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律師伍雷:火山的平靜只為更好地爆發(上)

他是眾多大陸維權律師中的一員,他正經歷的困境也是眾多維權律師的典型,但他認為,「我們的抗爭還遠遠不夠,付出的代價也遠遠不夠。」


伍雷在洗冤辦公室。
伍雷在洗冤辦公室。攝:江雪

2017年註定是大陸維權律師伍雷(本名李金星)從業十幾年來最「輕鬆」的一段時光。春節期間,他帶家人和剛出生不久的小兒子到雲南躲霧霾,逛大理古城,在客棧裏嗮太陽。度過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輕鬆假期。

只不過,這種「輕鬆」來得頗為無奈。

2016年12月28日,山東省濟南市司法局對伍雷正式作出「停止執業一年」的處罰決定。這意味着,2002年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後轉行進入律師行業的伍雷,將再次面臨轉行。

處罰決定通知是在2016年12月2日發出的。巧合的是,當天,被錯判冤殺超過20年的河北青年聶樹斌,終得改判無罪,而這宗著名冤案,正是伍雷曾參與、推動,並最終翻案平反的。消息傳開後短短數日,大陸近500名律師聯合簽名,抗議濟南方面對伍雷的停業處罰。這也是自2015年大陸當局大規模打擊維權律師的「7·09」事件以來,中國律師為維護自身權利,再次抱團取暖發聲,集體亮相於公眾面前。

2015年7月9日起,大陸先後有上百位維權律師被抓捕或約談。彼時伍雷在安徽開庭,壞消息一個個傳來。先後被抓的律師中,諸多是他的朋友,如李和平、王全璋、謝陽等等。如今,這些人或已被判刑,或在關押中。回望當時,伍雷自嘲「離看守所只有1毫米」。

逃過看守所的伍雷沒有逃過司法局的處罰。2016年12月21日,濟南市司法局召開聽證會,給伍雷一個所謂的申辯機會。伍雷在聽證會上歷數中國刑辯律師的艱辛,忍不住淚灑當庭。

但所謂聽證不過是走個過場,伍雷的執業資格被停止,生活還要繼續。2017年春節前,伍雷開了家微店「伍雷之友」,開始在網上賣山東老家的辣椒醬等土特產,命名為「倔醬 」,同時還賣煙台蘋果。也賣書,有錢穆的《國史大綱》,伯爾曼(Harold Berman)的《法律與宗教》,還有一大套「國學經典」。都放在一起,看起來像個雜貨鋪子。

開店之後,伍雷位於北京的「洗冤辦公室」,也一度成了快遞發貨的臨時地點。簡陋的牆壁上,「只向真理低頭」的條幅依然顯眼,那是前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大陸法學界泰斗江平先生所寫。另一面牆上,掛滿了一個個冤案當事人的照片,有已經出獄的念斌、吳昌龍、陳夏影、陳滿等,他們能洗冤成功,都和伍雷多年的持續推動不無關係。

比冤案當事人更多的,則是一個個疑案當事人的名字:陳國清、金哲宏……這些人持續喊冤都在10年以上,案件本身疑竇重重。伍雷一直在傾力幫助他們,但還沒有結果。

樹欲靜而風不止。暫時下崗的「無證律師」伍雷,本想「好好休息一下」,為孩子洗洗尿布,彌補自己常年出差不在家的歉疚。但他卻發現自己無法平靜下來。諸多「喊冤」案卷依然會被送到他眼前,堆積如山的卷宗後面是一個個「冤案」當事人的哭泣發愁,還有「7·09」案裏的同行,諸多人命運依舊懸而不決……這一切撕扯着他,讓他痛苦。

春節過後,伍雷開始聯絡律師團,為河北陳國清案再度開始申訴。陳國清等人曾四次被承德中院判處死刑,三次被河北高院發回重審,但至今沒有解決。推動此案平反,被伍雷列為2017年「洗冤計劃」的重要工作目標。

「這個案子,拖了20多年,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律師手上解決,」他決絕地說。

2016年9月23日,伍雷和多位律師一起到最高人民法院為陳國清案申訴。
2016年9月23日,伍雷和多位律師一起到最高人民法院為陳國清案申訴。圖片來源:伍雷提供

法律規定,拒絕辯護律師複製光盤。

2014年12月20日,郭飛雄、孫德勝「擾亂公共秩序」一案正式在天河區法院開庭。從上午9時到次日凌晨2時,庭審持續18個小時。伍雷和張磊律師全程為郭飛雄作無罪辯護,並多次指出,這是一起政治迫害案件,「郭飛雄是在用生命捍衞做人的尊嚴。」

這是伍雷第一次介入政治性的刑事案件辯護。之前他曾設想,「把這個案子做成一個政治辯護的範例。」但他發現,「在法庭質證、發表辯護意見過程中,辯護律師只要發言,最嚴重的時候甚至每隔幾秒鐘就會遭到審判長的粗暴打斷、無理指責……辯護人至少被打斷發言上千次,辯護人為了爭取發言,不得不多次向合議庭抗議。」

但他和張磊律師還是堅持發表了自己的辯護觀點。

2015年11月,在歷經「延期審理」等各種風波之後,天河區法院對此案宣判。但在宣判開庭之前,法官突然告知律師,將對郭飛雄參與的公民「八城快閃」(指公民在一些城市的公園等地聚集快閃,表達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等訴求)行為,以尋釁滋事罪論處。

法庭的這一行為激怒了伍雷和張磊。他們認為,法庭無視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經檢察機關指控,為當事人添加罪名,是違法行為。他們當場要求休庭,至少給予辯護人3天的準備時間,以對新增添的罪名進行辯護。

法官對他們的要求不予認可,雙方僵持不下,法庭上唇槍舌劍,火藥味甚濃。律師不斷申請發言,表達抗議。法庭場面激烈。宣判結束時,伍雷對着匆匆離去的法官鄭昕大喊三聲:「你必須為歷史負責!」

當庭和法官「開撕」的行為很快就有了後果。郭飛雄被重判6年,之後不久,天河區法院向濟南司法局去函,稱伍雷擾亂法庭秩序,建議給予伍雷停止執業的處罰。

「你們把律師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嗎?」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撤銷聶樹斌犯故意殺人、強姦婦女罪的原審判決,改判聶無罪。此時距離聶樹斌在年僅21歲時被冤殺已經過去21年,距離案件真兇王書金出現已11年。也在2016年12月2日,伍雷接到了停業一年的處罰通知書。

早在2011年,聶樹斌案尚處於膠着狀態。伍雷就在石家莊召開「聶樹斌案研討會」,邀請了包括大陸知名法學者、北京大學教授賀衞方等人在內的專家、律師等60多人,會上形成了《關於盡快啟動聶樹斌再審程序的呼籲書》,推動了輿論對聶案的全方位關注。

聶案平反,伍雷停業,這個鮮明對比讓網絡輿論對山東方面罵聲一片。伍雷說,濟南司法局官員曾對他叫苦不迭,「我們倒霉,怎麼剛好就趕在了這一天!」

據悉,山東方面曾放出風聲,本打算徹底吊銷伍雷的律師執照。而經歷了2015年的「7·09」事件,大陸律師的處境正值低谷,諸事艱難,因此,伍雷原計劃妥協,接受山東方面「不吊銷執照,停止執業一年」的決定,正好也「歇一歇」。

但他最終無法說服自己。

在承諾作出「妥協」的當晚,伍雷失眠了,連夜爬起來寫行政復議書,並在網絡上宣布,不接受這個結果,會走完全部法律程序,為自己維權。「就當我不講信用吧,」他說,「原則上的問題,不得不擦槍走火。這個時代,你必須這樣。」

伍雷得到了不少的支持。2016年12月4日,北京律師周澤在社交媒體上呼籲聯名支持伍雷維權,聲援者紛紛,到12月8日,簽名支持伍雷、抗議山東方面處罰決定者已達470人。

12月21日,伍雷不服行政處罰的聽證會在山東召開。當天雨雪霏霏。西安律師劉志強,在出發前被霧霾堵在機場。他換乘了高鐵,終於在聽證會前夜趕到了山東。「也沒什麼,到場就是表達一種支持,」他說。

為了不給伍雷添太多麻煩,很多律師放棄了旁聽,但還是有20多人到了現場,雖然他們都被攔在會場之外。在濟南的彩石鎮司法所,原本不大的聽證會場,已被當地的「旁聽群眾」坐滿。只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以及律師周澤,作為伍雷的代理人,參加了聽證。

時近中午1點半。伍雷還沒發言。他拿着厚厚的講稿說,「我就濃縮為20分鐘吧。」司法局的官員如釋重負。

發言到最後,伍雷忍不住落淚:「我一個律師,為當事人用心用力去辯護,究竟做錯了什麼了?你們把律師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嗎?」

「那天搞得很悲情。反正我就是一根筋。我家鄉的官員也比較尷尬。我質問他們,司法局有兩個輪子。一個是律師維權,一個是管理。你們維權的輪子不轉,管理的輪子像飛機一樣轉,」伍雷說。

「我(為別人)洗冤把自己洗成了冤民。不過,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不是一個最符合中國現實的邏輯和結果嗎?」在聽證會上,伍雷從自己的遭遇,歷數中國刑辯律師處境之艱難。

「即使佔座的旁聽群眾,其實也聽懂了,」伍雷說。在休息的間隙,廁所裏就有一個人對何兵說,「你們刑辯律師真不容易呢。」

藝術家張晨初為伍雷畫的素描頭像。
藝術家張晨初為伍雷畫的素描頭像。圖片來源:伍雷提供

「死磕律師」養成之路

1973年出生的伍雷,直到2001年還是山東省章丘縣城建委的一名科員。

「整天寫材料,說夠了假話,」他回憶自己當年的工作,縣城裏人們幾乎天天都在喝酒,「到同一條街上的單位去辦事,中午也一定要喝頓酒。」

才28歲的伍雷不想繼續這樣的生活,決定要做點什麼。單位旁邊有家書店,他看到了一些律師考試的書籍,決定試一試。2002年,全國律師考試改為國家司法考試。苦學了一年,原來學建築工程的他,竟然一次就通過了。此後他辭職進入律所實習,從一名小律師到擔任律師事務所負責人。短短几年,他業務發展很快,而且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車,雖然只是4萬多元的「夏利」,但已頗為滿足。

「賺錢會帶來一些快樂,」伍雷說。那時他的風格如同「梁山好漢」,和朋友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這樣過了5年。

2007年,伍雷來到了北京,開辦分所。也是在這一年,他遇到了北大法學博士、「公盟」創辦人許志永。(註:公盟前身為陽光憲政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年9月更名為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以推動建立民主法治制度為目標,2009年夏,公盟被指偷税,許志永被拘留、逮捕,至2010年8月銷案,後公盟改名公民,發起「新公民運動」。

他至今記得,那是一個風雪之夜,他和許志永在北京簋街喝啤酒,相談甚歡。人生就此發生轉折和改變。

本文下篇將於2017年5月11日刊出,敬請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