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從台灣看香港——香港距離同性婚姻平權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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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5月國際不再恐同日、9月或10月的「一點粉紅」和11月同志遊行，是香港主要的同志聚會、爭取平權的日子。今年國際不再恐同日，香港的紀念活動以「愛裏沒有恐懼」為題，呼籲「消除一切因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而產生的歧視、暴力及不公平對待」。

一年前的5月，台灣司法院大法官就同性婚姻釋憲，宣佈現行《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自由及平等，屬於違憲，要求行政和立法機關兩年內完成相關法律的修正及制定。今年5月台灣將迎來釋法一週年，這也意味著距離同性婚姻最晚生效日僅剩三百多天。

香港近年的平權進程裹足不前，自去年10月成功獲得2022年「同志運動會」的主辦權，成為亞洲第一；隨後有預估，這一體育盛事將吸引1.5萬名運動員來港（賽事不限制參賽者的性別及性傾向），並將給香港帶來十億港幣的經濟收益。然而，面對經濟收益不禁想問，香港距離禁止性傾向歧視、實現婚姻平權還有多遠？

台灣何以衝出平權曙光？

台灣的婚姻平權行至司法層面並非一蹴而就。正如台灣伴侶盟理事喬瑟芬在《台灣同運的軌跡與阻力》（2016）中所說，「其實不是台灣的同志運動者特別敢衝，而是一次次被壓迫到走投無路的絕望，才逼出每一項關於權利的意識」。

在性與婚姻整觀念相對保守的亞洲，台灣能衝出平權之光，與其現有的政治體制不無關係。儘管在主權方面一直受到大陸政府的挑戰，一如最近引起熱議的中國民航局致函國外航空公司，要求按照「一個中國原則」，不得將台灣列為國家；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台灣事實上擁有很大空間來做出自主的決策，這意味著關於婚姻平權的討論、投票、修法都可在一個獨立的政治體系和司法系統內完成，沒有香港所面臨的外部阻力。

外部如此，那台灣內部又如何呢？喬瑟芬文中同時提到，許多同志在出櫃前就已經積極加入台灣民主浪潮和本土化建設，不少同志當時已是工運、農運、婦女學生運動的重要推手。由此可見，同志運動和台灣民主化密不可分。2017年4月，台灣學者、《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作者紀大偉來港出席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講座時也提到，「借舞台」的方式，即同志群體出現在其他社會運動、遊行隊伍中，既表達對社會事件的關注、對社運的支持，同時也樹立同志形象，改變大眾對同志的固有看法，增加曝光率。

在性與婚姻整觀念相對保守的亞洲，台灣能衝出平權之光，與其現有的政治體制不無關係。

去年2月，台灣「婚姻平權大平台」召集人呂欣潔在港接受媒體訪問時說，提交婚姻平權法案時，因為每個政黨都有選舉壓力，所以幾個政黨幾乎是爭先恐後地「搶」著提。

此外，普遍認為台灣平權運動受宗教的影響不大。眾所周知，某些宗教教義中帶有反同色彩，如《聖經》中明確出現帶有反同性性行為的經文，因此基督宗教在同運中的反對聲尤為突出。基督宗教是最早進入台灣的世界性宗教，但據統計實際所佔比例不大，2014年全台基督徒僅佔約4.5%。

文化方面，提到台灣的同志文學，一連串並不陌生的作家名字都會浮現在腦海，如白先勇、朱天文、邱妙津。《孽子》1983年出版，描述1970年代台灣同志群體，1986年改編為電影，此後，電視劇和舞台劇相繼搬演；除了《孽子》，朱天文的《荒人手記》、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鱷魚手記》等均在1990年代出版，可以說台灣在文化氛圍上確實形成的相對較早。

香港同運被困在何處？

台灣釋憲後不久，也有香港的媒體和同運人士借鑒台灣，稱對岸能夠成功因同運歷史已久。這固然是事實，但其實香港對同志群體的關注並不比台灣晚，甚至更早。

1969年，香港開始了同性戀性行為非刑事化的第一次嘗試，那次嘗試由律政司Sir Denys Roberts向政府、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提出。1978年，在港執業多年的一名英籍律師因性傾向罪成，引起社會關注；一年後，424名市民聯署一份請願書，要求政府修法。

在1988年「台灣同志運動第一人」祁家威申請與同性伴侶公證結婚被拒的同年，香港開始探討同志性行為去罪化，三年後，立法局正式決議通過。此前，香港在1986年就出現了第一個關注同志群體且有正式框架的組織「香港十分一會」。隨後，H.K. Horizon於1991年成立，他們通過組織「同性戀電影週」招募義工，建立電話熱線為同志提供輔導服務。

審視香港同志運動和婚姻平權進程時，不能不考慮其殖民與後殖民處境、當下政治、司法及釋法、宗教和文化狀況。

1969年第一次非刑事罪化嘗試之後，直到決議通過，香港社會對這個議題做了諸多探討，在讚同與反對聲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讚成的人除了認為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性傾向外，不少人還認為應該修法，以與英國本土一致，或拉近與英國法例的關係，其中就包括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1976）和港督麥理浩（1980）。而不接受的人認為這是違背中國傳統道德，同時表示「政府不應該漠視大眾的意見，強行跟隨英國法律」。目前，香港也沒有反性傾向歧視的條例，對於此類歧視的保障主要基於《基本法》和《人權法》的相關法條。

由此，基於香港特殊的歷史地位，在審視香港同志運動和婚姻平權進程時，不能不考慮其殖民與後殖民處境、當下政治、司法及釋法、宗教和文化狀況。相比呂欣潔受訪時表示，「因為（台灣）有一人一票選舉，政府或政黨一定要聽人民的聲音」，在香港，狀況可能並不相同。同時，香港同運人士也認為，香港走立法程序的難度較大，建議同志群體以申請司法覆核的方式實現權利保障。此外，根據立法會資料，香港基督宗教信徒比例在2016年達到12%，比台灣高出2倍多，都可能是阻力之一。

「命案」推動的平權議題

由於社會、政治、文化等一系列變化和差異，香港同志運動的軌跡與台灣逐漸顯出不同，但相同的卻是，對於性別和性傾向的議題都是直到「沾了血」，才獲得司法層面的討論和法條上的完善。1980年初，香港督察麥樂倫(John MacLennan)因粗獷性行為罪被檢控，後在何文田警察宿舍內自殺的事件，直接推動了香港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的進程——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於當年成立，開始研究此類議題。

從1982年台灣「婦女新知基金會」成立至2000年以前，儘管台灣的同志組織、探討同志話題的電視節目不斷湧現，甚至有同志伴侶公開舉行婚禮；但直至少年葉永鋕因性別認同遭校園霸凌，最終死在學校廁所，台灣才將「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製作《認識同志手冊》，在「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中增列同性戀者相關條文（2001），並於2004年將《兩性平等教育法》修改為《性別平等教育法》，引入多元性別教育。

性少數者的權益能否得到保障，不是神聖與邪惡的兩分，而是這個群體在社會生活中真實遇到了許多問題。

台灣婚姻平權法案衝關多年，最終得以重新進入立法院討論與審查並成功釋憲，也與2016年台大教師畢安生自殺不無關係。在相伴35年的同志伴侶過世後，畢安生發現自己並不能享有台灣公民權利並繼承遺產，即事實上不被法律承認伴侶關係，後墜樓自殺，鬱鬱而終。不過，因其本人及伴侶都在台灣電影界有一定影響力，遂有立委提案，平權法案重入司法程序。

因由命案，同志議題才引起廣泛關注並非唯港台兩地所獨有，但卻提醒我們，當下不應等付上生命代價才去反思、去前進。性少數者的權益能否得到保障，不是神聖與邪惡的兩分，而是這個群體在社會生活中真實遇到了許多問題，如申請公屋、置業、課稅、保險及醫療保障等，那麼明知有這樣的問題存在，卻忽視、不以法律形式給予維護，似乎更不合理。

性少數及婚權議題引發我們對婚姻本質的重新思考，而反性別、性傾向歧視亦不是僅僅關乎女性或非異性戀人群。一直以來，婚姻被賦予「傳宗接代」的天然目的，女性被以「剩女」污名的同時，男性也並非不會面臨婚姻和養育後代的壓力。但隨著社會發展，尤其是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婚姻觀念和對婚姻的追求已悄然發生變化。對同志而言，在沒有法律保障的境況之下，面臨的選擇要麼是獨身終老，要麼是與異性假結婚，即便與伴侶在國外註冊、得到家庭認可，也可能因本港法律的缺失而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其實，無論是性小眾平權還是婚姻制度都不是獨立存在，而是與權力關係、社會文化並存而生。就像有人質疑，為什麼同志能否取得婚權要由異性戀的大多數決定？那麼，如果現實狀況如此，擁有決定權的大多數是否也應客觀地為存在著的、與自己不一致的群體著想，而不只是考慮自身利益。畢竟，在宗教信仰、民族國界、性別認同以前，首先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