派錢的話,基本上是無法繼承記憶的。可否只靠歷史教育來維持政權呢?當然不可以。我剛才曾提到世界在二戰後建立新的秩序。世界秩序出現變動與地震的發生的時間,就是社會運動出現的時間。剛才提到1960年代、1980年代和2010年代,許多人也視為世代戰爭,也是由同一個原因導致,而不只是因為新世代的工作不穩定、生活不穩定、社交媒體的出現,就能令這些情況出現。簡單而言,新的世代其實沒有上一世代的記憶。

回到最原初的問題,到底舊的秩序開始崩壞,有沒有新的秩序出現呢?一個簡單的結論,我認為舊的秩序已經不能維持下去,舊年代的記憶根本沒有繼承下來。世界各地,不論亞洲還是歐洲的政權也了解到這件事,所以他們不斷進行歷史教育。因為每個地方的政權都了解到,若不進行歷史教育,就無法繼承記憶了。

上一個的世界秩序 (即「帝國主義」) 是由18世紀末開始成立,19世紀達到高峰,然後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完結,大概維持了一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到現在,大約有八十多年。十年至二十年後可能有新的秩序出現,那時候情況可能會很嚴重。這段時間從事歷史相關工作,可能會成為賺錢手段呢。為什麼呢?閱讀歷史引起的爭端和衝突會愈來愈多,當形勢和政權開始改變時,首先出現的問題就是對歷史的爭議,所以不論政權還是在野黨,也希望有歷史學家去幫他們。

社交網絡和互聯網的影響愈來愈大。一些規模小的團體的動員力也漸漸提高,小事件引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的可能性不斷增加。圖為2013年土耳其伊斯坦堡發生的示威,一位示威者在現場使用社區網絡。

社交網絡和互聯網的影響愈來愈大。一些規模小的團體的動員力也漸漸提高,小事件引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的可能性不斷增加。圖為2013年土耳其伊斯坦堡發生的示威,一位示威者在現場使用社區網絡。攝:Ozan Kose/AFP/Getty Images

問:你的看法是舊的政治制度無法處理新的問題。若有新的政治制度出現,你認為這個制度會有什麼特徵?你剛才提到一些神經質的政權想了解人民的看法,但這些政權卻沒有積極回應,否則他們沒有需要刪掉本身民主的制度。一方面想知道人民的看法,同時又沒有認真處理回應,這是不是一件徒勞無功的事?

小熊英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呢。如果我能解答的話,我就變成神了(笑)。首先,這些政權若做得不好,到底他們是維持着些什麼呢?綜觀歷史便能發現,這一類政權維持着的是政權核心人物的地位和性命。其實所有政權走到最後,也是維持自己的地位、性命和財產。一般來說,若政權在崩壞前仍能維持自己的地位已經算不錯了,例如:委內瑞拉的社會即使大混亂也好,政權核心人物仍然很努力地維持自己的財產和性命。在最惡劣的的情況,他們只要能維持自己性命,根本不會理會人民的不滿聲音。不知道這樣能否解答你的問題。

究竟之後新的世界秩序會是怎樣呢?說不定以國家、國界為單位的形態會出現變化。

當市場或經濟制度、國境、國界等相符的話,這個系統會是一個相當有效的系統。好像日本那樣,政府用中央的辨法來收集資源和稅金,繼而打造出國家經營的郵政系統或道路系統,便可以令國家經濟整體成長,而這個做法在以前是非常有效的。在這個時候,若政治和經濟都在同樣的既定國境中,且相對地重疊的話,事情(國家運作)便能夠完滿地進行。在昔日,只要政治國境能維持貨櫃系統、道路系統和郵政系統,一切相符,便能同時得到人民對政權的認同和經濟發展。

然而,網絡不是國家的公共建設,Facebook也不是國家的公共建設、比特幣也不是國家的制度。當以國家運營但又出現了剛才提及的東西時,便會阻礙了事情的運行和發展。可能將來新秩序的發展方向,就是盡量排除這些阻礙發展的舊有境界制度,但這種新的秩序是好是壞,便是另一個討論話題了。可能會出現一個超級不平等的「格差社會」。簡單來說,50年前的社會便是國家內的格差比較少,但國與國之間的格差比較大,例如:美國和印度國家層面的不平等可能非常大,但美國或印度國內的不平等相對較小。90年代的變化就是國家內的不平等增加,但國家與國家間的格差縮少。

一個國家內只有小撮人能掌握大量金錢、知識、資訊、技術,而其他人則沒有,繼而國家內的格差便會擴大。反觀,各個國家中擁有大量金錢、知識和資訊的那群人,他們之間的格差卻縮小了。舉例來說,美國國內的格差不斷擴大,但美國和印度國家內那群擁有大量金錢、知識和資訊的人的差別卻愈來愈小。

第二個可能是在這種發展情況下,「國族主義」可能會慢慢地增強。簡單而言,昔日美國沒有如此嚴重的不平等,所以美國人會認為以前的生活較好,會懷念往昔,國族主義的氣氛也會隨之慢慢上升。因此,現在美國人才會想奪回以前的美國社會。這兩個發展是同時進行的,而這兩種秩序也同樣地動搖着世界的舊有秩序。

簡單而言,目前同時有兩種力量:一種是「維持舊有體制的力量」,另一種則是「盡量破壞舊有體制」的力量。想要維持舊有秩序的人是想要維持那種所謂「安定的力量」,現在保持自己力量和地位的人會害怕失去這一切。面對新潮流和新秩序而認為自己會輸的人,便會傾向支持國族主義和維持舊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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