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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微信個人帳號被封記

我不過和無數人一樣,是中國互聯網上的信息難民,就這樣掙扎、徘徊,懷揣一個終極問題:如果豬圈不倒,我們該怎麼辦?


江雪:是否該接受朋友的建議,徹底離開微信,去尋找更開闊的表達空間。但又想,如果是在牆外,我們的表達不能被最需要接受自由信息的人看到,那價值是不是又打了折扣? 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江雪:是否該接受朋友的建議,徹底離開微信,去尋找更開闊的表達空間。但又想,如果是在牆外,我們的表達不能被最需要接受自由信息的人看到,那價值是不是又打了折扣? 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編註:本文作者江雪是中國大陸知名的獨立記者,她曾為端傳媒撰寫過《律師夏霖和他的時代》《洗冤律師伍雷:火山的平靜只為更好地爆發》《四年了,那個開日系車被「愛國青年」砸穿腦袋的中國人》等文章。今年2月底,因轉發反對中國修憲的消息,她的個人微信帳號被封,本文記述了她從微信公眾號一次次被封殺,到最終個人微信帳戶也被封殺的全過程。

必須承認,發現自己的個人微信號被封時,我有點發懵。

2月27日清早起來,我習慣性地打開手機,想瀏覽一下微信,卻發現自動退出了。

沒想那麼多,我輸入密碼重新登陸時,頁面上卻跳出一句 : 「該微信帳號因涉嫌傳播惡性謠言等違法違規內容被永久限制登陸,由於你的帳號存有財產,可輕觸『確定』進行財產提取或轉移。」

封號的事情我並不是頭一次遇到。2015年6月,我完全脱離紙媒,決定做一個獨立訪問者(編註:即獨立記者)之後,這種狀況就遇到的多了。

我在2015年7月開通了微信公號「雪訪」,第一篇發了《阿潘探夫記》,寫郭玉閃(編註:大陸 NGO 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2014年10月被捕,2015年1月被以「非法經營」罪名被逮捕,同年9月獲取保候審)的妻子阿潘的故事。那時,郭玉閃還被關在裏頭,我借着去北京的一個機會,陪了阿潘去探監,寫了稿子。又過了兩個月,我去北京,採訪浦志強律師的太太孟群,也陪了她去崔各莊的看守所外徘徊,寫了8000多字的稿子——《一個律師妻子的這一年》。自己買車票,自己解決住宿,我的表達,實現了個人姿態上的完全獨立。在大陸媒體17年,被審查被限制慣了,此時,我頗洋洋得意。畢竟,自己做自己主編的感覺,還是夠爽的。

稿子當然很快被刪。一般是文章能存活一天時間。儘管我在發的時候,儘量注意,例如憑着自己的經驗,對所謂的敏感詞,用字符隔開等等,但這些小把戲,擋不住審查的升級,尤其當文章的閲讀量接近1萬的時候,被刪掉的風險也就增加了。

在發了大約有十篇文章,每一篇幾乎都會被刪掉。之後,「雪訪」就被封號了。我倒不驚訝——在大陸,只要公共表達,遭遇刪帖封號就是常態。微博時代的楊海鵬,微信時代的王五四,被封之後的轉世速度,往往令人驚歎,我沒有他們那麼大的執着勁兒,但也不願任由宰割,雖然知道遲早要被封,但總是要掙扎一下的。就這樣,我轉世到了「新雪訪」,又轉世到了「新新雪訪」,又轉世到了「小雪訪」,兩年就過去了。如今的「小雪訪」,在2017年6月1日開始實施的「互聯網新規」棒喝下,發的東西少,暫時偏安一隅,苟延殘喘着。

公號轉世輪迴的過程中,我還連累了一個很棒的公號「漢尊」,公號是幾位著名的知識人做的,釋義是「為了漢語的尊嚴」。我「獨立」後,離開了媒體江湖,也離開了喧囂,沒有參加過什麼評獎,但到2017年初,「漢尊」卻給了我一個獎,把我評為「漢尊年度人物」,說是「冰河時代的見證者」(當然言重了)。並在公號上轉發了我的「雪訪」新年獻詞,題目是《2017 願你不服從 願你依然對自由敏感》。然後,「漢尊」公號就被封了。然後,它轉世為「漢尊2」,暫時活着。

我在2017年那個殘酷的四月,不僅公號「新新雪訪」被封,新浪微博也被「炸」了。這個微博,我大約從2010年開始使用,為避免麻煩,沒有認證,但也有1萬多粉絲,其間經歷了包括「南方周末獻詞事件」等各種公共議題的圍觀,都活下來了,沒想到這時候被「炸」,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後推斷,是我轉發了自己寫的公號文章,採訪了一個獨立的藝術項目「居民」,文章中提到了「4000萬」——也就是雷洋案中外界流傳的那個官方補償數字。那段時間,雷洋案是網絡上最大的熱點,被盯的最緊。我的文章中語焉不詳的「4000萬」出賣了我。

所以,到了2018年的2月27日,按理說我不應該為封號驚詫了。可我還是有點發懵。事實上,我毫無防備。雖然從25日爆出「修仙」(即中國修憲)的信息後,我轉發的消息,全都和這個消息有關。但畢竟我只是轉發啊。26日這天,我也只不過是轉發了李大同、趙小凌、王瑛三位老師的反對聲明而已。是的,我甚至沒有勇氣,直接表達自己的反對。可我,就這樣被封號了。

因為帳號裏還有幾百元「財產」,所以我還能夠根據提示登陸上去。我發現,還有人在留言給我,我卻無法像以往那樣回覆。我發不出去自己的話。那感覺,如同自己被關進了一個盒子,能看見外面,外面的人卻看不見你。 我就這樣體驗到了一種短暫的虛無感。

清楚記得,是在2012年12月開始發第一條微信朋友圈的。那是和王和岩、劉虎等幾位調查記者去巴黎參加一次調查記者的會議,旅途上有點小興奮,發了巴黎街頭美麗的夜景。算下來,到2018年的2月27日被封時,我已經在微信上玩了6年多。

2014年,微博上打「大V」運動之後,新浪微博越來越不好玩了,朋友們都越來越多地開始使用微信,我也不例外。也記得,使用微信之初,還有一些朋友發牢騷,抱怨說微信應該是個人生活圈,不應該老發社會議題。但沒辦法,在中國,因為公共表達途徑的缺乏,任何一個個人社交的東西,很快就能呈現出媒體屬性。我的微信,在經歷了短暫的分享個人旅途的階段之後,也很快暴露出媒體人本色,大多是公共領域的內容。

是的,即使在微信上,我也一直少有喃喃自語的時刻。於我而言,在公開的場合,表達心緒總是一件羞愧的事情。所以,我很少在微信裏曬生活。打開我的微信,我關注的大多是社會政治議題,其實能一覽無餘地看出來我的價值觀。至於生命性情,那些絮語,我是難得的去流露的。但偶爾有一些,那些文字,是有温情的,也是我不忍丟失的。

又想起我的「雪訪」公號。在不斷轉世的過程中,我寫大饑荒中的右派老人,寫2016年被判刑的夏霖律師,寫被吊證的伍雷律師,寫翻譯《列寧傳》無法出版的老人,寫介入社會議題的獨立藝術家,寫我認為重要的話題。我像依然在媒體一樣,恪守着記者的倫理,自己籌集採訪費用,覺得自己是在做一個真正獨立的記錄者,享受着某種自由和獨立的幻覺。

當然,我是天真的。文章總是在最快地被刪除。有時,不留一個痕跡。有一次,我轉世了一個新公號時,要重發我在前一個被封公號上的文章,卻被提示「文章已發過,為保護原創,不得再發。」我哭笑不得。

2017年也很快過去了。我們沉湎在微信帶來的表達幻覺裏一無所知。我和很多人一樣,覺得轉發一些重要的文章,是一種良心的義務。卻全然不顧,那些文章很快就會變成一個個紅色的被封禁符號。

但同時,微信確實給肉身的生活帶來越來越多便利。最重要的是支付。在大陸那怕一個七、八線鄉鎮,菜市場、路邊小攤,都正在普及「微信掃一掃」,出門不帶現金已不是問題。在微信裏叫車、訂票,給朋友發紅包,都無比方便。以至於微信帶來越來越多的「過度社交」,家裏的八大姑、七大姨,都要加你微信,有時,你帶着良心的不安將朋友圈設置為他們不可見,但有時又不得不開放給他們。這或許是一點小小的煩惱。

但我的一位好朋友一直在提醒我,放棄微信,別在豬圈中打滾。他早都棄絕微信,用電報(Telegram)群組瀏覽信息,在牆外的世界裏游泳。每次見面,對我都恨鐵不成鋼。我辯解說,我覺得在牆內說話更有價值。他則提醒我,你早成了大數據的一部分,心甘情願為新極權續命。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他,我總覺得,在牆外說話雖然爽,但在牆內堅持說話,即使有一個人聽到,就有意義。

我也看到,微信確實很多時候是一個同温層,難以起到公共表達與傳播的作用。可真要決絕地放棄,就一定好嗎?微信,對今天的中國人,確實已是一個低成本連接的工具,普通人通過微信,通過一個個同學群、各種吃飯群、聚會群,甚至養生群,更容易找到彼此。這樣的連接,真的就沒有意義嗎。

就這樣,在微信被封之後的第二天傍晚,我還是註冊了新的微信號。我添加了一些朋友,但很多朋友還是沒有加上。原來通訊錄上的1800人,如今,只加到了200人。他們大多是公共領域的、價值觀相同的朋友。

說真的,我有些意興索然。我想,是否該接受朋友的建議,徹底離開微信,去尋找更開闊的表達空間。但又想,如果是在牆外,我們的表達不能被最需要接受自由信息的人看到,那價值是不是又打了折扣?

是放棄這樣豬圈裏的表達嗎?還是我們的宿命就是要在豬圈裏打滾,直到有同一天豬圈被掀翻?我不知道。我和朋友說,我不會那麼容易受傷害,甚至並不憐惜自己言論不自由的處境,但總是想着如果發聲,就應該讓更多應該看的人看到。朋友譏誚地說,你是聖徒。我苦笑着,沒回答他,我知道,我不過和無數的人一樣,是中國互聯網上的信息難民,就這樣掙扎、徘徊,懷揣一個終極問題:如果豬圈不倒,我們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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