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老吗？这五种创新设计，让衰老更美好

普遍的长寿带来的人口结构高龄化，是全世界在下一个五十年面临的难题。社会机制如何回应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如何照顾老去的家人？自己又能如何安老？除了传统的入住养老院之外，端传媒走访并整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五种创新型态：青银共居、回到社区、居家改造、新型院舍和善终安排。

青银共居@台湾新北

彼此间的互动也不像房东房客，更像是跨世代的室友，冬天还会一起采买食材煮火锅。

2018年2月，三峡台北大学隆恩社区的三间公寓陆续住进了房客，这些公寓的格局都是三房两厅，房客包括6名年轻人和4名老年人—— 这是台湾新北市政府与青创团队“9Floor Co-Living Apt.玖楼”合作的“青银共居”实验计划，为期半年，探索新型养老之路。

参与试验的10个人，经历了几重筛选，最终住进了同一个屋檐下。这个实验计划希望透过让长者和年轻人一同生活，减少长者独居带来的安全和社会问题，同时也利用社会住宅，给年轻人的租屋生活提供新可能。

绰号“阿狼”的林琪不到30岁，台北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北市莺歌陶瓷博物馆工作。个性开朗活泼的她，上大学以前在台中与爷爷奶奶一起住，已习惯与长者共居的生活。林琪提到，工作内容让她不时接触老年人，也规划创龄培训的课程。她注意到，国外越来越普及青银共居，又刚好看到玖楼团队推出计划，便很想尝试。

74岁的林易莹是4名长者中的一位，她一生没有踏入婚姻关系，老家又因为都市更新而遭到拆除，让她开始成为租屋房客。在青银共居室友们首次见面会上，被一群年轻人围绕着的林易莹略显害羞，深怕自己无法融入。

为了拉近銀发族与年轻人的距离，玖楼团队尝试透过各种趣味活动，让每个人轮流自我介绍、一起下厨共食，每当发现长者对于年轻人流行用语不够了解时，工作人员会在体贴的解释：好比“猫空大学”，指的就是台湾政治大学，因为政大就位于文山区猫空附近。

玖楼团队创办人之一的柯柏麟来自高雄，另外两名创办人也不是台北人。长年在台北的租屋经验让他们观察到，现代年轻人要在台北置产买房机会微乎其微，甚至老早就做好了“活到老、租到老”的打算，因而在能力所及范围内，产生了对于租屋品质要求更高的需求。从这样的理念出发，玖楼团队有了“打造共生公寓”的念头：他们与台北老公寓的房东们合作，这些房东们都是老人家，玖楼团队租下他们房子，重做空间规划，经营“共同居住”的生活型态。

原本玖楼担心许多年轻人不喜欢与房东或长辈同住，不料最后来了各类报名者，甚至还有一名来自比利时的年轻人……彼此间的互动也不像房东房客，更像是跨世代的室友，冬天还会一起采买食材煮火锅。这让玖楼开始思考，不如干脆推动“青(年人)银(发族)共居”？

近年台湾各级政府大力推动社会住宅，眼看房子一幢一幢落成，公共部门却缺乏实务管理经验。柯柏麟认为随着家庭型态剧烈改变，“现代人对于居住拥有更多想像”，而新北市政府城乡发展局住宅发展科科长郑健志也指出，过去一般社会住宅大多是以“户”为单位整套出租，无形中排除了单身青年与独居长者，假如可以让他们共居，彼此照顾，社会住宅也有机会照顾到更多族群。

青银公寓就这样出现。是偶然成就的小确幸，还是真的能成为联结社区、辅助安老的新设计？假以时日，答案该愈发清楚。

社区养老@美国旧金山

对于他们来说，每日到公园与朋友打牌、唱歌、练功，到华人街采买食材的生活，要比住在郊区来得充实而自在。

安然老去不容易，在异国他乡安老，更是难题。

1977年，旧金山作为全美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城市，在如火如荼的都市更新中，爆发了华裔老人住宅遭迫迁的事件。当时，为协助业主拆迁重建，数千名镇暴警察夜袭中国城内一处知名的老人住宅“国际旅舍”（I-Hotel），粗鲁驱逐亚裔移工，当时引发市民与柏克莱大学加州分校的学生愤怒声援。在这场“国际旅舍（I-Hotel）反拆迁运动”后，数个关注少数族裔移民安老议题的草根组织团结起来，创建了社区发展协会，立志为老人打造可负担住宅以及友善社区。这成为今日华协中心（Chinatow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er, CCDC）的前身。

40年后的今天，华协中心已拥有或管理26个可负担住宅（affordable housing )，服务超过3000名租客。

华协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提到组织时常对外公开的数个经典案例：移民至美国已有20多年的古迎碧（音译），她收入微薄、英文能力不佳，且年事已高，申请老年与低收入可负担住宅时屡屡碰壁。所幸在华协中心住宅谘询的帮助下，她才得以拥有栖身之地。另一名赖（音译）女士，在丈夫过世后，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当她被从原住处赶出去而走投无路时，华协中心协助她申请住宅，并告知她承租者也拥有被法律保障的权利，不该让房东任意终止租约。

华协的第一栋老人住宅，始于旧金山闹区内的Clayton Hotel，工作者改造这间老旧的旅舍，将其改为单人居住的老人住宅。为了替这间老人住宅打造可以自煮的厨房，团队花费了许多时间与旧金山市政府协商，说服市府修改法规，让这栋老人住宅得以拥有一间明亮、适合社交生活的厨房，改善独居住户的生活品质。

按照Clayton Hotel的模式，华协相继在旧金山以租赁或购买的方式取得数十栋老人住宅。居住对象由华人扩及其他少数族裔，在原本的单人房型之外，也提供夫妻双人房。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老人是因为不想与儿女同住、希望住在华人街附近而搬入华协的老人住宅。对于他们来说，每日到公园与朋友打牌、唱歌、练功，到华人街采买食材的生活，要比住在郊区来得充实而自在。

仅有房屋并不足以构成一个永续的安身之所，华协中心的核心理念，是打造一个属于老人们的社区（community），在硬体方面改善交通运输与街景，加强行人安全；在租客方面，则透过种种方式来培力（empower）这群长期遭受歧视性对待、被排除于公共事务之外的低收入移民，以达到“自给自足、独立生活”（self-sufficient, living independently）的目标。

为达成此一目标，华协会协助公寓住户定期举办承租者会议，讨论邻里计划、公共政策，并培训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领导者，使其成为推动社区改变的一分子。已迈入古稀之年的Zilou Situ，便是在华协中心的培力下，开始担任志工(志愿者)。在Zilou Situ的组织与行动下，一群行动者透过撰写评论、宣讲，成功使政府修正了“公车站牌迁移”的计划。古迎碧也是倡议居住权益的一员，“我学会回馈社区、加入社区团体，而非孤独一人生活。”她这么说。

居家改造@香港

浴室的安全隐忧，其实一次小小的改建就可以改善。

长者的身体会变老，长者居住的房屋也会变老。

在香港，住宅空间狭小，长者居住的房屋往往屋龄也长，房里配套设施不完善，若行动不便，很可能在家中遇到安全问题。

比如浴室。香港住家的浴室大多狭窄，普通人都可能转身困难，行动不便的长者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地面湿滑，浴室里如果没有扶手，长者很容易跌倒，严重者甚至会造成骨折。若长者是慢性病患，后果更不堪设想。

而当长者走到生命的尾声，如果希望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光，却因为房屋老旧无法安装必要的医疗辅助设施，又谈何安度晚年呢？

香港青年巫永充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介绍了他如何在家中为父亲安装医疗设施。数年前，他的父亲被诊断为癌症末期，医生建议父亲留在家中走完生命的最后一里路。改装房屋时巫永充发现，市面上的装修公司，对医疗仪器的安装和配套设施并不熟悉，改装的过程，花费了好多时间。

经历这次困难，巫永充意识到，长者住的房屋也需要“护理”。他和几个朋友于是成立了“长屋设计”，结合设计、科技和医疗元素，帮长者做家居改装。比如浴室的安全隐忧，其实一次小小的改建就可以改善：换上防滑地砖，座厕旁加装扶手，天花板换上恒温的暖风机；浴缸换成沐浴椅，可以减少长者起身时的安全隐忧。2015年成立至今，巫永充和他的朋友们已完成了400多套房屋的改装。

在他们的房屋改装案例中，有一半是子女与长者共居的，很多改装案例，都是由于长者重病出院需要长期休养，或是出现明显的行动退化，才前来谘询房屋改装事宜。但巫永充也说，“改装不是只是加点护具，需要配套的工程”，长者和照护者要共同努力。

独居长者的问题更为严重。慈善机构大银的创办者、独立记者陈晓蕾长期关注安老议题，她曾提到另一个细节：在日本，独居长者家里的电表旁有一个密码锁盒子，知道密码的只有医护人员和照顾者，如果独居长者无法开门，他们就可以打开密码锁，拿到房屋钥匙，查看长者是否发生了意外。

这些细节的背后，是一整套护老、安老的理念。香港政府一直推动“居家安老”理念，要让理念落地，“友善家居”可能是开始。

院舍“松绑”@台湾云林

部分长者自理能力提高，即使是成效没那么明显的长者，精神状态也会发生改变。

有人说进了安老院，就意味着余生被人把屎把尿，卧床等死。不能自己上厕所，那就用尿布；一不小心就跌倒，那就得绑着。尽管捆绑的过程可能对长者造成伤害，但强行约束、包尿布，依然是不少安老院常见的“照护”模式，众多身处这样机构里的失能老人，他们的晚年别无选择。

尽管身体约束主要是为了保护长者安全、预防伤害性行为，同时减少照顾长者过程中所受到的阻碍，但长期约束会导致长者出现肌肉萎缩、关节活动能力下降等问题，使他们毫无生活品质与尊严可言。而一旦开始约束，长者的身体机能退化、精神状况变差，很难再离开束缚，成为恶性循环。

因此，有安老院开始探索让长者更有尊严的照顾模式：自立支援，它强调：“零尿布、零卧床、零约束”。

台湾云林县同仁仁爱之家就是其中一家试验这个理念的安老机构，从2014年开始，他们开始尝试借着调整长者身体状况，进而回复一定自我照顾能力，找回对生活的意愿与活力，甚至重返社区。

“自立支援”的理念源自日本，日本在1980年代开始倡议维持老人尊严、协助实现自立生活等照顾观念，并禁止对长者采取身体约束。2000年《介护保险法》正式生效，具体落实上述观念。

在同仁仁爱之家，实践理念的第一步，就是让员工亲身体验包尿布、被束缚的过程和感觉。护理照顾组副组长廖方启当时刚刚毕业，来到这家安老院做照顾员，体验营的“重口味”经历让他对失能老人更有同理心，成为“三零策略”的支持者。

如今，仁爱之家的长者全部摆脱约束，大部分弃用尿布。但这并不容易。要做到“三零”，首先要注重“喝水、营养、上厕所、运动”的重要性，比如每日1500ml的水分补给、鼓励多吃蔬果和全谷类食物、充足运动帮助肠道蠕动、如厕练习及排便规律养成等。在此基础上再做适当的训练。以拿掉约束为例，照顾员要以新的照顾模式辅助训练，比如尽可能靠近桌椅，把跌倒的风险降到最低等等。

尽管实施过程辛苦，结果却令人欣喜。部分长者自理能力提高，即使是成效没那么明显的长者，精神状态也会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新的照顾模式也使照顾员减轻负担、留任意愿增强。

对廖方启来说，训练长者的过程让他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就像带小孩一样有责任感，而不像以前，若只是把屎把尿，照顾员本身也找不到定位和成就感。所以，新照顾方法虽然增加了一定工作量，但大家却更愿意去做，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入行。

不过不可否认，新照顾模式对专业人士需求很大，而人力不足一向是长者服务领域的严峻问题。同仁仁爱之家提供200个床位，目前有约160位长者在院，院舍照顾员对长者的比例日间为1:5，夜间为1:15。但即便如此，院舍也常面对人手不足的情况。

安老院舍的“自立支援”能协助长者回复一定自主生活能力，重返社区，减轻安老院舍负担，无疑是面对人口高度老龄化的一项有效措施。尽管困难重重，但外界不禁要问：日、台经验能否在香港及其它地区推广？

直面死亡@香港

让长者在生命最末期，不想出入医院的时候，能有一个选择。

在华人社会，许多长者和家属对“死亡”避讳不谈，但避讳通常的结果经常是：长者晚年一旦陷入神智不清，就再也无法决定自己的治疗方案和诸多生活安排。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起，香港的医院和社会组织就开始尝试不同种类的善终服务，包括“安宁服务”、“纾缓治疗”、“临终照顾”等。但越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长者在接受生命延续治疗时受到的痛苦可能就越大，也就越可能对医院产生抗拒。

香港老年学会把目光投向了安老院舍。学会在2011年至2012年间试办了“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关顾计划”，招募了16位长者参加，减少他们生命最后时刻的留院天数，在院舍内接受护理人员的临终照顾。

2015年，老年学会又参与了赛马会信托基金支持的“安宁颂”计划，与五个不同组织合作，在居家照顾、社区安宁服务和安宁服务培训这些不同层面推广善终照顾服务。

其中，老年学会负责的项目“安宁在院舍”，是在政府资助的安老院舍里提供临终照顾服务，培训院舍的工作人员具备临终照顾的知识和能力。“让长者在生命最末期，不想出入医院的时候，能有一个选择。”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介绍。

要达成这个目标殊为不易。36间参与项目的安老院舍，共有超过4000名长者，院舍本就人手紧张，护工十分繁忙，还要抽出时间上课培训。而且，安老院舍的房间里常有多个床位，但长者到了最后的弥留之际，可能会引起隔壁床位院友的不安，因此，院舍亦需要专门设置房间供生命最后时刻的长者使用。

如今，“安宁在院舍”仍无法完全做到梁万福所期待的“一站式安老”。当长者来到弥留之际，依然要被送往医院的急诊室，抢救无效后，再被送往殡仪馆。但老年学会觉得，一个更贴近长者意愿的方式是“预设医疗指示”，即在严重或末期致死的疾病面前，长者可以提前就是否采用一些特定的延续生命疗法做出决定，签订指示后，医生便可以根据长者意愿选择治疗方式。

在梁万福看来，推广这一理念的最大困难，往往不在于长者，而在于家人。在事关生死的重大选择上，家人如果能与长者一起就医生的建议做出决定，才能让长者平静地度过生命最后的光阴。

2015年至今，“安宁在院舍”计划已经安排数十位安老院中的长者在护理人员的建议下签署了“预设医疗指示”，预约自己的一份“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