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 在中國 深度 評論

沈陽案:北大“metoo”,制度與程序正義的迷思

儘管各界行動者形成的去中心化網絡在沈陽案的推進中不斷成熟,並鮮明地指向最根本的權力與結構,但如果支撐它說話、表達的公共空間上了鎖,那麼,無論是程序正義還是結果正義,無論是改變學院體系還是從象牙塔影響社會,就又打回鏡花水月的幻影了。


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現任南京大學文學語言學系主任的沈陽,被揭發於22年前性侵女學生高岩,令她自殺,引起各界關注。圖為北京大學。 攝:Imagine China
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現任南京大學文學語言學系主任的沈陽,被揭發於22年前性侵女學生高岩,令她自殺,引起各界關注。圖為北京大學。 攝:Imagine China

4月5日,農曆清明節,一場「爆料」在中國互聯網上炸響:幾名已經身在海外的北京大學校友、中文系畢業生,接連發布消息,指控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沈陽性侵女性。舉報者說,20年前,沈陽任教北大中文系期間,性侵了一名叫高岩的女生,導致後者精神崩潰,最終自殺。

20年後,這件早年「舊案」公諸於眾。輿論譁然,尤其是社會精英圈子極為關注。隨即,《人民日報》刊出評論文章,呼籲徹查事件並跟進後續制度建設;4月6日下午,北大發表聲明,承認處分確有其事;4月7日,南大文學院發出通告,認定沈陽道德不合格,建議其辭職,稱當年從北大引進沈陽的工作「程序不嚴謹」,「犯下了錯誤」。這則聲明,獲得了包括新華社在內官方與民間媒體的廣泛轉發;4月8日,北大公開了20年前對沈陽的處理結果,稱已經開會討論反性騷擾制度建設。

這些操作得到了不少好評。與此同時,知識分子中開始討論什麼樣的反性侵制度才更為合理;面對沈陽的否認,舉報人公布已經找到了更多性侵受害者作為證人⋯⋯乍看起來,各方力量的參與下,對事情的追責,似乎愈發清楚。

但是,這場風波最終能否撬動,又如何撬動高校體制中的沈痾,不見得可以樂觀。

要知道,沈陽事件之所以得以迅速推進,有其特殊之處,這和事件中高校校友形成的人際網絡密不可分,也因為事件有關北大。

在沈陽事件爆出之前,「中國版metoo」已經醞釀一段長時間,之前的北航事件與「王敖舉報徐鋼」事件,誕生了一批「揭發者」的行動網絡。沈陽事件,則是這個網絡中北大95級校友帶頭揭露,將“metoo”的影響,延展到了這所極具符號性的「最高學府」。這次,舉報者準備充足——聯繫媒體、逐步放料、尋找更多證人⋯⋯由手法可見,之前積累的網絡與經驗發揮了很大作用。

北大在事件中的暴風眼地位,產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很多時候,有關北大的負面新聞,都礙於其歷史上的政治符號地位而遭低調處理。但這次的性侵事件曝光,造成巨大震驚和道德壓力,影響了北大校友這個在體制內外有巨大影響力的群體。事實上,就算很多積極擁抱既存體制的北大校友,也產生了幾乎一致的反應——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大概是沈陽事件能夠連續數天得到各方關注並且輿論禁令來得較遲的原因——數日之前被曝光的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疑似不堪導師人身控制而自殺的事件,已經大遭輿論管控。而沈陽案,就連《人民日報》也刊出評論追責。在近年來風向並不有利於輿論監督的背景下,這次輿論能夠發酵的現象出現,不能不讓人猜想,體制中人大概也有對事件真相的需求——坊間傳說《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是北大校友主筆,姑勿論真假,這猜測多少反映了民情。

意外的體制縫隙

更重要的是,和去年底「北京切除」前後情況類似,所謂「體制」在這一問題上的利益並非一致。沈陽前後在多間大學工作,相比護短和壓制,慌慌張張地「甩鍋」踢皮球,變成了各涉事單位的共同選擇。

北大先是發表聲明,說當年已經結案,而2014年之後對師德問題「零容忍」——足以把各種積弊推給2015年下台的上屆校領導,結果呢,回頭就因為擔心群體性事件而約談了發文要求信息公開的本科生鄧宇昊。接下來,北大出於壓力還是公開了20年前的審查結果,然後被人發現其中幾乎是只引用沈陽的辯稱為證,既不嚴謹,也顯得偏私。

而南京大學及南大文學院則是將皮球踢給北大:校方公告在大談師德之餘,表示事件發生在北大,和南大無關。文學院作為沈陽的直接僱主,則通過院方公告和前院長朋友圈中斬釘截鐵痛心疾首的反省,與沈陽堅定劃清界線,賺足了輿論中的人氣。但在「建議沈陽辭職」的結論之外,院方也表示自己對沈陽在北大犯下的事情毫不知情——忘了調取檔案(這在中國的體制內人事變動中幾乎不可想像),言下之意,則又將問題推給北大之餘,也向南大校方施壓——我們建議開除了,你們看着辦。

這些要素的結合,最終在形式上輾壓了沈陽仍然「死不認罪」的自辯。就在三天前,北大校友中還在討論能否「扳倒沈陽」,許多人激憤之餘,態度是悲觀的。人們發現據說是沈陽寫給南大相關部門的郵件截圖。在郵件中,沈指這些身在海外的北大校友誣陷他,要求校方尋求網絡管理部門刪帖控制輿論。隨後,數則沈陽事件的舉報文章、對高岩的追思文章,就真的都被刪除了,甚至就連《人民日報》的評論,也在微信端蒸發。

「沈陽能量很大,背後有人」。有人挖出沈陽一篇自我吹捧的自述文章,截取其中描繪自己替「領導」工作的經歷,懷疑他人脈廣泛,足以調動資源封殺聲討。更有人傳言說,當年北大中文系內部曾經對如何處分沈有所爭論,最後由其導師陸儉明出面「保下」(陸儉明後來否認),終致無虞。

結果,沈陽在輿論面前迅速「垮掉」,被幾間學校「甩鍋」,拋在一邊,有些意料之外,倒是證明了,原來體制也並非鐵板一塊,輿論在特定環境下也仍然有倒逼處置的能力。

師生不平等不變,談何程序正義?

隨着沈陽案不斷發酵,人們所憤怒、所討論的內容,已經越來越遠離20年前自殺的高岩,而更加事關今天學院、學術系統的生態。

在這時,知識分子和媒體人中也出現了這樣一種聲音:沈陽案前後會不會搞成了道德掛帥的「全民公審」?會不會最終不關心法律程序,走向對高校教師的文革再現式「紅衛兵執法」?不少人抱怨這套運動已經走偏,亟待落實程序正義。更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的風向轉為「師德」建設,最終結果可能就是打擊學院中的不同聲音。

這些擔心雖然並非沒有道理,但恐怕是離地三尺。一單20年前處理時已經埋下問題的事件,「程序正義」一早就付之闕如,人們期待的,確實「遲來的」結果正義,但真正實現的方式,也非由網絡輿論操刀,恰恰是學校、院系、組織做出了判斷和裁斷。更何況,在事件中,最關注、最積極的行動者,大部分也是學院中人,本質上,沈陽事件,仍然是發生在象牙塔的空間之內。這和「文革」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更不說真要打擊學院中人時,道德指控不過是官方千百種手段之一。這些對「程序正義」的呼籲,首先就忽略了校園性騷擾問題背後的結構矛盾,也暴露出,部分在學院中的知識分子,正在喪失對自己所處位置的反思性。

時間回到20年前,沈陽代表的,是文革後培養出的一代知識精英。十年文革造成人文社科知識精英的空缺,使這代人的學術道路普遍順利,在學院中多是新時代開山祖師一類的人物。而他們的學生輩、再後輩,在學院中的道路就要坎坷得多了。不僅僅是導師輩已經林立在各個「山頭」,學院體系的專業化、聘用制度取消鐵飯碗,也讓這一代人更像是朝不保夕、不知未來如何的學術勞工。

在這種背景下,學院中的建制力量不斷固化為既得利益,終身教職獲得者、青年教師和學生,分化為完全不同的群體,權力分野巨大。而彼此之間的不平等,隨着一整套學院「正規化」的加強而日益堆疊。這並不是說上一輩就一定佔據既得利益,下一輩就一定處處受壓,只不過,以年齡為標定,比較不同世代,在同樣的年齡,工作機會、福利待遇、教研壓力與升職空間恐怕並不平等。

在這樣的結構之下,性騷擾問題才會由沉冤待雪引發,在學界中一再激起聲浪。因為權力的不平等在性別關係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也使得過往/現有的申訴機制容易變成校方和有權力者走過場的「程序正義」。這也是為什麼,隨着“metoo”運動的展開,不斷有高校教師被爆出類似醜聞,學界的「塌方式爆料」,簡直堪比官場的「塌方式腐敗」。

如今,最切實需要的,是改變學院體制,是改變經濟和代際政治的利益鏈條。對學術圈中人來說,比程序正義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能夠改變這個僵化、科層的不平等結構——比如學生如何能夠參與到申訴和裁決機制中去。不然,就算有這些機制,他們也不敢保證這些機制不會淪為現有制度之上換湯不換藥、一套人馬幾套牌子的疊床架屋。

性平問題背後,是普遍的權力問題,是資源壟斷下的人身依附和求救無門。點燃沈陽案的,是正義問題,它試圖導向的,是制度性的解決,但最終,為它賦予公共性的,是日趨不平等的結構。這時候如果只談程序正義,難免就一隻腳踏在了既得利益的一邊。想來,沈陽案中,北大、南大校方、政府與許多教師,正是站在一條陣線上,快速處理、拋棄沈陽,平息事件,也正是為了讓既有的權力結構不至於受到升級的、更激進的運動的衝擊。

沈陽事件中顯示出的輿論監督力量,在官媒、官方均介入發聲之後,逐漸導向由部委、大學主導的「建立長效機制」的道德承諾,這並非壞事。但是,最怕的是,在各類官方聲明發出之後,輿論控制很可能進入那套淡化、弱化爭議的程序——媒體被要求不再跟進,蓋棺定論。激發起來的公共討論在失去了平台之後消弭下去,所謂的新機制,也最終是由已有的建制力量來設計,掌控。儘管北大在校生、校友和社會各界行動者形成的去中心化網絡在沈陽案的推進中不斷成熟,並鮮明地指向最根本的權力與結構,但如果支撐它說話、表達的公共空間上了鎖,那麼,無論是程序正義還是結果正義,無論是改變學院體系還是從象牙塔影響社會,就又打回鏡花水月的幻影,變得可望而不可即了。

(楊山,媒體人,中國政治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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