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導演敦斯卡．彭西迪佛拉高（Thunska Pansittivorakul, 1973-）的電影《空洞的時間》在今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放映，訪談前一天，他給我傳來幾則電影放映後引發的文章與貼文。這不是他第一次參與TIDF，2004 年，其作品《酸辣草莓派》（Happy Berry）曾獲得當時仍稱作「紀錄片雙年展」的亞洲大獎。
碰面那天，敦斯卡剛結束他在影展最後一場放映的映後座談，我們一起坐在戲院附近的小吃店，他點了一盤青椒牛肉炒飯，和我邊吃邊聊。他看來有些疲累，但一聊到影片與現場觀眾的反應，立刻眉飛色舞：「我很驚訝在台灣放映有這麼多觀眾！本想我被安排到的場次時間很不好，一場跟頒獎典禮同時，一場在週六一早，但沒想到觀眾不少，而且觀眾的問題都很有深度。」
不會通過分級審查
現在執政的軍政府，將冒犯君主法（Lèse-majesté）無限上綱，更加箝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空洞的時間》（Homogeneous, Empty Time）是一部在泰國不可能公開放映的電影，因內容觸及政治敏感的泰國南部穆斯林議題與軍政府獨裁政權。光是影片開頭那從高空俯瞰曼谷民主紀念碑的鏡頭，就令人深刻感受到導演的反抗性格與直言的勇氣。顛反的城市、已逝泰皇拉瑪九世的巨大肖像，跳針的背景樂唱著：「我們會遵守承諾，不讓人民等待太久」——這是泰國政府的政宣歌曲〈Returning Happiness to the Thai Kingdom〉（คืนความสุข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敦斯卡刻意把玩這些訴諸國家與王權的符碼，透過關於軍校生宿舍、天主教寄宿學校、鄉村保皇軍（Village Scouts）等散佈於泰國的組織與群體的9個電影片段，紛陳出泰國國家的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到底是透過哪些管道被建構和傳遞。
「反正知道一定通不過分級（審查）制度，我索性也不去申請。」敦斯卡聳聳肩。泰國電影的分級制度，於 2009 年開始實施，看似具有公正標準的電影分級，實際潛在著「內容審查」的實質意圖。一旦電影沒有得到級數，就等同於不得上映，不少泰國導演包括阿比查邦在內，都在泰國政府的審查制度中受了氣、吃了虧。加上現在執政的軍政府，將冒犯君主法（Lèse-majesté）無限上綱，更加箝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安德森的期望
《空洞的時間》英文片名「Homogeneous, Empty Time」，出自華特・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的概念，一種受到現代時鐘分分秒秒、逐年逐月量化的「同質的、空洞的時間」，一致的機械時間。敦斯卡選用這片名，是呼應東南亞史學家、政治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援引此概念來闡述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的建構——身處不同地方、彼此陌生的人民如何被填塞同一套價值。談到本片的拍攝緣起，眼前這位一手抓著湯匙扒著炒飯的率性男子，頓時柔和了起來，「可以說是因為安德森教授過世，我才展開《空洞的時間》這部影片的構思與剪接，裏面關注的題材與元素，都是來自我閱讀教授的書籍，透過與他的談話，所吸收到的思想與視野。這部片是獻給他的禮物。」
和安德森教授相識的過程，得從敦斯卡如何展開電影創作的生涯談起。敦斯卡的大學是在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攻讀藝術教育，但當時的他卻被隔壁系開設的電影課程所吸引，於是拜託老師讓他加選那門課。大二開始，敦斯卡一邊為泰國電影資料館工作、撰寫電影專欄，一邊修課，就這樣半工半讀，大學一共念了八年才畢業，雖然最終拿的是藝術教育學位，但敦斯卡都在從事電影相關的事情。2000 年，他將自己的首部電影短片《Private Life》投到「泰國短片與影像藝術節」（Thai Shor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但未受評審青睞，唯獨阿比查邦看了他的作品相當喜歡，便詢問敦斯卡是否願意將影片交給他，讓他推薦給國際其他影展。「我知道泰國有一些小影展，但我當時不知道國外有這麼多影展，因為阿比查邦的推薦，我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國外的影展可以參加。因為有一兩部片在國際影展放映後，就開始有其他影展陸續跟我邀片，所以我也就繼續拍電影了。」
「當初交給電視台的版本都是為了宣揚國家有多好，本身就相當民族主義，但經過重新編排與剪輯，就變成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是這樣的國際影展讓安德森教授有機會看到敦斯卡的電影。「某次安德森教授想要聯繫我，但我以前保守主義，很討厭外國人，所以一直躲他。我的名聲在泰國電影圈不太好，拍攝的題材都跟性、同志有關，常被人說是『壞男孩』，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留意到我。後來阿比查邦說他是很有名的東南亞研究者，但我還是沒有主動聯繫。直到有一次，安德森教授在一個場合裏就坐在我旁邊，主動來跟我聊我的電影。」
最令敦斯卡感懷在心的，不僅是安德森對他作品的欣賞，更多的是對他創作狀態的持續關心，「安德森教授在泰國和印尼都有房子，他大概半年在泰國，半年在印尼，我有時會去他在泰國的家吃飯、聊天。教授知道我不是曼谷人，是來自泰國南部合艾省以後，就問我有沒有想過不要一直拍私人的事情，試著把視野放大些，拍看看泰國南部的現況。」這席話令早期多拍實驗電影、關注私密題材的敦斯卡開始去想另外的視角。隨著電視台的工作機會，他也慢慢發現自己對紀錄片的興趣。「我的電影通常都不太能在泰國放映，只在一些獨立空間、小小的影展播放，但安德森教授都會特別來看，即使他後來生病不方便行動，依然會來看我的電影。」
直到 2015 年安德森教授逝世的消息傳來，敦斯卡才頓悟到，長年以來教授期許他去完成的事情他都還沒開始做，才下定決心開始處理這些題材。《空洞的時間》便是一部乘載了這許多厚望、相知相惜、恨鐵不成鋼之情感的作品——無論影片本身欲傳達的內容，還是促使影片創作的驅動力。
現代泰國的立國基礎，奠基於「國家、宗教、王權」三者的統合之上，透過國民教育等國家統治人民的機制，複製單一的價值體系，強化泰之民族認同（Thainess），因而對非「泰」群體，皆視為破壞國家社會和諧的「動亂份子」，而這也成為不同時期之獨裁統治者的最佳治理藉口。
《空洞的時間》由9部不同時刻拍攝的短片片段剪輯而成，那些短片片段，主要來自敦斯卡長期以來為泰國電視台拍攝的紀錄片，是電視台不要的、不能播的畫面。「那些片段包含了為國營電視台拍攝的畫面、為軍校招生拍攝的影片，當初交給電視台的版本都是為了宣揚國家有多好，本身就相當民族主義，但經過重新編排與剪輯，就變成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這部片要是被電視台的人看到我一定完蛋！」敦斯卡解釋道。
起初，他從 22 個片段中挑選出6段，主軸圍繞著安德森教授《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提到的認同議題，透過重新剪輯，讓段落與段落之間能夠互相呼應。比如住在泰國的緬甸婦人不讓小孩離開寺廟，因為外界很不安全，後面接續的是天主教寄宿學校，也是讓小孩住在單一空間中（學校）不可離開，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互相呼應的共通性。而《空洞的時間》亦含括了幾種存在於泰國的宗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對敦斯卡來說，宗教是讓民族主義更加堅實的元素，特別是在以佛教為國教的泰國，佛教信仰和泰國的王權與政府統治緊密結合，透過各種宗教儀式，形塑出人民的道德觀與宇宙觀，而佛教信仰中的業報觀念，讓泰皇獲得崇高的地位，世俗與神聖之間的鏈結，便匯集在半人半神的泰皇身上，也使得冒犯君主法有其存在的基礎；法律和宗教在此成為統治者排除異己的最佳工具。
在泰國南部緊鄰馬來西亞的三府北大年（Pattani）、惹拉（Yala）和陶公（Narathiwat），人民多信仰伊斯蘭教，大多使用馬來語，幾世紀來皆為北大年蘇丹國領土，直到20世紀初期才因《英國－暹羅條約》（Anglo-Siam Treaty）劃分為暹羅領土。在暹羅逐步統合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泰國政府要求當地居民改信佛教、以泰文為官方語言，引發不少抗爭與反彈，至今依然是暴力事件有增無減、紛爭不斷的難解之地。現代泰國的立國基礎，奠基於「國家、宗教、王權」三者的統合之上，透過國民教育等國家統治人民的機制，複製單一的價值體系，強化泰之民族認同（Thainess），因而對非「泰」群體，皆視為破壞國家社會和諧的「動亂份子」，而這也成為不同時期之獨裁統治者的最佳治理藉口。
男性身體的暴力屬性
《空洞的時間》中拍攝的那對生活在泰國南部北大年府的女同志情侶，便是敦斯卡為了回應安德森教授對泰國南部處境的關注，而加拍的橋段。「雖然我自己來自泰國南部合艾省，但是我對那『動亂的三省』並不熟悉，也從來沒去過，直到拍攝這對情侶才真正進到那邊。」相較於影片其他橋段多是拍攝男性角色、象徵父權的軍校生，這一段落將泰國南部議題和女性元素的連結，是在敦斯卡過往作品中少見的嘗試。
「我原本認識這對女同志情侶的其中一位，但我不曉得她有過丈夫、有過小孩，更不知道前夫曾經對她和她的伴侶施加暴力。在泰國社會很常聽到男性使用暴力的新聞，好像在泰國身為男生，要做什麼都可以。所以我也想要透過這樣的段落去對照出，到底為什麼在泰國身為男生有這麼大的權力？」創作時常聚焦在男性身體、性、權力等政治性關聯的敦斯卡，在《空洞的時間》裡也少不了大量的青春的男體，「一開始當然跟我是男同志導演，想拍男性身體有關。但我後來發現，拍攝男性身體是跟現存的社會審查制度對抗，因為在泰國，男性的身體一直被認為是不能夠隨便觸摸、出現的；社會越是不讓男性身體出現在電影裏，我越是好奇為什麼不讓他們出現。在《空洞的時間》裏的身體呈現，一方面是種反抗，刻意跟權威抵抗，同時也試圖突顯男性身體的暴力屬性——那是會對他人施以暴力的身體。」
那些被規訓了的身體，本身亦是父權、民族主義與暴力的具象顯現。
而這種「暴力的身體」，一再顯現在受泰國民族主義籠罩、驅動的肉身之上，那是種被父權、民族主義附著的肉身，比如影片中提及的「鄉村保皇軍」（Village Scouts）、日後將成為軍隊的軍校學生，他們在諸多時刻皆扮演著獨裁統治者意志與暴力行徑的延伸，「鄉村保皇軍」在 1976 年10月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血腥鎮壓中扮演擊打左翼勢力的關鍵性角色；而軍隊亦在各種政變場合、泰國南部施加暴力。但同時，那些被規訓了的身體，本身亦是父權、民族主義與暴力的具象顯現。
一盤炒飯吃完後，訪談依舊在進行，敦斯卡抬頭看了一下小吃店牆上貼著的一張明星海報，帶著有些不確定的語氣唸出了上頭那一小行中文字：「我的家」，雖然是個不經意的舉動，但卻也與他的創作關懷相呼應。「2010 年以前，我只關注私人的事情，都拍私密的題材，那年因為泰國紅衫軍的抗爭事件延燒，全國的媒體都一面倒地罵紅衫軍和塔克辛，說他們是壞人，是破壞泰國未來的人，我很好奇到底真實情況是怎麼樣，所以我才開始拍攝了一部關於黃衫軍、紅衫軍的電影《The Terrorists》，實際瞭解之後，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新聞所說。此後，我開始關注他人、關注社會上的事情，我開始好奇他人是怎麼想事情的。」
一種出自於對自己家園的珍視與不放棄，讓敦斯卡在創作自由與空間越來越緊縮的泰國社會中，持續拍攝著，想方設法在各種限制底下，對種種僵化、威權的制度與結構埋下一絲絲挑釁、質疑的念頭，等待這些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茁壯，足以抵抗那同質、空洞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