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老嗎？這五種創新設計，讓衰老更美好

普遍的長壽帶來的人口結構高齡化，是全世界在下一個五十年面臨的難題。社會機制如何回應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們如何照顧老去的家人？自己又能如何安老？除了傳統的入住養老院之外，端傳媒走訪並整理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五種創新型態：青銀共居、回到社區、居家改造、新型院舍和善終安排。

青銀共居@台灣新北

彼此間的互動也不像房東房客，更像是跨世代的室友，冬天還會一起採買食材煮火鍋。

2018年2月，三峽台北大學隆恩社區的三間公寓陸續住進了房客，這些公寓的格局都是三房兩廳，房客包括6名年輕人和4名老年人—— 這是台灣新北市政府與青創團隊「9Floor Co-Living Apt.玖樓」合作的「青銀共居」實驗計畫，為期半年，探索新型養老之路。

參與試驗的10個人，經歷了幾重篩選，最終住進了同一個屋簷下。這個實驗計畫希望透過讓長者和年輕人一同生活，減少長者獨居帶來的安全和社會問題，同時也利用社會住宅，給年輕人的租屋生活提供新可能。

綽號「阿狼」的林琪不到30歲，台北大學畢業後，進入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工作。個性開朗活潑的她，上大學以前在台中與爺爺奶奶一起住，已習慣與長者共居的生活。林琪提到，工作內容讓她不時接觸老年人，也規劃創齡培訓的課程。她注意到，國外越來越普及青銀共居，又剛好看到玖樓團隊推出計畫，便很想嘗試。

74歲的林易瑩是4名長者中的一位，她一生沒有踏入婚姻關係，老家又因為都市更新而遭到拆除，讓她開始成為租屋房客。在青銀共居室友們首次見面會上，被一群年輕人圍繞著的林易瑩略顯害羞，深怕自己無法融入。

為了拉近銀髮族與年輕人的距離，玖樓團隊嘗試透過各種趣味活動，讓每個人輪流自我介紹、一起下廚共食，每當發現長者對於年輕人流行用語不夠了解時，工作人員會在體貼的解釋：好比「貓空大學」，指的就是台灣政治大學，因為政大就位於文山區貓空附近。

玖樓團隊創辦人之一的柯柏麟來自高雄，另外兩名創辦人也不是台北人。長年在台北的租屋經驗讓他們觀察到，現代年輕人要在台北置產買房機會微乎其微，甚至老早就做好了「活到老、租到老」的打算，因而在能力所及範圍內，產生了對於租屋品質要求更高的需求。從這樣的理念出發，玖樓團隊有了「打造共生公寓」的念頭：他們與台北老公寓的房東們合作，這些房東們都是老人家，玖樓團隊租下他們房子，重做空間規劃，經營「共同居住」的生活型態。

原本玖樓擔心許多年輕人不喜歡與房東或長輩同住，不料最後來了各類報名者，甚至還有一名來自比利時的年輕人……彼此間的互動也不像房東房客，更像是跨世代的室友，冬天還會一起採買食材煮火鍋。這讓玖樓開始思考，不如乾脆推動「青(年人)銀(髮族)共居」？

近年台灣各級政府大力推動社會住宅，眼看房子一幢一幢落成，公共部門卻缺乏實務管理經驗。柯柏麟認為隨著家庭型態劇烈改變，「現代人對於居住擁有更多想像」，而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住宅發展科科長鄭健志也指出，過去一般社會住宅大多是以「戶」為單位整套出租，無形中排除了單身青年與獨居長者，假如可以讓他們共居，彼此照顧，社會住宅也有機會照顧到更多族群。

青銀公寓就這樣出現。是偶然成就的小確幸，還是真的能成為聯結社區、輔助安老的新設計？假以時日，答案該愈發清楚。

社區養老@美國舊金山

對於他們來說，每日到公園與朋友打牌、唱歌、練功，到華人街採買食材的生活，要比住在郊區來得充實而自在。

安然老去不容易，在異國他鄉安老，更是難題。

1977年，舊金山作為全美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城市，在如火如荼的都市更新中，爆發了華裔老人住宅遭迫遷的事件。當時，為協助業主拆遷重建，數千名鎮暴警察夜襲中國城內一處知名的老人住宅「國際旅舍」（I-Hotel），粗魯驅逐亞裔移工，當時引發市民與柏克萊大學加州分校的學生憤怒聲援。在這場「國際旅舍（I-Hotel）反拆遷運動」後，數個關注少數族裔移民安老議題的草根組織團結起來，創建了社區發展協會，立志為老人打造可負擔住宅以及友善社區。這成為今日華協中心（Chinatow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er, CCDC）的前身。

40年後的今天，華協中心已擁有或管理26個可負擔住宅（affordable housing )，服務超過3000名租客。

華協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提到組織時常對外公開的數個經典案例：移民至美國已有20多年的古迎碧（音譯），她收入微薄、英文能力不佳，且年事已高，申請老年與低收入可負擔住宅時屢屢碰壁。所幸在華協中心住宅諮詢的幫助下，她才得以擁有棲身之地。另一名賴（音譯）女士，在丈夫過世後，陷入了嚴重的財務困境。當她被從原住處趕出去而走投無路時，華協中心協助她申請住宅，並告知她承租者也擁有被法律保障的權利，不該讓房東任意終止租約。

華協的第一棟老人住宅，始於舊金山鬧區內的Clayton Hotel，工作者改造這間老舊的旅舍，將其改為單人居住的老人住宅。為了替這間老人住宅打造可以自煮的廚房，團隊花費了許多時間與舊金山市政府協商，說服市府修改法規，讓這棟老人住宅得以擁有一間明亮、適合社交生活的廚房，改善獨居住戶的生活品質。

按照Clayton Hotel的模式，華協相繼在舊金山以租賃或購買的方式取得數十棟老人住宅。居住對象由華人擴及其他少數族裔，在原本的單人房型之外，也提供夫妻雙人房。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老人是因為不想與兒女同住、希望住在華人街附近而搬入華協的老人住宅。對於他們來說，每日到公園與朋友打牌、唱歌、練功，到華人街採買食材的生活，要比住在郊區來得充實而自在。

僅有房屋並不足以構成一個永續的安身之所，華協中心的核心理念，是打造一個屬於老人們的社區（community），在硬體方面改善交通運輸與街景，加強行人安全；在租客方面，則透過種種方式來培力（empower）這群長期遭受歧視性對待、被排除於公共事務之外的低收入移民，以達到「自給自足、獨立生活」（self-sufficient, living independently）的目標。

為達成此一目標，華協會協助公寓住戶定期舉辦承租者會議，討論鄰里計畫、公共政策，並培訓經由民主程序選出的領導者，使其成為推動社區改變的一分子。已邁入古稀之年的Zilou Situ，便是在華協中心的培力下，開始擔任志工(志願者)。在Zilou Situ的組織與行動下，一群行動者透過撰寫評論、宣講，成功使政府修正了「公車站牌遷移」的計畫。古迎碧也是倡議居住權益的一員，「我學會回饋社區、加入社區團體，而非孤獨一人生活。」她這麼說。

居家改造@香港

浴室的安全隱憂，其實一次小小的改建就可以改善。

長者的身體會變老，長者居住的房屋也會變老。

在香港，住宅空間狹小，長者居住的房屋往往屋齡也長，房裡配套設施不完善，若行動不便，很可能在家中遇到安全問題。

比如浴室。香港住家的浴室大多狹窄，普通人都可能轉身困難，行動不便的長者更是難上加難。再加上地面溼滑，浴室裏如果沒有扶手，長者很容易跌倒，嚴重者甚至會造成骨折。若長者是慢性病患，後果更不堪設想。

而當長者走到生命的尾聲，如果希望在家中度過最後時光，卻因為房屋老舊無法安裝必要的醫療輔助設施，又談何安度晚年呢？

香港青年巫永充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介紹了他如何在家中為父親安裝醫療設施。數年前，他的父親被診斷為癌症末期，醫生建議父親留在家中走完生命的最後一里路。改裝房屋時巫永充發現，市面上的裝修公司，對醫療儀器的安裝和配套設施並不熟悉，改裝的過程，花費了好多時間。

經歷這次困難，巫永充意識到，長者住的房屋也需要「護理」。他和幾個朋友於是成立了「長屋設計」，結合設計、科技和醫療元素，幫長者做家居改裝。比如浴室的安全隱憂，其實一次小小的改建就可以改善：換上防滑地磚，座廁旁加裝扶手，天花板換上恆溫的暖風機；浴缸換成沐浴椅，可以減少長者起身時的安全隱憂。2015年成立至今，巫永充和他的朋友們已完成了400多套房屋的改裝。

在他們的房屋改裝案例中，有一半是子女與長者共居的，很多改裝案例，都是由於長者重病出院需要長期休養，或是出現明顯的行動退化，才前來諮詢房屋改裝事宜。但巫永充也說，「改裝不是只是加點護具，需要配套的工程」，長者和照護者要共同努力。

獨居長者的問題更為嚴重。慈善機構大銀的創辦者、獨立記者陳曉蕾長期關注安老議題，她曾提到另一個細節：在日本，獨居長者家裏的電錶旁有一個密碼鎖盒子，知道密碼的只有醫護人員和照顧者，如果獨居長者無法開門，他們就可以打開密碼鎖，拿到房屋鑰匙，查看長者是否發生了意外。

這些細節的背後，是一整套護老、安老的理念。香港政府一直推動「居家安老」理念，要讓理念落地，「友善家居」可能是開始。

院舍「鬆綁」@台灣雲林

部分長者自理能力提高，即使是成效沒那麼明顯的長者，精神狀態也會發生改變。

有人說進了安老院，就意味著餘生被人把屎把尿，臥床等死。不能自己上廁所，那就用尿布；一不小心就跌倒，那就得綁著。儘管綑綁的過程可能對長者造成傷害，但強行約束、包尿布，依然是不少安老院常見的「照護」模式，眾多身處這樣機構裡的失能老人，他們的晚年別無選擇。

儘管身體約束主要是為了保護長者安全、預防傷害性行為，同時減少照顧長者過程中所受到的阻礙，但長期約束會導致長者出現肌肉萎縮、關節活動能力下降等问题，使他們毫無生活品質與尊嚴可言。而一旦開始約束，長者的身體機能退化、精神狀況變差，很難再離開束縛，成為惡性循環。

因此，有安老院開始探索讓長者更有尊嚴的照顧模式：自立支援，它強調：「零尿布、零臥床、零約束」。

台灣雲林縣同仁仁愛之家就是其中一家試驗這個理念的安老機構，從2014年開始，他們開始嘗試藉著調整長者身體狀況，進而回復一定自我照顧能力，找回對生活的意願與活力，甚至重返社區。

「自立支援」的理念源自日本，日本在1980年代開始倡議維持老人尊嚴、協助實現自立生活等照顧觀念，並禁止對長者採取身體約束。2000年《介護保險法》正式生效，具體落實上述觀念。

在同仁仁愛之家，實踐理念的第一步，就是讓員工親身體驗包尿布、被束縛的過程和感覺。護理照顧組副組長廖方啓當時剛剛畢業，來到這家安老院做照顧員，體驗營的「重口味」經歷讓他對失能老人更有同理心，成為「三零策略」的支持者。

如今，仁愛之家的長者全部擺脫約束，大部分棄用尿布。但這並不容易。要做到「三零」，首先要注重「喝水、營養、上廁所、運動」的重要性，比如每日1500ml的水分補給、鼓勵多吃蔬果和全穀類食物、充足運動幫助腸道蠕動、如廁練習及排便規律養成等。在此基礎上再做適當的訓練。以拿掉約束為例，照顧員要以新的照顧模式輔助訓練，比如盡可能靠近桌椅，把跌倒的風險降到最低等等。

儘管實施過程辛苦，結果卻令人欣喜。部分長者自理能力提高，即使是成效沒那麼明顯的長者，精神狀態也會發生改變。另一方面，新的照顧模式也使照顧員減輕負擔、留任意願增強。

對廖方啓來說，訓練長者的過程讓他感覺「自己是被需要的」，就像帶小孩一樣有責任感，而不像以前，若只是把屎把尿，照顧員本身也找不到定位和成就感。所以，新照顧方法雖然增加了一定工作量，但大家卻更願意去做，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輕人入行。

不過不可否認，新照顧模式對專業人士需求很大，而人力不足一向是長者服務領域的嚴峻問題。同仁仁愛之家提供200個床位，目前有約160位長者在院，院舍照顧員對長者的比例日間為1:5，夜間為1:15。但即便如此，院舍也常面對人手不足的情況。

安老院舍的「自立支援」能協助長者回復一定自主生活能力，重返社區，減輕安老院舍負擔，無疑是面對人口高度老齡化的一項有效措施。儘管困難重重，但外界不禁要問：日、台經驗能否在香港及其它地區推廣？

直面死亡@香港

讓長者在生命最末期，不想出入醫院的時候，能有一個選擇。

在華人社會，許多長者和家屬對「死亡」避諱不談，但避諱通常的結果經常是：長者晚年一旦陷入神智不清，就再也無法決定自己的治療方案和諸多生活安排。

儘管從上世紀80年代起，香港的醫院和社會組織就開始嘗試不同種類的善終服務，包括「安寧服務」、「紓緩治療」、「臨終照顧」等。但越是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長者在接受生命延續治療時受到的痛苦可能就越大，也就越可能對醫院產生抗拒。

香港老年學會把目光投向了安老院舍。學會在2011年至2012年間試辦了「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劃」，招募了16位長者參加，減少他們生命最後時刻的留院天數，在院舍內接受護理人員的臨終照顧。

2015年，老年學會又參與了賽馬會信託基金支持的「安寧頌」計劃，與五個不同組織合作，在居家照顧、社區安寧服務和安寧服務培訓這些不同層面推廣善終照顧服務。

其中，老年學會負責的項目「安寧在院舍」，是在政府資助的安老院舍裏提供臨終照顧服務，培訓院舍的工作人員具備臨終照顧的知識和能力。「讓長者在生命最末期，不想出入醫院的時候，能有一個選擇。」老年學會會長梁萬福醫生介紹。

要達成這個目標殊為不易。36間參與項目的安老院舍，共有超過4000名長者，院舍本就人手緊張，護工十分繁忙，還要抽出時間上課培訓。而且，安老院舍的房間裏常有多個床位，但長者到了最後的彌留之際，可能會引起隔壁床位院友的不安，因此，院舍亦需要專門設置房間供生命最後時刻的長者使用。

如今，「安寧在院舍」仍無法完全做到梁萬福所期待的「一站式安老」。當長者來到彌留之際，依然要被送往醫院的急診室，搶救無效後，再被送往殯儀館。但老年學會覺得，一個更貼近長者意願的方式是「預設醫療指示」，即在嚴重或末期致死的疾病面前，長者可以提前就是否採用一些特定的延續生命療法做出決定，簽訂指示後，醫生便可以根據長者意願選擇治療方式。

在梁萬福看來，推廣這一理念的最大困難，往往不在於長者，而在於家人。在事關生死的重大選擇上，家人如果能與長者一起就醫生的建議做出決定，才能讓長者平靜地度過生命最後的光陰。

2015年至今，「安寧在院舍」計劃已經安排數十位安老院中的長者在護理人員的建議下簽署了「預設醫療指示」，預約自己的一份「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