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路：中興製造2018，與中國模式2025

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中興通訊的七年制裁，從2018年開始，剛剛好要到2025年結束。而那正是北京雄心勃勃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準備要大功告成的時間。中興在2018年的故事，預示的是中美貿易摩擦之火，正在向經濟模式之爭快速延燒。

根據美國司法部聲明，中興通訊在2010年至2016年期間，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條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通過第三方公司，向受到美國經濟制裁的伊朗出口了價值約3200萬美元的美國產品，用於中興在伊朗的電信基礎設施項目。2017年3月，中興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同意以認罪和支付總共約12億美元罰金為代價，換取「緩刑」，維持其在美國的出口許可。當時不少業界意見判斷這是對中興的「利好」──罰金雖巨，但吊銷出口許可則是滅頂之災。未料剛過一年，美國政府就發現中興並未按照當時認罪協議要求，扣除35名涉事員工獎金（中興稱是自己首先內部調查發現，主動報告美國政府並糾正）。中興因此構成再次違規，之前的「緩刑」也隨即變成立即吊銷中興出口許可七年。此消息一出，美國供貨商和合作方立即停止與中興合作，而中興存貨很可能不超過兩個月。作為一家關鍵技術極度依賴美國廠商，且鮮有替代方案的科技企業，中興董事長承認企業已經陷入「休克」。

中興事件有其內在邏輯，其本身起源早於當前的中美經貿摩擦，且在此之前已經多少塵埃落定，沒想到卻在中美劍拔弩張之際，戲劇性地二次爆發。從時間點上看，中興事件的「湊巧」肯定有美國政府對此事「優先處理、定格處罰」的考量。但中興本身的違規也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要硬說這是美國的「莫須有」審判也很難成立。而超過中興事件本身的，則是這一輪貿易戰波濤洶湧之下，中美兩國的經濟冰山，正在加速對撞。

美國到底抱怨中國什麼？

美國對中國的抱怨究竟是什麼？美國現任貿易代表、全力推動了當前貿易戰的萊特希澤（Robert E. Lighthizer）當年的一份證詞解釋得再清楚不過。他在2010年以「前列根（雷根）政府貿易副代表」身份，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作證。在這份長達35頁的書面證詞中，萊特希澤詳細回顧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第一個十年。他將美國國內認為應該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地位（Most Favored Nation, MFN），以及隨後支持中國加入WTO的意見總結為三點：一、打開中國市場會為美國的企業和員工創造新的機會；二、這將鼓勵中國健全法律體系，促進法制；三、美國並不需要做出任何讓步。

緊接着，萊特希澤以自問自答的形式列出了中國入世十年之後實際的情況。在他看來，現實截然相反：一、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在十年間翻了將近三番，「美國失去了百萬計的製造業崗位」；二、中國的法制承諾令人存疑，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三、中國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政策對美國經濟造成損害。

萊特希澤在2010年對中美經濟關係的上述三個判斷，構成了今天美國對華貿易戰的三個不同層次：第一個層次着眼於中美貿易赤字以及背後的製造業崗位轉移；第二個層次着眼於美國經濟皇冠上的明珠──知識產權，並重點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強制技術轉讓問題施加壓力；第三個層次則要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做出應對。

對照此前美國政府主要的貿易政策和行動則不難發現，到目前為止，貿易戰的發展和萊特希澤所描繪的三個層次驚人地吻合：在貿易戰1.0中，美國首先採取常規關税手段，旨在降低赤字（鋼鐵和鋁產品的232調查）；貿易戰2.0，美國在知識產權和強制技術轉讓問題上指責中國，並以此發動301調查。目前（2018年4月）還只是在貿易戰2.0的中後期，美國301調查後續行動中，限制中國企業投資的措施尚未出台，中美經濟就已經受到了不小的震撼。很難想像如果美國政府真的完全按照萊特希澤設想，將貿易戰升級到3.0，即全方位對抗或者制衡「中國模式」，那將會是怎樣一副景象。

貿易戰3.0：對中國經濟模式的回擊

貿易戰3.0的一些可能性其實已經近在眼前。有消息稱，美國政府正在考慮啟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這個法案授權總統在國家面對「特別和重大威脅時」宣布緊急狀態，並以此為理由阻止特定商業交易或者凍結特定對象的資產。IEEPA通過於1977年，最早是為了應對當時的伊朗人質危機。美國政府在此後的大部分時間裏，正是依靠IEEPA實現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無獨有偶，中興此前違反的具體出口管制條例，正是IEEPA──中興的慘重損失，也顯示了IEEPA的巨大經濟殺傷力。

貿易戰3.0的核心，並不像中興事件本身那樣屬於合規問題，而是美國對中國經濟模式的回擊。萊特希澤在2010年的國會證詞中如此描述中國的重商主義經濟模式：「一部分大企業通過貸款、合同，以及補貼的形式獲得政府的庇護。而中國政府則將這些『龍頭企業』（national champions）視為與外國對手競爭的手段，並鼓勵這些企業在國內經濟和出口市場中獲得主導地位。」萊特希澤在2010年的美國還只是屬於比較極端的貿易鷹派，但隨着美國對華政策的整體右移，他上述對中國經濟模式的判斷已經逐漸在美國成為朝野共識。

不少對中國國內經濟改革持樂觀態度的人，在2010年或許可以反駁說中國的許多國有企業（萊特希澤所謂「龍頭企業」）正在朝着更加像公司，而不是政府的方向進行改革。但是這些人最近普遍陷入了沉默。中國近期的一些政策動向，比如黨委在國企中的重新崛起，正在幫助萊特希澤這樣的經濟鷹派證明他們當年的觀點。而國有控股的中興通訊，恰好就是這樣一家「龍頭企業」。

與「龍頭企業」相匹配的，就是產業政策。產業政策，顧名思義就是政府為了促進某一個或者一類產業發展的政策，這在中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從彩電到汽車，各種產業政策層出不窮。現任副總理和中央首席經濟智囊劉鶴，本身便是產業政策專家。持平而論，產業政策作為一種經濟和發展政策，並不是中國特有，德國和日本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在不同發展階段，也實行過不同內容的產業政策。產業政策本身也並不一定像經濟學家張維迎所說的那樣，是「披着馬甲的計劃經濟」。事實上，產業政策是一個非常鬆散的概念，其內容實質可大可小，可宏觀可微觀，可以是「大鍊鋼鐵」這樣的違背市場規律、扭曲價格信號、引發權力尋租的「壞產業政策」；也可以是着力於保障產權，提升基礎設施，加大教育投入這樣提高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的「好產業政策」。

中國製造2025，產業賭博的隱憂

「中國製造2025」在政策設計層面，自然也有一些「好產業政策」的元素，比如對教育和科研的加大投入。但總的來說，許多政策都有政府盲目干預、過度干預的嫌疑。以新能源汽車為例，目前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對每一輛新能源乘用車的最高直接補貼額度近15萬元人民幣，這還不算稅收優惠和在政府在如充電樁等新能源基礎設施上的投入。這樣的強力財政補貼直接促成了中國在2017年生產的新能源乘用車超過了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總和。新能源汽車當然是前景可觀的重要未來科技可能性之一，但是這樣的舉國投入背後蘊含着巨大的風險。在利益驅動下，廠家虛報生產數量以騙取政府生產補貼幾乎是必然會出現的現象。這個問題即便可以通過強力稽查得到緩解，政府也永遠不可能準確預測到所有的顛覆式創新──出行服務（mobility service）的迅速出現，有可能顛覆整個汽車工業。消費者在未來有可能根本不需要再購買汽車了。到那時，即使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在政府支持下全球領先，又有什麼意義呢？

政府替代市場去「賭」未來產業和科技走向，代價是極為高昂的──財政補貼來自中國納稅人血汗不說，中國的產能過剩更有可能扭曲全球市場造成世界性的經濟問題。就像一些民族主義者喜歡說的「賭上國運」一樣，「中國製造2025」的很多地方確實很像產業賭博，只是承擔風險的，並不僅僅限於中國。中國正在逐漸偏離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宣布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承諾。而這種國家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本質上與現存的全球經濟秩序，並不兼容。中興在2018的故事，只是「中國製造2025」在全世界即將引發的一系列迴響的一個小小前奏。

（楊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