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 深度 評論

楊路:還說中美貿易戰?眼前已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

正當所有人都以為貿易戰只是一場中美角力時,特朗普(川普)選擇了向全世界開戰。


互惠的概念並不能很好解決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問題。自由貿易的確可以使雙方彼此獲益,但獲得的利益大小卻不一定是相同的。一個國家或許通過自由貿易整體受益,但國內的不同產業和階層之間卻往往存在贏家和輸家──有的產業會因為自由貿易而遭到淘汰,有的產業則會壯大;有的人可能會因自由貿易而致富,有的人也會因此而失業。因此互惠並不一定對等。 攝:David McNew/Getty Images
互惠的概念並不能很好解決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問題。自由貿易的確可以使雙方彼此獲益,但獲得的利益大小卻不一定是相同的。一個國家或許通過自由貿易整體受益,但國內的不同產業和階層之間卻往往存在贏家和輸家──有的產業會因為自由貿易而遭到淘汰,有的產業則會壯大;有的人可能會因自由貿易而致富,有的人也會因此而失業。因此互惠並不一定對等。 攝:David McNew/Getty Images

正當所有人都以為貿易戰只是一場中美角力時,特朗普(川普)選擇了向全世界開戰。

6月9日結束的G7領導人峰會,絕對是不同尋常的。美國作為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主要制定者,拒絕支持共同聲明中「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的至關重要角色,並將繼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underline the crucial role of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and continue to fight protectionism)這一表述。特朗普團隊在會後更在媒體上對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展開了口水戰,美國和盟國之間的嫌隙,已然超過中美之間的矛盾。

貿易戰:所有人反對所有人

截至6月10日,除了澳洲、巴西、阿根廷和南韓這四個國家之外,美國的232調查關税(鋼鐵產品25%,鋁產品10%)已經對全世界其餘所有國家生效。而這四個獲得豁免的國家,都或多或少與美國達成了「自願出口限額」,其實質效果,和關税沒有太大的區別。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宣布了對美國的關税報復措施:除了鋼鐵和鋁之外,還包括了美國出口的豬肉、威士忌、化妝品、披薩餅等其他商品。這些關税報復極有可能最終落地。

然而這還不是最糟糕的。特朗普在多個場合暗示,美國還在考慮提高進口汽車及配件的關税。與鋼鐵和鋁不同,汽車產業的全球供應鏈非常長,涉及的就業和經濟活動非常廣,一旦美國在汽車關税上下手,將對全球貿易體系產生巨大的震盪。根據國際行業組織估計,汽車行業在全世界直接創造了900萬就業崗位和4500萬個間接就業崗位,一場全球汽車貿易戰將會衝擊超過5000萬人的飯碗。

一個月前還是新聞焦點的中美貿易戰,雖然暫時因為美國與盟友之間的口水戰而「退居二線」,但也完全沒有走遠。與美國的盟國不同,中國從一開始就沒有被豁免232關税的可能,中國對美國出口的鋼鐵和鋁產品已經被徵收232關税。6月15日將是美國宣布對500億美元中國科技產品徵收25%關税的截止日,在此之後關税隨時可能生效。6月30日則是美國宣布對中資企業在美國投資限制的截止日期,之後措施也隨時會生效。以上還都只是美國行政機構的動作。在立法層面,美國國會2019財年的《國防授權法案》(NDAA,主要涉及國防預算)、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以及《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幾乎都包含了針對中國經濟活動的內容。即使是白宮和中興達成的和解協議,也有可能因為國會的干預而產生變數。

美國國內的不少建制派政治力量,雖然本身對特朗普的貿易觀點不以為然,但之前也默許甚至支持了貿易戰。在他們看來,「正確」的貿易戰政策是通過協調國際立場,在經貿問題上組成西方對中國的統一戰線。以上的想法,已經遭到特朗普親自打臉:他明顯對「誰批評自己,誰又讚美自己」看得更重,以實際行動證明了「國際聯盟」不過是政治精英們的一廂情願

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海外經濟活動的擔憂,雖然暫時因為美國保護主義這個更大的敵人而分散了注意力,但未來只會不斷加深。吉利汽車對平治(賓士)母公司德國丹拿(戴姆勒)的收購,觸發了德國提高外國企業收購門檻的動向。華為在英國陷入知識產權官司,手機零售業務可能受限。澳洲正在辯論是否應該禁止華為的5G通訊設備。

至此,這一輪貿易戰,已經正式成為霍布斯(Thomas Hobbes)筆下「所有人反對所有人」(everyone against everyone)的叢林戰爭。

全球化退潮:從「互惠」到「對等」

在當前的貿易戰中,一個常常因為翻譯而造成誤解的詞是“reciprocal”。這是一個理解美國此輪貿易戰邏輯的核心詞彙,應該譯作「對等」。但許多中文媒體,乃至官方翻譯,都有意或無意地將這個詞理解為「互惠」。互惠與對等,兩者雖然相近,但在當下的語境中有非常大的差別。將兩者混淆,將導致非常嚴重的誤判。

「互惠」顧名思義,就是彼此獲得利益。特朗普拒絕支持的G7聲明,在描述全球化目標時,使用的詞語全都是“mutually beneficial”,這就是最標準的「互惠」的英文 。互惠的概念是全球化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古典經濟學中的李嘉圖貿易模型(Ricardian Model)推斷,只要國家之間存在比較優勢差異,貿易就是互惠的。這個理論支持了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也為相應的國際秩序(世界貿易組織、自由貿易協定)提供了合法性。

然而,互惠的概念並不能很好地解決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問題。自由貿易的確可以使雙方彼此獲益,但獲得的利益大小卻不一定是相同的。一個國家或許通過自由貿易整體受益,但國內的不同產業和階層之間卻往往存在贏家和輸家──有的產業會因為自由貿易而遭到淘汰,有的產業則會壯大;有的人可能會因自由貿易而致富,有的人也會因此而失業。因此互惠並不一定對等。

同理,對等也不一定互惠。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貿易報復就是一種對等行為──你對我提高關税,我也提高對你的關税,這在形式上完全對等。但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對等的貿易報復會使彼此受損,一點也不互惠。正因為國家之間的比較優勢存在不同,自由貿易才有生存的空間,因而貿易條件和結構必然是差異化的。世貿組織的基礎規則之一,就是允許不對稱關稅的存在,只要能夠「一視同仁」即可(即便這意味着對所有貿易夥伴實行較高的高關稅)。在形式上追求片面和僵硬的「對等」,幾乎肯定會扼殺合作的空間,也不一定會得出結果上的互惠。

過去三十多年的全球化歷程,是以互惠為主題的過程。國家之間通過自由貿易,尋找適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發展路徑,而國內各個產業之間,也因為需要面對全球競爭,而產生優勝劣汰的循環。全球化從財富總量上給所有參與者帶來增長,但這也加劇了財富分配的不平等。要素(勞動力、資本)的自由流動也衝擊着每個國家原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最終醖釀出反全球化的一波大浪。在美國,特朗普當選就是這一波大浪中的標誌事件。傳統上支持民主黨的白人藍領工人,選擇了主打保障國內就業和排外民族主義的特朗普,並直接導致選舉結果逆轉,這就是一種對「互惠而不對等」全球化模式的反動。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和歐盟、加拿大的立場是相近的,即全球化模式仍然應該是以「互惠」為核心的。這其中的分配不平等問題,應該通過輔助的政策加以改善,而不是因噎廢食,開全球化的倒車。即使在中國和歐盟經貿關係緊張的時刻,雙方仍然能夠在堅持自由貿易,維護現有全球化體系這個原則性問題上保持一致。

汽車行業在全世界直接創造了900萬就業崗位和4500萬個間接就業崗位,一場全球汽車貿易戰將會衝擊超過5000萬人的飯碗。圖為白俄羅斯企業BelGee員工,在巴里薩市附近的一間新的工廠裡,生產中國的吉利汽車。

楊路:汽車行業在全世界直接創造了900萬就業崗位和4500萬個間接就業崗位,一場全球汽車貿易戰將會衝擊超過5000萬人的飯碗。圖為白俄羅斯企業BelGee員工,在巴里薩市附近的一間新的工廠裏,生產中國的吉利汽車。攝: Viktor Drachev/TASS via Getty Images

如果美國退場:中國接棒?

美國對全世界打響貿易戰,以及全球化退潮這兩件事本質上是相連的。當國際社會中沒有一個國家有力量或者意願來提供「公共品」──維護超國界的安全、規則以及提供資源時,國際社會必然陷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叢林戰爭模式,全球化也必然要倒退。這種狀態對所有國際社會的成員來說都是不利的。那麼一個隨之產生的問題就是,如果美國按照當前的方向,繼續在孤立主義的道路上走下去,那麼誰來接替美國,扛起全球化的大旗?

十幾年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還僅僅是「成為一個負責的持份者」(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對當時的世界來說,中國能夠規規矩矩遵守國際規則已經是不錯的表現,輸出國際領導力簡直是天方夜譚。而今天看來,這個目標仍然遙遠,但已經不是那麼遙不可及。

在取代美國退場而產生的全球經濟領導力真空這個問題上,中國是一個誘人,也多少符合邏輯的選擇。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只是時間問題。作為全球化目前為止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中國有強烈的意願維護全球自由貿易。中國確實也有相應的動作: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中國則推出了自己主導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RCEP);美國要求自己的盟友為軍事同盟付費,中國則遍地投資基礎設施,提供低廉的資金。更重要的是,美國的保護主義倒車,一定會迫使更多的貿易伙伴(比如東南亞國家)轉向中國尋求發展動力。

美國退場中國進場,此消彼長,似乎可以得出中國接棒的結論,然而其實未必。

第一,中國當前為止在經濟發展層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本身有賴於全球化基礎設施的存在。這些基礎設施,比如大量的國際組織、規則和資源,從創立到維護,大部分由發達國家買單,中國作為後來者,當然有所貢獻,但總體是獲得大於付出。一旦中國從「搭車」轉為「開車」,就必然需要開始為全球化基礎設施付出更多的代價,比如大幅增加軍費開支和國際援助,這就勢必縮減中國可以用於國內開發的資源,在經濟增速下行時增添額外負擔,在國內政治中也不會討好。

第二,中國或許具備擔當全球化旗手的硬實力,但軟實力如價值觀和影響力仍然是極大的軟肋。而且,中國之前的經濟高速發展,在很多時候正是建立在政治改革停滯的基礎上。低人權、低福利是「中國模式」的內在要素。美式的全球化除了經濟輸出之外,價值觀能夠在全球流行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否可能存在一種只輸出硬實力,而不輸出軟實力的全球領導力模式?目前看來仍非常困難。

第三,國際關係中領導者的交替往往伴隨着巨大的地緣政治風險,即中國領導人時常掛在嘴邊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學者Graham Allison梳理過去500年的世界歷史,發現與當前類似的情況(新興強權挑戰現有強權)共出現了16次,而其中13次導致了戰爭。中國和美國的實力此消彼長,一定伴隨着軍事對抗風險的提升。無論結果,中美軍事對抗給全球化造成的動盪一定會超過領導力真空的副作用。因此,在當前條件下,中國接棒並不是當前全球化危機的答案。

這就得出了一個悲觀的結論,也就是要防止經濟全球化倒退,唯一出路在於美國自我修正,迅速從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軌道上掉頭。很遺憾,目前看不到任何這樣的跡象。特朗普當然不代表全部的美國,他的任期也有可能是短暫的。但特朗普目前種種(以及未來更多)的破壞行為所造成的損失將會是長久,甚至是不可逆的。信心這個東西,需要漫長的時間培養,但顛覆卻只需要一擊。如同美國與北韓「特金會」的一波四、五折那樣,特朗普政府當然可能隨時自我顛覆,在政策方向上原地打轉好幾次,但這只會更加向全世界證明,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穩定、可靠的國際秩序維護者。舊秩序正在加速崩塌,而新秩序卻仍然遙不可及。

(楊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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