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本文作者江雪是中國大陸知名的獨立記者，她曾為端傳媒撰寫過《律師夏霖和他的時代》、《洗冤律師伍雷：火山的平靜只為更好地爆發》、《四年了，那個開日系車被「愛國青年」砸穿腦袋的中國人》等文章。今年2月底，因轉發反對中國修憲的消息，她的個人微信帳號被封，本文記述了她從微信公眾號一次次被封殺，到最終個人微信帳戶也被封殺的全過程。
必須承認，發現自己的個人微信號被封時，我有點發懵。
2月27日清早起來，我習慣性地打開手機，想瀏覽一下微信，卻發現自動退出了。
沒想那麼多，我輸入密碼重新登陸時，頁面上卻跳出一句 ： 「該微信帳號因涉嫌傳播惡性謠言等違法違規內容被永久限制登陸，由於你的帳號存有財產，可輕觸『確定』進行財產提取或轉移。」
封號的事情我並不是頭一次遇到。2015年6月，我完全脱離紙媒，決定做一個獨立訪問者（編註：即獨立記者）之後，這種狀況就遇到的多了。
我在2015年7月開通了微信公號「雪訪」，第一篇發了《阿潘探夫記》，寫郭玉閃（編註：大陸 NGO 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2014年10月被捕，2015年1月被以「非法經營」罪名被逮捕，同年9月獲取保候審）的妻子阿潘的故事。那時，郭玉閃還被關在裏頭，我借着去北京的一個機會，陪了阿潘去探監，寫了稿子。又過了兩個月，我去北京，採訪浦志強律師的太太孟群，也陪了她去崔各莊的看守所外徘徊，寫了8000多字的稿子——《一個律師妻子的這一年》。自己買車票，自己解決住宿，我的表達，實現了個人姿態上的完全獨立。在大陸媒體17年，被審查被限制慣了，此時，我頗洋洋得意。畢竟，自己做自己主編的感覺，還是夠爽的。
稿子當然很快被刪。一般是文章能存活一天時間。儘管我在發的時候，儘量注意，例如憑着自己的經驗，對所謂的敏感詞，用字符隔開等等，但這些小把戲，擋不住審查的升級，尤其當文章的閲讀量接近1萬的時候，被刪掉的風險也就增加了。
在發了大約有十篇文章，每一篇幾乎都會被刪掉。之後，「雪訪」就被封號了。我倒不驚訝——在大陸，只要公共表達，遭遇刪帖封號就是常態。微博時代的楊海鵬，微信時代的王五四，被封之後的轉世速度，往往令人驚歎，我沒有他們那麼大的執着勁兒，但也不願任由宰割，雖然知道遲早要被封，但總是要掙扎一下的。就這樣，我轉世到了「新雪訪」，又轉世到了「新新雪訪」，又轉世到了「小雪訪」，兩年就過去了。如今的「小雪訪」，在2017年6月1日開始實施的「互聯網新規」棒喝下，發的東西少，暫時偏安一隅，苟延殘喘着。
公號轉世輪迴的過程中，我還連累了一個很棒的公號「漢尊」，公號是幾位著名的知識人做的，釋義是「為了漢語的尊嚴」。我「獨立」後，離開了媒體江湖，也離開了喧囂，沒有參加過什麼評獎，但到2017年初，「漢尊」卻給了我一個獎，把我評為「漢尊年度人物」，說是「冰河時代的見證者」（當然言重了）。並在公號上轉發了我的「雪訪」新年獻詞，題目是《2017 願你不服從 願你依然對自由敏感》。然後，「漢尊」公號就被封了。然後，它轉世為「漢尊2」，暫時活着。
我在2017年那個殘酷的四月，不僅公號「新新雪訪」被封，新浪微博也被「炸」了。這個微博，我大約從2010年開始使用，為避免麻煩，沒有認證，但也有1萬多粉絲，其間經歷了包括「南方周末獻詞事件」等各種公共議題的圍觀，都活下來了，沒想到這時候被「炸」，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後推斷，是我轉發了自己寫的公號文章，採訪了一個獨立的藝術項目「居民」，文章中提到了「4000萬」——也就是雷洋案中外界流傳的那個官方補償數字。那段時間，雷洋案是網絡上最大的熱點，被盯的最緊。我的文章中語焉不詳的「4000萬」出賣了我。
所以，到了2018年的2月27日，按理說我不應該為封號驚詫了。可我還是有點發懵。事實上，我毫無防備。雖然從25日爆出「修仙」（即中國修憲）的信息後，我轉發的消息，全都和這個消息有關。但畢竟我只是轉發啊。26日這天，我也只不過是轉發了李大同、趙小凌、王瑛三位老師的反對聲明而已。是的，我甚至沒有勇氣，直接表達自己的反對。可我，就這樣被封號了。
因為帳號裏還有幾百元「財產」，所以我還能夠根據提示登陸上去。我發現，還有人在留言給我，我卻無法像以往那樣回覆。我發不出去自己的話。那感覺，如同自己被關進了一個盒子，能看見外面，外面的人卻看不見你。 我就這樣體驗到了一種短暫的虛無感。
清楚記得，是在2012年12月開始發第一條微信朋友圈的。那是和王和岩、劉虎等幾位調查記者去巴黎參加一次調查記者的會議，旅途上有點小興奮，發了巴黎街頭美麗的夜景。算下來，到2018年的2月27日被封時，我已經在微信上玩了6年多。
2014年，微博上打「大V」運動之後，新浪微博越來越不好玩了，朋友們都越來越多地開始使用微信，我也不例外。也記得，使用微信之初，還有一些朋友發牢騷，抱怨說微信應該是個人生活圈，不應該老發社會議題。但沒辦法，在中國，因為公共表達途徑的缺乏，任何一個個人社交的東西，很快就能呈現出媒體屬性。我的微信，在經歷了短暫的分享個人旅途的階段之後，也很快暴露出媒體人本色，大多是公共領域的內容。
是的，即使在微信上，我也一直少有喃喃自語的時刻。於我而言，在公開的場合，表達心緒總是一件羞愧的事情。所以，我很少在微信裏曬生活。打開我的微信，我關注的大多是社會政治議題，其實能一覽無餘地看出來我的價值觀。至於生命性情，那些絮語，我是難得的去流露的。但偶爾有一些，那些文字，是有温情的，也是我不忍丟失的。
又想起我的「雪訪」公號。在不斷轉世的過程中，我寫大饑荒中的右派老人，寫2016年被判刑的夏霖律師，寫被吊證的伍雷律師，寫翻譯《列寧傳》無法出版的老人，寫介入社會議題的獨立藝術家，寫我認為重要的話題。我像依然在媒體一樣，恪守着記者的倫理，自己籌集採訪費用，覺得自己是在做一個真正獨立的記錄者，享受着某種自由和獨立的幻覺。
當然，我是天真的。文章總是在最快地被刪除。有時，不留一個痕跡。有一次，我轉世了一個新公號時，要重發我在前一個被封公號上的文章，卻被提示「文章已發過，為保護原創，不得再發。」我哭笑不得。
2017年也很快過去了。我們沉湎在微信帶來的表達幻覺裏一無所知。我和很多人一樣，覺得轉發一些重要的文章，是一種良心的義務。卻全然不顧，那些文章很快就會變成一個個紅色的被封禁符號。
但同時，微信確實給肉身的生活帶來越來越多便利。最重要的是支付。在大陸那怕一個七、八線鄉鎮，菜市場、路邊小攤，都正在普及「微信掃一掃」，出門不帶現金已不是問題。在微信裏叫車、訂票，給朋友發紅包，都無比方便。以至於微信帶來越來越多的「過度社交」，家裏的八大姑、七大姨，都要加你微信，有時，你帶着良心的不安將朋友圈設置為他們不可見，但有時又不得不開放給他們。這或許是一點小小的煩惱。
但我的一位好朋友一直在提醒我，放棄微信，別在豬圈中打滾。他早都棄絕微信，用電報（Telegram）群組瀏覽信息，在牆外的世界裏游泳。每次見面，對我都恨鐵不成鋼。我辯解說，我覺得在牆內說話更有價值。他則提醒我，你早成了大數據的一部分，心甘情願為新極權續命。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他，我總覺得，在牆外說話雖然爽，但在牆內堅持說話，即使有一個人聽到，就有意義。
我也看到，微信確實很多時候是一個同温層，難以起到公共表達與傳播的作用。可真要決絕地放棄，就一定好嗎？微信，對今天的中國人，確實已是一個低成本連接的工具，普通人通過微信，通過一個個同學群、各種吃飯群、聚會群，甚至養生群，更容易找到彼此。這樣的連接，真的就沒有意義嗎。
就這樣，在微信被封之後的第二天傍晚，我還是註冊了新的微信號。我添加了一些朋友，但很多朋友還是沒有加上。原來通訊錄上的1800人，如今，只加到了200人。他們大多是公共領域的、價值觀相同的朋友。
說真的，我有些意興索然。我想，是否該接受朋友的建議，徹底離開微信，去尋找更開闊的表達空間。但又想，如果是在牆外，我們的表達不能被最需要接受自由信息的人看到，那價值是不是又打了折扣？
是放棄這樣豬圈裏的表達嗎？還是我們的宿命就是要在豬圈裏打滾，直到有同一天豬圈被掀翻？我不知道。我和朋友說，我不會那麼容易受傷害，甚至並不憐惜自己言論不自由的處境，但總是想着如果發聲，就應該讓更多應該看的人看到。朋友譏誚地說，你是聖徒。我苦笑着，沒回答他，我知道，我不過和無數的人一樣，是中國互聯網上的信息難民，就這樣掙扎、徘徊，懷揣一個終極問題：如果豬圈不倒，我們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