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being queer

喬瑟芬:台灣同運的軌跡與阻力(上)

30年來台灣同志平權運動的軌跡,似乎成了整個華人世界同運嚮往的指標。但其實不是台灣的同志運動者特別敢衝,而是一次次被壓迫到走投無路的絕望,才催逼出每一項關於權利的意識。

刊登於 2016-11-25

#喬瑟芬#LGBTQIA

2015年10月31日,台北,參與同志遊行人士手持彩虹旗。

今年秋,台灣的天空特別彩虹。

十月下旬,國際同志聯合會亞洲雙年會(ILGA-ASIA)在台北盛大舉行。年會由歐洲經貿辦事處贊助、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共同主辦,共有超過三十國、三百多位性別運動工作者參與。同時間,還有「亞洲同志合唱音樂節」,與第二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相互輝映。

台灣同志的公開活動早已跨出台北;在中部、南部、東部都舉辦了在地遊行。而今年,首次有地方開放同性伴侶參與集團婚禮,台北、高雄與台中三個城市,也都開放同性伴侶關係的戶政註記。雖然礙於中央法令限制,以上措施都僅有象徵意義,無法有確切的法律效益,但已是值得紀念的突破。

此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女士公開以影片表態,支持婚姻平權。以其單身女性的身份做此表達,實屬勇氣過人。同志社群除表示歡迎,也期待蔡女士提出具體政策,並敦促過去在此議題表現不佳的同黨國會黨團,能配合落實。對比於民進黨只有少數委員願意為此努力,去年太陽花運動後興起的第三勢力新政黨,則爭相提出更具體關照同志權益的修法目標。

十月最後一天,第十三屆台灣同志大遊行舉行,七萬人湧向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也是台北主要的社運抗爭據點。大小彩虹旗飄揚在街頭,象徵對各種少數、邊緣族群與議題的包容。

不忘櫃中孤單

今年主題「年齡不設限-解放暗櫃・青春自主 No Age Limit.」,引領大家反省,當前社會如何透過年齡、性別等框架,來規範個人。這個訴求,直接挑戰華人社會保守恐性的文化;其指出家庭與學校場域不重視性教育、總是隱諱迴避,卻製造更多問題(例如師長同儕對同志的霸凌)的現況。

因年齡而飽受限制的,也不只被「兒少保護」約束的青少年;老年病殘者,更在生活各個層面被「去性化」。如果「性」是人類的本能,那麼不只同志的性需要去污名,所有人的情慾需求都應被正視。這兩年積極提倡身障者性權的「殘酷兒」組織,與他們推動的「手天使運動」(幫助身障者抒發情慾的志願服務),就是在這個「不放棄任何人」的脈絡下產生。

這類乍看「激進」的反省,絕非突然蹦出來的,而是緊扣着台灣同志運動的起始精神:不忘邊緣弱勢。2003年首屆同志大遊行數百人的隊伍中,除有婦運和人權團體,還有日日春(支持性工作權的社運組織)與台灣末代公娼;有些不敢出櫃的同志就緊緊跟着日日春的隊伍,表示若不幸被媒體拍到,可以說自己是來支持公娼工作權的。性工作者和同志同為邊緣弱勢,緊緊相依的畫面,令人揪心。

台灣同志遊行聯盟始終謹記:不管是LGBTIQA、性工作者、還是不願被去性化對待的青少年或身障人士,他們的「櫃子」也許不同,但櫃子的素材卻是相似的「偏見、恐性文化、獎勵生殖的傳統、歧視、不斷堆加且複製的污名」。正因如此,所有離開衣櫃的人一旦有力氣站出來,都不該忘記曾在櫃子裏的孤單,更不該放棄那些仍在櫃子裏忍受、努力求生的人們。

驕傲背後的血淚

30年來台灣同志平權運動的軌跡,似乎成了整個華人世界、甚至亞洲國家同運嚮往的指標。但其實不是台灣的同志運動者特別敢衝,而是一次次被壓迫到走投無路的絕望,才催逼出每一項關於權利的意識。台灣同運者的步伐背後,其實是一個個受到壓迫、甚而付出生命的面容。

早在1980年前後,文壇有如白先勇、邱妙津、林懷民、朱天文、李昂等人,不分性傾向、以創作規避道德撻伐,碰觸同志許多難以言明的創傷,寬慰櫃子裏的靈魂。80年代中,有祈家威先生與同性伴侶前往法院登記結婚被拒、田啟元因感染愛滋被媒體曝光、而被師範大學拒絕入學等事件。

1990年代,媒體為滿足大眾獵奇心態,以刻意用聳動手法處理同志相關的社會新聞,甚至數度潛入同志酒吧偷拍,導致部分同志曝光承受重大壓力、甚至自殺。警察對同志的偏見,更是直接化為惡意舉動;荷槍實彈臨檢、強驗愛滋、洩露身份給媒體等侵犯人權之舉,屢見不鮮。

同志社群長年被污名的壓抑,終於爆發,匯聚成組織倡議團體,集結發聲的意識。「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由四個同運團體整合成,以助人工作(社工)的角度出發,從電話諮商逐漸轉型為全方位的同志平權和教育組織。其它同志行動者或如陳俊志等投入藝文創作,軟性影響着社會觀感;或如女權會、婦女新知等開始探討親密關係民主化、同性伴侶間家暴與法律爭議實務;或如同家會等組織,致力同志家庭的生育權、親權、婚姻權、伴侶權;或如TG蝶園專注於跨性別者在身份轉換中所受到的為難、職場與社會歧視;更有像性別人權協會這類,致力於去除愛滋污名宣導的工作者。1996年,台灣甚至出現亞洲第一個為同志成立基督教會「同光同志長老教會」。

2000年,台北市民政局編列官方預算,舉辦第一屆「台北同玩節」,也間接促成日後同志大遊行的組織。同年九月,陳水扁總統會見來台參與遊行的美籍代表與台灣同志社團時,公開表示「同性戀不是罪,也不是疾病」。2001年,在人權與司法改革團體多年努力後,終於促使大法官會議頒布釋字第535號解釋文,明確指出警察不得不顧時地及對象任意臨檢。隔年立法院也通過了《警察職權行使法》,不只為同志,也為所有公民,在走出威權國家陰影的人權保障之路,邁進一大步。

官方態度雖看似鬆動,但壓迫仍見於社會許多角落。2000年四月,屏東國中生葉永鋕下課前提前上廁所,卻離奇陳屍於廁所中,原因不明。當時學校匆促結案,但記錄片導演陳俊志鍥而不捨地以影像記錄介入,台灣人權促進會的顧立雄律師也在家屬委託下介入調查,才發現:葉永鋕因「女性化」而遭校園霸凌,才會在下課前提前上廁所,導致其死亡無人目擊。雖然其死因仍未偵破,但咸認為校園霸凌是致其死亡的間接因素。

這起事件在台灣社會,特別是教育界引起震撼。葉同學的悲劇,從報紙一角無人注意的地方事件,最後促成延宕多時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正式立法實施。

同運在台灣歷史的鑲嵌

回顧台灣同運崛起的年代,正逢民主化浪潮,黨禁報禁逐漸解除,社會也開始熱衷於本土化、建立主體意識。當年工運、農運、婦女、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不少同志在出櫃投入平權運動前,已是其中重要推手。因為這個起點,台灣的同志運動者從未自外於社會整體之外,總是在街頭、在各種戰場裏支持着弱勢者。但在另一方面,如果無整個社會經歷的民主化歷程,同志平權運動恐怕也不會是如今的軌跡和規模。

是以,不論是台灣或任何一國走過的運動經驗,儘管可以互相參照交流,卻難以複製。因為一時一地獨特的政經情勢,或某個突發重大事件,都可能讓運動方向或模式發生改變;很多時候,僅是歷史因緣際會與大環境造就的幸運。

不過,在全球化下日益扁平的世界裏,若干跨境因素,也會牽動各地同志平權運動的進程。本文下篇將聚焦於台灣同運遭遇的兩種阻力;一是傳統價值與新自由主義的合流,二是美國宗教右派影響力的投射;這兩者,都凸顯出平權運動中的國際因素。

(喬瑟芬,伴侶盟理事、媒體與表演藝術行政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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