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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韶:政治結構轉變──民進黨與柯文哲分合的關鍵

「時勢造英雄」,是柯文哲效應產生,以及民進黨與其合作與分手的生動詮釋。而雙方關係的起落,與公民社會內涵,以及兩岸關係的情勢變化,有着密切的關係。


2014年11月29日,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在父母親、妻子陳佩琪和競選幕僚的陪同下走上戶外舞台,感謝民眾支持。 攝:Sam Yeh/AFP/Getty Images
2014年11月29日,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在父母親、妻子陳佩琪和競選幕僚的陪同下走上戶外舞台,感謝民眾支持。 攝:Sam Yeh/AFP/Getty Images

政經秩序與集體意識的劇烈轉變,往往促成政治結構的轉型,行動者如果能夠審時度勢,將其理性選擇鑲嵌其中,則將建構出新的典範建制。學理對此稱之為「有限理性抉擇」或「歷史制度主義」,直白地說叫作「時勢造英雄」。這是柯文哲效應產生,以及民進黨與其合作與分手的生動詮釋。

很明顯地,這個結構的轉變就是公民社會、太陽花學運以及兩岸關係的變化,這使得舊的秩序與典範正在解體中;柯文哲聰明地將自己的角色置入其中,然後民進黨儼然成為夷平舊秩序的後台推手。

太陽花學運與公民社會浪潮後崛起的柯文哲

2012年前後,台灣社會集體意識出現了新面貌。政黨惡鬥引發政府失能與政治失靈,在代議政治的疲乏下,新民粹或審議式民主呼聲日漸崛起。這股社會力量,恰巧撞上在經濟不景氣與貧富分化下,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使得各種公民不服從運動蓬勃發展,並將矛頭指向兩岸交流紅利分配的扭曲。

太陽花世代所接受的政治社會化內涵,多為民主化之後發展出來的新世界觀、國際觀與歷史觀。有別於國民黨威權時期的黨化與意識形態教育;新的公民與社會價值,建立在民主人權、多元文化、本土意識,以及國際關係的整體結構中。從社會氛圍來看,台灣的公民社會內涵,在太陽花學運後已經走向一個新的里程碑。政經運作典範與社會集體意識已從傳統的「中國中心/經濟成長/社會和諧/道統論」,逐步轉化為「台灣中心/經濟發展/公民社會/轉型正義」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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