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週年 深度 六四29週年

不要維園大台的六四聚會:走過29年的自由文化音樂節

和維園大台不同,這裏的聚會強調「自己幹」,參與者不是訴諸仇恨與哀慟,而是在反思中對主動性、想像力與創造力的拓闊⋯⋯


郭達年(Lenny)自六四以後(或者更早自黑鳥及民眾劇場時代開始),積極編織人的網絡,透過行為藝術、詩歌、音樂、故事、出版等文藝形式介入群眾運動,開啟了以文化進佔社區的實踐,將文化與藝術作為一種抗爭符號。「自由文化音樂節」也是其中一種實踐。 攝:林振東/端傳媒
郭達年(Lenny)自六四以後(或者更早自黑鳥及民眾劇場時代開始),積極編織人的網絡,透過行為藝術、詩歌、音樂、故事、出版等文藝形式介入群眾運動,開啟了以文化進佔社區的實踐,將文化與藝術作為一種抗爭符號。「自由文化音樂節」也是其中一種實踐。 攝:林振東/端傳媒

整理「自由文化音樂節」的資料時,才知道它前身名為「天安門音樂祭」、「異議聲音」,始於1990年6月,即與支聯會維園六四悼念晚會同年同月誕生。

今年的6月3日,也就是昨夜,自由文化音樂節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天台舉辦,十幾隊表演單位在台上唱歌、讀詩、舞蹈,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六四的情感與訴求。而就在6月4日的今晚,維園又將依舊有一片燭光的海。是訴諸哀慟、仇恨,還是在對事件的反思中拓闊想像力與創造力,兩處場所有著對八九六四截然不同的記憶處理與延續方式;而兩邊又共同有著29年的時間厚度,並且也預計將30年、31年、32年⋯⋯如此走下去。時間持續檢測人心和意志,也一路形塑社會的模樣。

「黑鳥」樂隊(註:香港1980年代初成立的無政府樂隊,是為香港獨立音樂、地下樂隊之先鋒)曾在2007年出版的20餘年作品結集《在黑夜的死寂中唱歌》中寫到:「社會運動是最易清洗人的廣場。時間是唯一的檢標。在過程中身份的篤定與轉移,恍眼間便成為可足參考的歷史。」而自由文化音樂節,作為自發、自主、持續的民間紀念活動,主要由香港社運文藝人士及公眾人士參與,它怎樣形成維園之外另一處思考六四的傳統聚會?以香港與中國語境之歷年變遷,這處紀念與聚會,又如何流傳與延續,堅持在現實中再度發聲?

六四只是另一次軍暴

他們期望把歷史的視點與光譜再拉闊,關注當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議題,不再把六四視為單一事件,或停留在六四悲慟的情意結中,而喪失掉戰鬥力。

「平反六四?不!中國整個近代史人的生命也要平反。」作為自由文化音樂節歷年主要召集人之一,郭達年(Lenny,也即黑鳥樂隊主創)提出他對六四最堅定、深切的回應。

事實上,覺悟發生得比這個「音樂節」更早。自1990年6月,Lenny等人開始召集每年一次的「六四天安門紀念音樂祭」。直至97回歸,歷史交替之時,Lenny 和一班「藝行者」成員(註:郭達年於1997年創立的名號,沿着民眾劇場和黑鳥文化實踐的脈絡而生,最早在網絡世界設立Artivist的domain)率先提出「沒有自由的文化,就沒有自由的生命」的理念,他們組織多個藝術行動,如「後九七的自由生態」民間研討會、音樂會,還廣邀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寄來「錄像明信片」,聲援香港言論自由面臨的危機。他們期望把歷史的視點與光譜再拉闊,關注當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議題,不再把六四視為單一事件,或停留在六四悲慟的情意結中,而喪失掉戰鬥力。

2018年6月3日晚上的「自由文化音樂節」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天台發生,而6月4日夜晚維園依舊有一片燭光的海,兩邊對八九六四截然不同的記憶處理與延續,共同有著29年的時間厚度。

2018年6月3日晚上的「自由文化音樂節」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天台發生,而6月4日夜晚維園依舊有一片燭光的海,兩邊對八九六四截然不同的記憶處理與延續,共同有著29年的時間厚度。攝:林振東/端傳媒

「六四在中國近代史裏是『失守』,但它不是唯一一次軍暴。由『天安門音樂祭』、到『異議聲音』,再到2003年改名為『自由文化音樂節』,數次易名,因為我們想把六四的議題拉闊,而不是縮窄。」而Lenny本人思考民主運動的起點,比六四再早10年。1979年魏京生在北京民主牆張貼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結果被逮捕、打壓。Lenny曾在2015年《號外》訪問中說,當時許多青年如他,開始著重討論民主,這場民主運動正是樂隊黑鳥產生和成形的歷史背景。

「繼續再拉闊,也不只共產黨屠殺人民,國民黨到台灣時也因為恐懼共產黨而屠殺人民;同樣不只中國,其他國家也發生過各種暴政。年輕人要慢慢形成完整的世界觀,審視各種政治暴力,共同尋找出路。」Lenny頓了一頓,發出一個無法能簡單回答的詰問:「我們應從人類文明的前文後理,了解每一場屠殺、鎮壓背後,究竟人類文明出了什麼問題?」

又在《在黑夜的死寂中唱歌》中讀到Lenny命名「黑鳥」的想法:「諸多近世社會運動的歷程,無不與命脈有一種隱然的痕跡。我們都從廢堆中新生而起。」想像一代又一代人沿著「後六四」、「後九七」或「後雨傘」,如同黑鳥,學習著「斷翅飛翔」。「我們把記憶留住,是因為它有再生的力量。」他說。

「記者最喜歡問我,做這些事背後有什麼意義?我從來做任何事都不是意義先行。先有誕生,意義是後來才產生的。我們從不是意念的來源或時代意義。我們只是白鴿,叼著訊息帶給一個時代而已。」Lenny自六四以後(或更早自黑鳥及民眾劇場時代開始),積極編織人的網絡,透過行為藝術、詩歌、音樂、故事、出版等文藝形式介入群眾運動,開啟了以文化進佔社區的實踐,將文化與藝術作為一種抗爭符號。自由文化音樂節也是其中一種實踐。

「不同的人了解社會不妥當後,守在不同的崗位。人與人之間的結盟與互助,那才是人唯一的安全網。」他從沒有在廢堆中絕望過,自黑烏及民眾劇社時代就開始人心、人性建設的工作。

2002年,Lenny進入了學聯社會資源中心(即自治八樓)工作。2003年6月4日凌晨,他與一班自治八樓的年青人用一幅布畫,包裹起尖沙咀「自由戰士」雕像(法國雕塑者Cesar Baldaccini製作,1992年改名為「飛翔的法國人」)。巨型布畫上寫著「人民必勝」,這也是黑鳥1989年推出專輯《民眾擁有力量》的封面。2003年,《基本法》23條的立法如箭在弦之年,也是「異議聲音——天安門音樂祭」改名為「自由文化音樂節」的年份。

「不同的人了解社會不妥當後,守在不同的崗位。人與人之間的結盟與互助,那才是人唯一的安全網。」——郭達年

自由文化音樂節二十九年小歷史

自由文化音樂節二十九年小歷史端傳媒設計組

昔日香港獨立樂隊「黑鳥」的靈魂人物郭達年,以音樂介入政治,是「自由文化音樂節」歷年的主要召集人之一。

昔日香港獨立樂隊「黑鳥」的靈魂人物郭達年,以音樂介入政治,是「自由文化音樂節」歷年的主要召集人之一。攝:林振東/端傳媒

每年6月3日晚:具備了廣場性質的相見

Terry 作為自治八樓的成員,曾與其他自治八樓成員主辦2004年至2007年的自由文化音樂節,也在部分年份參與演出及支援工作。我透過電話與他聯繫,詢問另一個群眾活動「異議聲音」與自由文化音樂節之間的前因後果。

「2003年『異議聲音——天安門音樂祭』改名為自由文化音樂節,也沒有一定說是6月3日夜晚舉辦。但過後有老朋友來電郵,說繼續希望用『異議聲音』的名字在2004年6月3日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集會,迴響『天安門』,我覺得有意思,在友儕間傳播訊息,就這樣開始。」自2004年至今,每年6月3日夜晚8時,「異議聲音」的集結就發生在尖沙咀中心自由戰士雕塑前的公共空間。

每年在此之前,友儕間都會收到一封「異議聲音」的匿名電郵,上面寫道:「請帶同你的發聲、展演、播放器具⋯⋯共構一個自主發聲、自由起動、匯聚分享、聆聽訴說、互育共行的民化藝術廣場。」

根據Lenny的說法,不少「異議聲音」的參與者,也曾經參與或幫忙籌辦自由文化音樂節,兩者彼此像一種延伸、生長。「即使那年沒有『自由文化音樂節』,『異議聲音』也繼續集會。」他說。

「1980年代,民眾劇場和黑鳥嘗試挑戰和反思表演者、觀眾的距離,提出政治和藝術從來不分開,是以藝術介入政治的雛型。『異議聲音』和『自由文化音樂節』作為同一個脈絡和系統而生,這層關係挺重要。」90後青年阿草最初因為參與八樓而接觸自由文化音樂節和「異議聲音」,他曾在2015年自由文化音樂節參與即興演出,由台灣樂手思農彈奏,他朗讀譚作人的文章《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

「譚作人作為外省大學生,赴京參與六四後,再回到自己的地方,繼續參與其他抗爭。四川地震後,他發起『公民調查』,卻被當局以過往六四的文章入罪,判監五年。那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六四文本。我的理解,六四從來未結束。現在、未來,正是六四——作為體制對人的侵略的延伸。」阿草14歲開始去維園集會,第一次情感很震撼,第二年已受不了那種溫馴、去政治化的氛圍,大家跟隨時間表就完成整場悼念,下年再見,集會淪為「一口埋葬六四的棺材」。

「我同意維園在普羅政治上有價值和意義,但在廣場屬性、運動屬性,它是不合格的。」「而自由文化音樂節一脈的藝文人,以一種更有機、與自我和運動相連繫的凝視與嘗試。每年『異議聲音』的集會,更進一步在結構上,把對六四的回望提升至切身回歸的層次。」

2006年起,阿草選擇每年參與「異議聲音」集會,它脫離了一場表演的框架,容許任何一種藝術形式,沒有時間表或主辦單位,從不作場地申請或知會。「參加『異議聲音』是麻煩。因為它完全地開放,沒有為任何人準備既成的答案,所以你必須自己帶來自己的功課。沒有人會知道下一秒發生什麼事,只能靠著自身對人與民主的肯認,平等地磨合結果。它對不論管治者與反抗者而言,都是挑釁,有著當年六四的廣場屬性,我們共同經歷如同歷史的虛無。」他仔細地分析道。

Terry後來在電郵補充一句:「異議聲音的性質並不合大部份香港人的口味,但畢竟發生了這些年,在極小的範圍,亦為一些人所知及細味。」

「它對不論管治者與反抗者而言,都是挑釁,有著當年六四的廣場屬性,我們共同經歷如同歷史的虛無。」——阿草

2018「自由文化音樂節」在JCCAC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行。
2018「自由文化音樂節」在JCCAC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行。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5的「自由文化音樂節」在添馬公園舉行。
2015的「自由文化音樂節」在添馬公園舉行。攝影:Vinci Mok
2012年「異議聲音」在尖沙咀自由戰士雕塑前的公共空間舉行。
2012年「異議聲音」在尖沙咀自由戰士雕塑前的公共空間舉行。攝影:謝柏齊
2004年在大埔海濱公園的「自由文化音樂節」。
2004年在大埔海濱公園的「自由文化音樂節」。圖:受訪者提供

安那其精神:「自己幹」

香港草根民謠樂隊「迷你噪音」主音老B,也是每年前往「異議聲音」集會的參與者。「我覺得六三比六四有意思,更接近我的心情。1989年天安門鎮壓,正正發生在6月3日晚上。」

「六四對我個人衝擊好大。當年4月底我開始支援民運⋯⋯直到六四發生了。往後我投身民運支援及青少年教育工作,過了幾年覺得很累,有必要重新思考這件事,歌曲《記號》寫的正是六四10周年的個人反思。我想把六四變成一個記號,成為將來其他人發動力量的支點,想鼓勵大家尋找新的力量。」每年6月3日夜晚,老B都在「異議聲音」集會唱同一首歌《記號》,像一場個人的悼念儀式。

「迷你噪音」的前身「噪音合作社」在1998年成立。此後,老B以樂隊的名義參與過幾次由Lenny主辦的自由文化音樂節,包括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麥花臣球場、太空館演講廳、梅窩等。一直以來,音樂節不接受商業贊助,不被行政壟斷;海外或本土的表演者沒有車馬費,需要音響就借,或者自己搬來,發揮互相協助的精神;音樂會是開放、自發且不收費,各人發揮所長,宣傳也避免使用臉書這種支配性強的社交媒體等。

老B覺得,倡導無政府主義的Lenny作為活動的召集人,自由文化音樂節邀請的樂隊、組織和交往的方式屬於安拿其的展示。「這像Lenny發動的一個召集,它可以形成傳統,但有其弱點,它沒有整合為團體或組織,形成持久的合作關係和默契。如果不由Lenny發動,就沒有人繼續做,這是一個問題。如果有更多人主動發起,在自由文化音樂節的基礎上,再做更多組織和策劃,那麼除了『異議聲音』,也許還有其他的延伸。」老B引申的也是安那其「自己幹」的精神。

根據自治八樓成員Terry在電郵裏補充,早在2003年至2007年的自由文化音樂節,是由自治八樓推動及主辦。其中2007年那次,發生在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音樂會連同一系列抗爭活動,提出「皇天后土歸人民,人民有權去參與及決定香港的城市規劃。集體行動,實踐港人治港精神。」

Terry在電郵寫道:「那年,自由文化音樂節響應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抗爭的本土行動,那年應理解為由『本土行動』主辦。」這反映出自97回歸及2003年後,自由文化音樂節不再僅僅是六四紀念音樂會,或者要必然地聚焦六四,它可以回應當下的社會議題,而且不限地域、國界,而是兼容更多抵抗者的聲音。包括它在2005年香港舉行世貿部長級會議之前,討論及反思全球化、本土等議題;在2009年容納反遷拆保衛菜園村、反高鐵的表態,請來「農村武裝青年」唱出台灣土地議題的歌曲;2015年在錦上路舉行的那次音樂會,是呼應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及城鄉問題等。

「根據安那其的精神,我們根本不需要領袖,它可以由金錢、軍隊、權力堆砌而成。每個人都應該用自己的理念參與、介入,共同尋找出路啊!」

正午烈日當空下的西環碼頭,郭達年帶著最新音樂作品《抱靈賦》演唱。

正午烈日當空下的西環碼頭,郭達年帶著最新音樂作品《抱靈賦》演唱。攝:林振東/端傳媒

如何承傳:為何猶豫越來越多?

這樣的「挪用」與自發行,動正是Lenny樂於看見的。自由文化音樂節曾在1999年、2011年至2013年停辦了數次,Lenny解釋,1999年自己母親過身,2011年則是他病得最嚴重之時。「有時我挺心淡,大家認為要一定由郭達年主辦,希望由我帶頭做,但音樂節是屬於大家,任何人也可以拿來使用。」他特別提到「2015自由文化音樂節」,有班年輕DJ希望把不同的元素帶入音樂節,那年他們自發找來樂隊,推著喇叭,佔領添馬公園及眼前的一片維港。那年,一群年輕人玩音樂,徹夜不眠。

Lenny說:「自由文化音樂節嘛,年輕人有新的想法,就讓他們實踐。」2015年算是一次較有組織及規模,吸納到多元聲音及藝術形式的音樂節。行為藝術家Vinci Mok也有幫忙籌備2015自由文化音樂節,當時一眾人希望2016、2017年繼續籌辦,結果辦不成。

「討論過程中,大家先疑惑是否繼續叫『自由文化音樂會』,討論地點日期、配套或者音樂風格等,正因為完全開放討論,也等待所有人共識一致,我們討論的內容多豐富,最後也無法落實。」Vinci思考,究竟過份小心、猶豫的背後原因是什麼。「反高鐵時,大家迅速地做許多行動,做行為藝術,辦音樂會等,瘋狂做各種支援。反對國民教育、雨傘運動之後,像擔心秋後算帳或者受抨擊,大家的猶豫越來越多,彷彿等待著Lenny下決定。在台灣則很不一樣,新生代走出來,明知道有批評,但願意承擔和選擇背負結果,反而出現更多新的藝文活動。」結果,自由文化音樂節停辦了兩年。而Lenny在年輕人定義、辯論不休之際,則另外製作了收錄關於六四的聲音作品文件《九歌》一及二。

後來我就著這些問題與Lenny再談一次,就在西環碼頭,正午烈日當空。我們藏身簷篷的陰影下,吹著海風。那天是他第三個周末,帶著最新音樂作品《抱靈賦》四出歌販演唱,炎夏有點不近人情,他頸上裹著毛巾,抱著結他,多少聽眾前來也好,他卻沒缺席過一場。

「社會希望從不落在年輕人身上,也不在老一輩,而是所有人,但大家卻永遠尋找領袖跟隨。」——郭達年

郭達年說到自己被如此安放及默認在「領袖」位置,並非公平的對待:「根據安那其的精神,我們根本不需要領袖,它可以由金錢、軍隊、權力堆砌而成。每個人都應該用自己的理念參與、介入,共同尋找出路啊!」

郭達年說到自己被如此安放及默認在「領袖」位置,並非公平的對待:「根據安那其的精神,我們根本不需要領袖,它可以由金錢、軍隊、權力堆砌而成。每個人都應該用自己的理念參與、介入,共同尋找出路啊!」攝:林振東/端傳媒

為什麼今年又再復辦自由文化音樂節?原來莫昭如找來Lenny,說「臨時六四紀念館」設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AACA),希望周遭發生更多與六四有關的活動。「我問JAACA有沒有場地可租,有。然後找來一班音樂人、詩人、藝術家,他們又願意參與。我再做一點宣傳,『2018年自由文化音樂節』就這樣成事,好簡單。」Lenny聳聳肩說。

當我們談及自由文化音樂節如何繼續辦下去,以及關於承接的問題,卻發現要重覆地討論到人的政治覺醒、「自己幹」、獨立自主等精神嚮往,像扣連著歷史如何轉移、更生的詰問。「這是大家的事,但大家總覺得這是某人的事,這在社會運動的層面是不健康的。看天安門廣場事件、自由文化音樂節或者雨傘運動也好,都有著互相排斥、鄙視和利用其他人造就自己的現象。社會希望從不落在年輕人身上,也不在老一輩,而是所有人,但大家卻永遠尋找領袖跟隨。」

Lenny說到自己被如此安放及默認在「領袖」位置,並非公平的對待:「根據安那其的精神,我們根本不需要領袖,它可以由金錢、軍隊、權力堆砌而成。每個人都應該用自己的理念參與、介入,共同尋找出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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