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我為什麼在電視上認罪

【編者按】：「電視認罪」是北京政府針對異議人士及刑事罪犯經常採用的手段。一份日前由非政府組織Safeguard Defenders發表的報告披露了多位曾經在電視上公開認罪的中、外人士的切身經驗，包括知名的中國維權律師王宇。這些被控犯罪，但尚未審判確定的嫌疑人，為什麼願意在審判前「電視認罪」？ 他們背後的掙扎和考量是什麼？王宇接受訪談時，表達了「電視認罪」前後的煎熬和複雜心情。端傳媒取得了王宇女士受訪的全部內容，經本人同意之後刊出。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很難用簡短的語言說明，上電視接受採訪，這期間我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至今難以形容，而且我不知道怎麼去講述。我其實想嘗試將詳細的過程說出來，但總是覺得很難過，仍然難以克服心理陰影。但我知道我應該說出來，哪怕僅僅以這種簡單的形式。

事實上，2015年7月末，我剛剛被抓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當時還在北京的指監（編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每天審訊我的警察就開始遊說我，讓我上電視接受採訪，而且有一天還強行把我帶到中央電視台，那時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2015年9月8日轉到天津指監後，天津的預審也多次遊說我，讓我上電視接受採訪。我仍然拒絕了。

2015年10月10日半夜，我剛剛睡着就被叫醒了。看守我的小姑娘告訴我說，一會兒預審來。我問她們現在是幾點了？她們告訴我半夜十二點，我在心裏畫了個大大的問號。

看見兒子名列嫌犯，當場昏厥

我剛剛穿好衣服，兩個預審就進來了，他們滿臉的凝重，我們都坐好後，他拿出兩頁紙遞給我。我打開一看，第一頁上是雲南省公安廳發給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的一份電報，上面寫的內容大概是：在雲南抓到幾名偷渡邊境人員，其中一人是內蒙古的，姓名包卓軒，年齡16歲，是烏蘭浩特一中學生；第二頁上赫然是我兒子的一張大照片，明顯是像我們被抓後送到看守所時辦理入所手續時，背靠印有標尺的牆壁拍攝的，照片下面寫着：犯罪嫌疑人，包卓軒。我看完之後當場就昏厥過去了，不知道多久之後我才醒過來，我當時躺在床上，身邊有幾個平時為我們體檢的醫務人員。我這時仍感覺天旋地轉，無法呼吸，那幾個醫務人員看我醒來了，說我血壓太高，給了我吃了一片降壓藥就離開了。

這時，預審進來了，告訴我說，你兒子被反華勢力給帶走了，但所幸的是，公安人員把你兒子帶回來了，現在在雲南，你要不要救你兒子，就看你的態度了。我當時真的都懵了，問他們，怎樣救呢？他們說要錄個視頻給公安部領導看，表明你的態度，我說錄什麼視頻？表明什麼態度？他們把要我說的內容寫到一張紙上，讓我背下來，大概內容是譴責某某反華勢力什麼的吧？記不清了，內容不多。然後，他們打開平時審訊時用的電腦攝像頭，並且對我說，你看，這就是給上級領導看的，要是給你放到電視上，那就要用正規攝像機了。過了兩天，他們來告訴我說，領導看了很滿意，你兒子已經被放回烏蘭浩特了。

這是第一次所謂「上電視」的經過，但當時我根本不知道要上電視，直到我被送回烏蘭浩特後，我才逐漸在我父母和朋友處得知，那時他們毀掉了對我不上電視的承諾！

認罪，就能得到「寬大處理」

2016年，大約是在4月份，我當時已經被轉入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那時我剛做完了乳腺手術，包括看守所的管教和預審在生活上對我都很照顧，特別是管理我那個監室的女管教一直待我都很好，她時常會帶我到監室外面聊聊天，或者給我帶一些監室裏沒有的吃的東西。

人那，真的是很奇怪的動物，其實，我們現在想來，這些都是我們應有的最基本的權利，但由於我已經將近一年的時間裏每天都被關在屋子裏，每天都吃得很差，所以有人給了你一些基本的權利，給了你一點温暖，比之前有了一點點改善，你就會感激不盡。可能這就是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吧？

預審說如果我能夠配合他們的工作，我當然可以得到「寬大的處理」，也就是說，我很快就會被釋放。那段時間他們也不再像以前一樣，會用「我們明天就把包龍軍和包卓軒給抓起來！」這樣的話來恐嚇我。那時我已經知道了我丈夫包龍軍也被抓了。他們不斷提醒我：只有我先離開了看守所，我丈夫包龍軍才能出去，我兒子出國留學的願望才能實現。

那麼是什麼樣的配合呢？他們說，你們這批人都需要有一個好的態度表達出來，才能得到寬大處理。過幾天會有公安部的領導來，他們要我向領導表態：「我現在已經認識到了我自己的錯誤，我是被矇騙、被利用的，要譴責那些境外反動勢力，要感謝公安機關對我的教育和幫助。」從那時起，每次預審提審的時候都沒有再去提審室，而是在看守所管教的辦公室裏了，並且看守所還特意布置了一個房間給我，用來吃飯和背誦準備資料。

一而再，再而三重錄

大約是四月末的一天，預審把我帶進辦公室，告訴我說：今天有公安部的領導來了，要讓我做個視頻，他對我承諾，這僅僅是給上級領導看的，肯定不是放在公共媒體上的，所以讓我放心，就按照他們平時給我寫的稿子來背一下，而且背不下來也沒有關係，可以重新錄製。並且他們還說，你們這批人都是要錄像的，要等一個個安排時間。我向他們確認了多次，他非常確定的說絕對不是給媒體報導的。但我那時對於錄像還是非常抵觸的。

大約過了將近一個下午的時間，下午四點左右的時候，我又被帶進管教的辦公室裏。等了幾分鐘，進來一位大約五十多歲的人，穿着便裝，他身後跟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這個年輕人帶着一架攝影機。他們進來之後，和我說了一些類似於會給我們出路之類的話。這兩年我的記憶力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即使我一直在努力找尋之前的每一個細節，可是具體內容我一點都不記得了。我也詢問他，這個視頻究竟是給誰看的呢？他也一再向我承諾，確實是給他們的領導看的，絕不會放在公共媒體上。

年輕人準備好攝像機，年紀大些的人開始向我提問題。具體是什麼內容我忘記了，但基本上都是平時預審教我說的內容。我說得很不好，一方面我的記憶力真的特別糟糕，另一方面我對此也還是有所抵觸。有些問題因為我的回答很差，他們會反覆問，讓我反覆回答。大概過了三四個小時他們才走。

大約過了二十天左右，那位所謂的公安部領導又來了，說上次錄的效果不行，要重新錄。

但重新錄製之後，過了兩天預審說，效果還是不行。這次他們拿來了攝像機和電腦，他們把要求我說的內容都放在電腦上，並且放很大的字，就讓我直接對着攝像機讀電腦上錄製好的文字。通過多次錄製後，他們終於認為合格了就離開了。但過了兩天他們又來了，說還是不合格。要我重新錄製。但這次錄製後過了幾天他們說還是不行。

期待「領導」信守承諾

大約到了六月初，好像是端午節的前一天，預審特別把我從監室裏帶出來，告訴我說，他們的一個領導來了，要和我談談，我是否能離開那裏，就全憑我的表現了。

我們在那個房間裏等着，不久，進來兩個着便裝的年齡大約五、六十歲的男人，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兩個進來後居然和我握了握手，這讓我很奇怪。後來得知他們是天津公安局的副局長和處長。他們簡單的和我聊了聊最近的生活和我的身體狀況，然後就讓我對自己做個簡單的評價。我對自己的評價當然是我認為我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好律師，為人處事是以善為標準，工作中我非常敬業，一直都被當事人所認可。那之後，他們經常到看守所把我帶到管教辦公室裏聊天，同時進一步遊說我，要我接受電視採訪，我都拒絕了。到了七月初，我已經忘記他們來了多少次之後了，我們在管教的辦公室聊完，預審又單獨找我說，你好好想想吧，你要是不同意上電視，你能出來嗎！你丈夫包龍軍能出來嗎！你兒子能出國留學嗎！

我陷入了幾晝夜的苦思冥想。我當時考慮到，我和我丈夫都被用這種方式關押着，和外界沒有一點聯繫，這種情況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我們那可憐的小兒子一個人在家裏不知道是什麼情況，雖然預審告訴我說他已經被釋放回到了烏蘭浩特，可是他也可能受到嚴厲的管控，沒有爸爸媽媽在身邊，他今後怎樣生活呢？另一方面，來和我聯繫的兩位所謂的「領導」看上去還不錯，應該是會遵守承諾的，經過這麼多天的溝通，我認為他們還是有很大的可信程度的，而且從最近一段時間來看，他們並不像我剛被採取強制措施關押在北京時那樣兇惡，而是對我逐漸有了比較好的態度。

最後我決定冒險答應他們這個條件。我當時的想法就是非常渴望見到我的兒子，我想，如果我不出去，我兒子就不能出國留學，他在這裏會受到怎樣的傷害？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受到極大的傷害！即使多年以後我會出去，但那時的孩子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情況了？他的這個年齡正值青春期，一旦受到傷害就會終身有陰影。我要盡一切努力，爭取讓兒子擺脱當前這種困境，讓他能到自由的國度去學習生活，避免他受到更大的傷害……那樣，就只有我出去才辦得到！我深怕我的兒子的一生都被毀了，他必須走，他必須離開這國，這就是我當時最為迫切的想法。所以，不管我受到怎樣的委屈，我也要拼命去試一下。

為了見兒子，只能認罪

之後，我答應了他們這個上電視的要求，但要求在離開看守所之後才接受電視採訪。就開始按照他們準備好的稿子背，同時他們還安排了多次的排練，差不多在離開看守所之前，每天都要進行排練。最後，2016年7月22日他們為我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帶我離開了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到了位於天津市薊縣盤山腳下的天津市公安局培訓基地，在那裏，我待了大約十天左右，然後搬到了天津市和平賓館。大概是8月3、4日那兩天，我在天津市和平賓館附近的一個小洋樓裏接受了採訪。

我那時都是完全受他們的控制和安排，雖然我百般的不願意，但一想到我沒有其他辦法，只能通過這個方式見到我的可憐的小兒子，才有機會為他籌劃相關事項，我也就只好這樣繼續下去了！

8月4日中午，我在他們的安排下接受完採訪後，下午四五點鐘見到了我的小兒子，他摟着我大聲的哭了很久，我也摟着孩子默默的流淚。回來之後，我逐漸了解到了孩子在那一年多的時間裏受到了怎樣的傷害，而且，殘酷的現實還讓孩子患上了較嚴重的抑鬱症。

8月5日，我和兒子見到了剛被取保的他的爸爸包龍軍。

那之後，我一直都非常壓抑，我們一家隨後被軟禁在烏蘭浩特，我不知道外面的信息，但我兒子和他父親經常就我在電視上接受採訪時說的話嘲笑挖苦我，我一直都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壓力。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問我兒子：兒子，你說你是要媽媽忍着委屈上電視，然後就和你在一起了；還是要媽媽不上電視，現在還在監獄裏呢？兒子果斷的說，我要媽媽和我在一起！

有了兒子這個想法，我想我無論受了多少委屈和傷害都是值得的。因為當時我能和兒子在一起的唯一途徑就是這樣做，那我就只能這樣選擇。

我所做所思所想基本就是這樣，我已一一做了說明，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諒解，我僅僅想說，孩子是我的一切，當時那種情況，也許我只能選擇那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