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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me Game:聾人?聽障?為何要對稱呼執著?

聾人朋友真正在乎的,是詞語本身的含意——視他們為一個人(聾人)、還是只看到他們的障礙(聽障)。


可能有人會問:「也不過名稱一個,為什麼要這麼執著?」 對聾人社群來說,「聾人」和「聽障」兩個稱呼,正正反映兩種對立的價值。 攝:Thomas Kienzle/AFP/Getty Images
可能有人會問:「也不過名稱一個,為什麼要這麼執著?」 對聾人社群來說,「聾人」和「聽障」兩個稱呼,正正反映兩種對立的價值。 攝:Thomas Kienzle/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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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個名為「爭取正名 - 2019香港亞太聾人運動會」的Facebook專頁,裏面提及香港確認取得2019年Asian Pacific Deaf Games的主辦權。事實上,香港曾在1984年主辦第一屆亞太聾人足球錦標賽(事後獲亞太聾人運動委員會追認為「第一屆亞太聾人運動會足球比賽」)。事隔35年,香港再次主辦這項聾人運動盛事。可惜的是,負責籌備這次運動會的委員會卻將是次運動會命名為「亞太聾人/聽障運動會」,執意加上「聽障」一詞。一班聾人朋友、弱聽朋友和健聽譯者朋友對此極之失望和難受,堅決不妥協,決定聚集起來爭取正名。

可能有人會問:「也不過名稱一個,為什麼要這麼執著?」話可不是這樣說呢,當近年「你會稱呼自己為香港人、中國人、中國香港人,還是香港中國人?」的討論越見頻繁之際,我們便知道稱呼並不只是一個稱呼,背後盛載著的是與身份認同、文化、歷史、價值等有關的堅持。同樣,對聾人社群來說,「聾人」和「聽障」兩個稱呼,正正反映兩種對立的價值。

這次,請容許我嘗試整理一些資料,儘管不盡完整,但也許仍能讓我們輕輕窺探聾人社群如何理解自我、並與以聲音主導的社會連結。

態度 (Attitude) 影響用詞 (Terminology)

如何稱呼一個群體,特別是小眾 (minority),從來都是一個複雜的課題。當中牽涉的除了是人們對一個群體的理解外,更可從中分析人對該群體的內隱態度 (implicit attitude),甚至可引伸至分析社會偏見、隱性歧視 (subtle discrimination/ microaggression)、權力失衡、健全霸權 (Ableism) 等等的社會議題。

從病理角度看「聾」為殘障、缺陷的態度,正正墮入了「健聽霸權主義」的思考模式。

舉個例子,例如英文中的”Person with Disability (PWD)”,中譯時有人會譯作「傷殘人士」、近年則有人譯作「(社會)受障人士」。前者聚焦的是「那人是傷殘、有缺陷」,後者強調則是「社會導致那人(被逼)承受障礙」。的確,假如社區裡的無障礙設計、無障礙溝通做得完善,而我們每一個亦不帶歧視態度地去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人的話,障礙就不再存在。可見,每個指稱 (referent) 背後的象徵意義是最值得我們關注、也是必須重視的。

說回聾人朋友。一直以來,指稱聾人朋友的詞語有很多,「聾啞人士」、「失聰人士」、「聽障人士」、「弱聽人」、「聾人」等。今次讓我們先看看「聽障」和「聾人」兩詞。

「聽障人士」(Hearing-impaired)——從醫療模式看缺乏

聾人朋友表示,過往在香港多用「失聰人士」一詞稱呼聾人,在醫療、福利申請等各範疇皆是。直至2009年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舉辦Deaflympics的地方,並將Deaflympics的中文名稱定為「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聽障」一詞始由台灣傳至香港,被廣泛使用。然而,在廣泛使用之前,其實我們曾否想過這詞背後的意思?

「聽障」指聽力上的失去或障礙,背後反映的是醫療模式 (Medical model) 中認為人若在身體機能或功能上有未符合常規的地方,便需要治療和補救的想法。可見,這模式視耳聾 (deafness) 為一種缺憾,認為主流的「聲音世界」才是正常的、好的,並認定健聽人比聾人有更高的層次和地位。於是,生活在「無聲世界」的聾人是「不正常」、「有障礙」、是需要接受治療的病人,更應及早接受口語訓練以便與健聽人溝通和融入社會。

原諒我狠狠地總結以上態度:「因為我 (健聽人) 是社會的主流,所以與我不一樣的人應該使用我的方法,努力克服他的『障礙』,去融入我的社會」。這種因著自己能聽到聲音,而在有意無意間表露出的高傲,稱為「健聽霸權主義 (Audism)」。Humphries (1977) 曾為Audism下了一個的定義—“the notion that one is superior based on one’s ability to hear or behave in the manner of one who hears”(中譯:「一個人認為健聽人、或能表現得與健聽人無異的人是較優越的」)。而上述從病理角度看「聾」為殘障、缺陷的態度,正正墮入了「健聽霸權主義」的思考模式。

「聾人」(Deaf) - 從文化語言模式看獨特之處

「聾」並非一種殘疾或損失,而是一種的特質,亦是讓聾人成功創造其他獨特之處和文化的元素。

文化語言模式 (Culturo-linguistic model of Deafhood) 是由英國聾人社會學學者 Paddy Ladd 在其著作 Understanding Deaf Culture: In Search of Deafhood 中提出的;更早的說法是來自1975年伍德華教授(Prof. James Woodward Jr.)的一個演講,當時伍教授已提出”deaf”與”Deaf”的分別。

文化語言模式視「聾人」為一種身份認同,並提出聾人實擁有其獨特的文化 (Deaf culture)、社群 (Deaf community) 和語言 (手語;Sign language)。因此,從這角度出發,「聾」並非一種殘疾或損失,而是一種的特質,亦是讓聾人成功創造其他獨特之處和文化的元素,當中包括手語、De’VIA (Deaf Art)、對視覺空間擁有極高的敏銳度 (Deaf Space) 等。聾人 (Deaf) 對於聾文化和手語有較強的歸屬感,亦已內化一些共同、正面價值(如「聾人與健聽人有不同之處,但不代表較低等」)。最重要的是,聾人朋友對他們「聾人」這身份,感到無比自豪。

明白的,或許對健聽人來說,「聾人」好像是一個不太禮貌的詞。我曾經也這樣認為,覺得「聾人」是一個負面的詞語,聾人朋友知道後會不開心;而「聽障」會是一個較禮貌的稱呼。然而真實的情況卻相反,聾人朋友真正在乎的,是詞語本身的含意——視他們為一個人(聾人)、還是只看到他們的障礙(聽障)。原來「聾人」才是對他們最合適、最舒服的稱呼,亦是尊重其聾文化和社群歷史的表現。

改變用詞、改變態度

「聾人」和「聽障」所表達的是兩種對立的態度——前者重視人的特質、視人為一個有不同面向的整體;後者聚焦於人的障礙,且以一個病徵指稱一個群體,其怪誕的程度就跟稱呼別人為「鼻敏感」、「香港腳」無異。把兩詞並列於一起,絕不恰當。

或許「聽障」真的今期流行,但流行絕不代表恰當。這篇文章、這次爭議的出現,切切反映當有些人覺得「無所謂啦」,或當我們需要有意識地、甚至小心翼翼地三思到底該用哪個名稱去稱呼一個長期被欺壓的群體時,那就代表社會上有某種意識形態、以及對這個群體的貶低已根深柢固地植於我們的思想和詞庫當中。

用詞背後所表達的是怎樣的態度呢?這態度或價值觀從何而來?當語言能影響我們如何思考和理解事物時 (Whorf, 1997),是時候我們使用更合適的語言,去塑造更正確的個人、甚至社會態度。當我們觀察到這狀態、並願意坦白承認並身體力行的改變用詞、改變態度時,便是減少傷害和歧視的好開始。

我亦懇切地希望,這次運動會的籌委會成員願意切實地尊重聾人社群,以最恰當的名稱命名是次運動會。

參考資料:

Evelyn H. (2013, July 13). Deaf-Mute, Deaf and Dumb, Hard of Hearing, Hearing Impaired, Disabled, Handicapped, Hearing Loss, Deaf.

Humphries, T. (1977). 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 (deaf-hearing) and languag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 (n.d.) Agreement on Terminology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 and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he Deaf.

Ladd, P. (2003). Understanding deaf culture: In search of deafhood. Multilingual Matters.

Laszlo, C. A. (1994). Is there a hard-of-hearing identity?.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18, 248-252.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n.d.) Community and Culture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Ross, M. (2000). 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y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 Retrieved June, 1, 2000.

Whorf, B. L. (1997). 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 In Sociolinguistics (pp. 443-463). Macmillan Education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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