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沈阳案：北大“metoo”，制度与程序正义的迷思

4月5日，农历清明节，一场“爆料”在中国互联网上炸响：几名已经身在海外的北京大学校友、中文系毕业生，接连发布消息，指控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性侵女性。举报者说，20年前，沈阳任教北大中文系期间，性侵了一名叫高岩的女生，导致后者精神崩溃，最终自杀。

20年后，这件早年“旧案”公诸于众。舆论哗然，尤其是社会精英圈子极为关注。随即，《人民日报》刊出评论文章，呼吁彻查事件并跟进后续制度建设；4月6日下午，北大发表声明，承认处分确有其事；4月7日，南大文学院发出通告，认定沈阳道德不合格，建议其辞职，称当年从北大引进沈阳的工作“程序不严谨”，“犯下了错误”。这则声明，获得了包括新华社在内官方与民间媒体的广泛转发；4月8日，北大公开了20年前对沈阳的处理结果，称已经开会讨论反性骚扰制度建设。

这些操作得到了不少好评。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中开始讨论什么样的反性侵制度才更为合理；面对沈阳的否认，举报人公布已经找到了更多性侵受害者作为证人⋯⋯乍看起来，各方力量的参与下，对事情的追责，似乎愈发清楚。

但是，这场风波最终能否撬动，又如何撬动高校体制中的沈疴，不见得可以乐观。

要知道，沈阳事件之所以得以迅速推进，有其特殊之处，这和事件中高校校友形成的人际网络密不可分，也因为事件有关北大。

在沈阳事件爆出之前，“中国版metoo”已经酝酿一段长时间，之前的北航事件与“王敖举报徐钢”事件，诞生了一批“揭发者”的行动网络。沈阳事件，则是这个网络中北大95级校友带头揭露，将“metoo”的影响，延展到了这所极具符号性的“最高学府”。这次，举报者准备充足——联系媒体、逐步放料、寻找更多证人⋯⋯由手法可见，之前积累的网络与经验发挥了很大作用。

北大在事件中的暴风眼地位，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很多时候，有关北大的负面新闻，都碍于其历史上的政治符号地位而遭低调处理。但这次的性侵事件曝光，造成巨大震惊和道德压力，影响了北大校友这个在体制内外有巨大影响力的群体。事实上，就算很多积极拥抱既存体制的北大校友，也产生了几乎一致的反应——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大概是沈阳事件能够连续数天得到各方关注并且舆论禁令来得较迟的原因——数日之前被曝光的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疑似不堪导师人身控制而自杀的事件，已经大遭舆论管控。而沈阳案，就连《人民日报》也刊出评论追责。在近年来风向并不有利于舆论监督的背景下，这次舆论能够发酵的现象出现，不能不让人猜想，体制中人大概也有对事件真相的需求——坊间传说《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是北大校友主笔，姑勿论真假，这猜测多少反映了民情。

意外的体制缝隙

更重要的是，和去年底“北京切除”前后情况类似，所谓“体制”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并非一致。沈阳前后在多间大学工作，相比护短和压制，慌慌张张地“甩锅”踢皮球，变成了各涉事单位的共同选择。

北大先是发表声明，说当年已经结案，而2014年之后对师德问题“零容忍”——足以把各种积弊推给2015年下台的上届校领导，结果呢，回头就因为担心群体性事件而约谈了发文要求信息公开的本科生邓宇昊。接下来，北大出于压力还是公开了20年前的审查结果，然后被人发现其中几乎是只引用沈阳的辩称为证，既不严谨，也显得偏私。

而南京大学及南大文学院则是将皮球踢给北大：校方公告在大谈师德之余，表示事件发生在北大，和南大无关。文学院作为沈阳的直接雇主，则通过院方公告和前院长朋友圈中斩钉截铁痛心疾首的反省，与沈阳坚定划清界线，赚足了舆论中的人气。但在“建议沈阳辞职”的结论之外，院方也表示自己对沈阳在北大犯下的事情毫不知情——忘了调取档案（这在中国的体制内人事变动中几乎不可想像），言下之意，则又将问题推给北大之余，也向南大校方施压——我们建议开除了，你们看着办。

这些要素的结合，最终在形式上辗压了沈阳仍然“死不认罪”的自辩。就在三天前，北大校友中还在讨论能否“扳倒沈阳”，许多人激愤之余，态度是悲观的。人们发现据说是沈阳写给南大相关部门的邮件截图。在邮件中，沈指这些身在海外的北大校友诬陷他，要求校方寻求网络管理部门删帖控制舆论。随后，数则沈阳事件的举报文章、对高岩的追思文章，就真的都被删除了，甚至就连《人民日报》的评论，也在微信端蒸发。

“沈阳能量很大，背后有人”。有人挖出沈阳一篇自我吹捧的自述文章，截取其中描绘自己替“领导”工作的经历，怀疑他人脉广泛，足以调动资源封杀声讨。更有人传言说，当年北大中文系内部曾经对如何处分沈有所争论，最后由其导师陆俭明出面“保下”（陆俭明后来否认），终致无虞。

结果，沈阳在舆论面前迅速“垮掉”，被几间学校“甩锅”，抛在一边，有些意料之外，倒是证明了，原来体制也并非铁板一块，舆论在特定环境下也仍然有倒逼处置的能力。

师生不平等不变，谈何程序正义？

随着沈阳案不断发酵，人们所愤怒、所讨论的内容，已经越来越远离20年前自杀的高岩，而更加事关今天学院、学术系统的生态。

在这时，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中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沈阳案前后会不会搞成了道德挂帅的“全民公审”？会不会最终不关心法律程序，走向对高校教师的文革再现式“红卫兵执法”？不少人抱怨这套运动已经走偏，亟待落实程序正义。更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风向转为“师德”建设，最终结果可能就是打击学院中的不同声音。

这些担心虽然并非没有道理，但恐怕是离地三尺。一单20年前处理时已经埋下问题的事件，“程序正义”一早就付之阙如，人们期待的，确实“迟来的”结果正义，但真正实现的方式，也非由网络舆论操刀，恰恰是学校、院系、组织做出了判断和裁断。更何况，在事件中，最关注、最积极的行动者，大部分也是学院中人，本质上，沈阳事件，仍然是发生在象牙塔的空间之内。这和“文革”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更不说真要打击学院中人时，道德指控不过是官方千百种手段之一。这些对“程序正义”的呼吁，首先就忽略了校园性骚扰问题背后的结构矛盾，也暴露出，部分在学院中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对自己所处位置的反思性。

时间回到20年前，沈阳代表的，是文革后培养出的一代知识精英。十年文革造成人文社科知识精英的空缺，使这代人的学术道路普遍顺利，在学院中多是新时代开山祖师一类的人物。而他们的学生辈、再后辈，在学院中的道路就要坎坷得多了。不仅仅是导师辈已经林立在各个“山头”，学院体系的专业化、聘用制度取消铁饭碗，也让这一代人更像是朝不保夕、不知未来如何的学术劳工。

在这种背景下，学院中的建制力量不断固化为既得利益，终身教职获得者、青年教师和学生，分化为完全不同的群体，权力分野巨大。而彼此之间的不平等，随着一整套学院“正规化”的加强而日益堆叠。这并不是说上一辈就一定占据既得利益，下一辈就一定处处受压，只不过，以年龄为标定，比较不同世代，在同样的年龄，工作机会、福利待遇、教研压力与升职空间恐怕并不平等。

在这样的结构之下，性骚扰问题才会由沉冤待雪引发，在学界中一再激起声浪。因为权力的不平等在性别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使得过往／现有的申诉机制容易变成校方和有权力者走过场的“程序正义”。这也是为什么，随着“metoo”运动的展开，不断有高校教师被爆出类似丑闻，学界的“塌方式爆料”，简直堪比官场的“塌方式腐败”。

如今，最切实需要的，是改变学院体制，是改变经济和代际政治的利益链条。对学术圈中人来说，比程序正义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能够改变这个僵化、科层的不平等结构——比如学生如何能够参与到申诉和裁决机制中去。不然，就算有这些机制，他们也不敢保证这些机制不会沦为现有制度之上换汤不换药、一套人马几套牌子的叠床架屋。

性平问题背后，是普遍的权力问题，是资源垄断下的人身依附和求救无门。点燃沈阳案的，是正义问题，它试图导向的，是制度性的解决，但最终，为它赋予公共性的，是日趋不平等的结构。这时候如果只谈程序正义，难免就一只脚踏在了既得利益的一边。想来，沈阳案中，北大、南大校方、政府与许多教师，正是站在一条阵线上，快速处理、抛弃沈阳，平息事件，也正是为了让既有的权力结构不至于受到升级的、更激进的运动的冲击。

沈阳事件中显示出的舆论监督力量，在官媒、官方均介入发声之后，逐渐导向由部委、大学主导的“建立长效机制”的道德承诺，这并非坏事。但是，最怕的是，在各类官方声明发出之后，舆论控制很可能进入那套淡化、弱化争议的程序——媒体被要求不再跟进，盖棺定论。激发起来的公共讨论在失去了平台之后消弭下去，所谓的新机制，也最终是由已有的建制力量来设计，掌控。尽管北大在校生、校友和社会各界行动者形成的去中心化网络在沈阳案的推进中不断成熟，并鲜明地指向最根本的权力与结构，但如果支撑它说话、表达的公共空间上了锁，那么，无论是程序正义还是结果正义，无论是改变学院体系还是从象牙塔影响社会，就又打回镜花水月的幻影，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了。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