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印尼導演伊斯麥．法米．盧比思（Ismail Fahmi LUBIS）先後有兩部紀錄片入選「東南亞真實之浪」焦點單元：一部是《演猴論》（Masked Monkey - the Evolution of Darwin's Theory，2014）；另一部是《金曲達令》（Tarling Is Darling，2017）。
兩部影片皆聚焦在印尼庶民社會在現代化發展之下，那逐漸式微、邊緣化或被冠以污名的民藝活動——猴子雜耍與塔玲噹嘟音樂（Tarling Dangdut）。這兩種來自民間、與民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表演藝術，因著各地社會經濟結構的差異，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印尼社會樣貌。而這兩種看似迥異的活動，彼此之間都有著「塔玲噹嘟」這一共同要素——這是一種蛻變自傳統噹嘟音樂，在北爪哇當地的音樂傳統基礎下，融入噹嘟樂隊的編制與展演方式。
養猴子的人也是猴子？
「我本身很喜歡音樂，音樂是很好玩的東西，不管在做什麼事情，它都可以陪著你。想要表達一件事情、一個情緒的時候，拿出音樂，它會自然展現出其意義。」談到《演猴論》和《金曲達令》這兩部電影中大量使用的音樂時伊斯麥回應道。音樂在電影中大篇幅的使用，成為導演伊斯麥作品的一大特色。雖然一開始，他對於這種快節奏、熱鬧吵雜、混雜著印度、馬來、阿拉伯音樂旋律和現代搖滾樂器的噹嘟音樂沒有太多好感，居住在雅加達市區的他，每天早上都會被揹著收音機逐家逐戶放音樂表演、收費的街頭藝人吵醒。
「我那時候很討厭這些演藝人員，他們身上的收音機都放得很大聲，而且每天一大早就來，非常吵雜。我都跟他們說，你們不要再來了，太擾人了。但他們隔天還是會再回來。後來我索性不理他們，聽著聽著，突然覺得這音樂頗有趣，歌詞很直白，旋律簡單很洗腦，聽久了其實滿好聽的。同時我也很好奇，為什麼這音樂可以讓猴子聽話表演，可以讓猴子騎摩托車、去市場，主人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於是伊斯麥便開始留意、觀察這群放音樂讓猴子表演的街頭藝人。突然有天，他赫然發現，這些馴養猴子的人跟表演的猴子其實本質上沒有太多的差別，他們都受困在某種箝制之中——猴子只要聽到音樂就開始表演，而人類看到賞錢就會開始表演；到底是猴子演化成人類，還是人類演化成猴子？
猴子只要聽到音樂就開始表演，而人類看到賞錢就會開始表演；到底是猴子演化成人類，還是人類演化成猴子？
音樂作為印尼的生活方式
伊斯麥不是一個喜歡對自己作品做出太多解釋的導演，電影鏡頭的移動，就是他對生活的觀察。他多從日常中取材，拍攝現場即為生活現場，《演猴論》的場景即是他在雅加達居住的區域，「我問那些養猴子的人說，這個音樂是從哪來的？他們說這種音樂叫『噹嘟』，來自鄉下，就是我後來拍《金曲達令》的地方。可以說是因為拍攝《演猴論》接觸了這類型音樂，開啟了我拍攝下一部作品的契機。」
《金曲達令》特地來到「塔玲噹嘟」音樂的興盛地北爪哇島的南安迪（Indramayu）拍攝，伊斯麥在這個小鄉村一待就是三年多，「我一開始來到這時誰也不認識，我只知道噹嘟音樂是從這出來的。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到處閒晃，一直沒什麼進展。直到某天我在一家小吃店吃飯，突然進來一個人，那人就是賈漢姆，一位塔玲噹嘟作曲家，他的樣子讓我浮現靈感，直覺就是要拍他。他不知道我這個人幹嘛突然過來說要拍他，好像瘋子。後來我就在賈漢姆家住下來，一住就住了三年，他和他老婆都很信任我。」
「有次我跟賈漢姆騎車出去，路上輪胎爆胎，兩個人就在半夜一起拖著車子。」伊斯麥聊起他和他片中人物的相處過程，眉飛色舞，拍攝《金曲達令》的那段時間，他和賈漢姆成為莫逆之交，兩人時常一起去聽「噹嘟」秀場，而只要有他陪同前往的場合，賈漢姆的妻子就會很放心。在當地小有名氣的賈漢姆，不時會有想學唱歌、想成為歌手的女子來找他學音樂，而這些賈漢姆和女子調情的橋段、賈漢姆妻子對丈夫行徑的暗自神傷與包容，也都被伊斯麥的鏡頭捕捉下來；但同時，伊斯麥也細膩觀察到賈漢姆與妻子之間相知相惜的互動，「這些其實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噹嘟音樂歌詞描述的情愛關係、生活百態，例如夫妻失和、離婚、失戀、一夜情、貧窮、酒醉、賭博等，其實正是一般人民的現實寫照，透過音樂來抒發、調解情緒，「我覺得音樂對印尼人來說，是一種生活方式，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呈現了當地文化的樣貌。」
噹嘟音樂歌詞描述的情愛關係、生活百態，例如夫妻失和、離婚、失戀、一夜情、貧窮、酒醉、賭博等，其實正是一般人民的現實寫照，
從肥皂劇導演到對「現實」發生興趣
無論是《演猴論》或是《金曲達令》，伊斯麥的電影總在歡樂之中帶著幽微的感傷，不喜歡以嚴肅的方式述說故事的他，在歡快的樂音之下，其實包藏了發人深思的社會議題。談到拍攝紀錄片的初衷，伊斯麥的語氣絲毫沒有轉圜的餘地，「你知道我有多愛拍紀錄片嗎？從 1998 年開始到現在，我就沒有回頭過。」
1998 年 5 月，印尼發生了嚴重的「排華」事件（Kerusuhan Mei 1998），又稱「黑色五月暴動」，以伊斯麥的話語來說，那是一場情況複雜的暴動。當時，印尼被捲入亞洲金融風暴，學生群聚校園示威抗議，要求時任總統的蘇哈托下台，呼籲推動政經改革，然而有四名學生遭到狙擊手擊斃，引發社會大眾的憤怒。長期存在於印尼社會之中的社會結構不平等、族群差異，就此一觸即發，再加上有心人士從中煽動，與印尼政府的默許或不作為，導致這場發生在 20 年前的悲劇，成為許多生活在印尼的人們心中無盡的陰霾與傷痛。
伊斯麥不會直接告訴你的，是他對印尼俗民社會的關懷，特別是那些被主流社會給傾壓的常民文化。
當時伊斯麥還是一位拍攝肥皂劇的導演，從讀雅加達藝術學院畢業的他，拍了好幾年的電視劇，「那段時間漸漸覺得工作很無聊，一樣的演員，一樣的題材，沒有什麼特別的挑戰，也沒有什麼能讓我感到興奮的。劇情片的東西都是人造的，是把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加一些『香料』，很容易操作，比如這場景要加個月亮，就可以變得浪漫；又比如故事主角本來是我，但因為電影要賣，所以就換一個比較帥的演員，這太容易了，但這並不是真實的狀況。有很多劇情片的創作靈感其實產自現實，那麼既然現實的存在，又為什麼要拍虛構的劇情片呢？我乾脆直接拍紀錄片、拍現實不是更有趣嗎？」
於是當 1998 年學生示威抗議發生時，伊斯麥便帶著攝影機到現場拍攝，他也沒多想，就把自己當成記者，不斷地拍。「當時我拍攝的角度可能很普通，沒有什麼重點，但拍著拍著我發現我對『事實』或『現實』比較有興趣，我每天就跟著學生一起，拍他們的情況。從這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碰過劇情片了。」
被主流社會給傾壓的常民文化
伊斯麥的鏡頭總是移動順暢且親近地貼近被攝對象，當你語帶驚訝地詢問他怎麼有辦法讓鏡頭靠得如此近時，他會一派輕鬆地回答：「這是花時間等到的。觀眾可能連 1％ 的素材都沒看到。」雖然關心社會現實，但他不在他的電影中直白地倡議某些理念與價值觀，他會循序漸進地引領觀眾進入他的世界，跟著鏡頭穿梭在雅加達那破敗、骯髒但充滿活力的街區巷弄；跟著賈漢姆的機車，奔馳在一個又一個的「噹嘟」秀場之間，在衣著清涼火辣的女歌手身旁隨著節奏搖擺。但伊斯麥不會直接告訴你的，是他對印尼俗民社會的關懷，特別是那些被主流社會給傾壓的常民文化。
「2014 年，我想辦法讓《演猴論》在印尼上映，因為當年擔任雅加達市長的佐科威（Jokowi）——他現在是印尼總統，宣布市區不准再出現猴子雜耍的表演，政府認為馴養猴子是不衛生的事情，將猴子豢養在人類的社區會讓病毒蔓延，有的人因為被猴子攻擊、咬傷而生病，所以市長下令禁止這件事。於是我便決定，要在猴子雜耍被禁止時，將這部電影讓大家看到。」
一致的關懷亦出現在《金曲達令》中，伊斯麥的影片總聚焦在那不被正面看待的事物。「塔玲噹嘟」一向被視為低俗、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靡靡之音，但在賈漢姆的例子中，伊斯麥卻讓觀眾看見伊斯蘭宗教跟噹嘟音樂產生連結的可能性。「其實噹嘟音樂跟宗教的關係並非絕對，它其實取決於作曲者，如果作曲者把歌寫得很色情，也許可以賣很好，賺很多錢；但當然也可以寫宗教內容的歌，像在《金曲達令》中的伊斯蘭學校的老師烏基，他不在乎這音樂是經過了什麼樣的創作過程，他在乎的是能否用一般人熟悉的旋律，達到教導小朋友宗教觀念的目的。」
對伊斯麥來說，猴子雜耍和噹嘟音樂之所以存在於印尼社會，都有其價值與原因，沒有絕對的好壞，他珍視人與動物、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關係，看重與生活中不同人物相識相逢的機緣，「我覺得拍一部紀錄片，在冥冥之中上天會有所安排，祂會在你的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完全無法預測。我以前拍劇情片時，從一部片到下一部片，只是演員換了衣服，工作人員都一樣，很膩。可是當我開始拍紀錄片後，我去各個地方，本來什麼都不認識，什麼都不知道，但到現在我大概認識了一千多人，很多新朋友，我覺得非常好玩。我喜歡透過持續拍紀錄片，產生新想法，認識新環境、新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