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誓風波 深度 評論

馬嶽:補選後的香港民主派統合困局

今次選舉對民主派最大的警號,其實是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所說的,建制派「跨黨派選舉工程」的成功。


香港民主派在補選中不光是輸了立法會兩席,而是整個選戰反映陣營內的政黨組成、動員能力和選戰組織,面對對手的日益強大,和民眾的反抗意志消沉和參與低潮,民主派未來道路甚是艱難。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民主派在補選中不光是輸了立法會兩席,而是整個選戰反映陣營內的政黨組成、動員能力和選戰組織,面對對手的日益強大,和民眾的反抗意志消沉和參與低潮,民主派未來道路甚是艱難。 攝:林振東/端傳媒

「311補選」是香港民主派的重大政治挫敗。不光是輸了立法會兩席,也不光是輸掉反DQ(Disqualify)的政治話語權,而是整個選戰反映陣營內的政黨組成、動員能力和選戰組織,面對對手的日益強大,和民眾的反抗意志消沉和參與低潮,民主派未來道路甚是艱難。

有問題的分析起點

補選一個星期後,分析已有不少,不少焦點放在姚松炎的敗選及其「失票」,以至民協有多大責任的問題。研究方法往往是比較2016年九龍西區(九西)民主派加本土派的得票,與今次姚松炎得票的差距。

這個做法有個根本的問題:它假設了當年九西的七張名單得票是民主派的基本票源,民主派候選人應該要拿到。可是,當年九西的159998票,是包括了民主黨、民協、毛孟靜、劉小麗、社民連、黃毓民、游蕙禎七張名單的總得票。在香港政壇上,現在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同時得到游蕙禎、民協、民主黨和黃毓民的支持者支持的。假定2016年的57%票是民主派候選人基本盤,其實並不合理。

這做法還有另一個假設,就是比例代表制和補選的單議席單票制下,選民的投票標準和行為是類似的。這明顯也是有問題的。單議席下,選民會較集中候選人個人,以及用兩個競爭者直接比較。比例代表制下,候選人名單間的競爭是多維度的,某名單的失票往往不會直接失給主要競爭對手,對勝算影響較少;單議席的議題設定卻往往可能較單一,選票此消彼長,而單議席選舉最重要應該是中間游離票源,本來就應該是選舉常識了。

建制跨黨派選舉工程的成功

選舉制度模塑政黨制度。香港的選舉制度實行比例代表制已經20年,政黨組成和運作都是迎合這制度特色而產生變化的。對民主派來說,此制度在這20年來帶來政黨碎片化,衍生激進政黨,而不同政黨會在政治版圖中各自找尋位置以穩定票源,但這過程通常要強調自己和陣營內其他政黨的不同和相對優勢,才可以突出自己。於是本土派會攻擊泛民、范國威年前大力攻擊民主黨後又要以「務實本土」和本土派劃界,都種下不同黨派選民互不支持的禍根。

今次選舉對民主派最大的警號,其實是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所說的,建制派「跨黨派選舉工程」的成功。如港島區陳家珮以新民黨身份參選,選舉經理可以是工聯會的曾向群,街頭拉票的可以是福建社團聯會的基層群眾。
今次選舉對民主派最大的警號,其實是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所說的,建制派「跨黨派選舉工程」的成功。如港島區陳家珮以新民黨身份參選,選舉經理可以是工聯會的曾向群,街頭拉票的可以是福建社團聯會的基層群眾。攝:陳朗熹/端傳媒

今次選舉對民主派最大的警號,其實是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所說的,建制派「跨黨派選舉工程」的成功。三個選區三個不同黨派背景的建制候選人,補選時卻大致可以集合建制派不同組織的力量,「過票」很成功。正如港島區陳家珮以新民黨身份參選,選舉經理可以是工聯會的曾向群,街頭拉票的可以是福建社團聯會的基層群眾。反觀民主派三人的選舉工程,基本上都只是候選人所屬的派別主導,而沒有真正的整合陣營內的組織力量。

以前我們看到建制派成功統合力量,主要見於配票工程,但其實他們一直在區議會補選中佔優,因為可在小選區集中動員。這種資源和組織優勢,在今次立法會單議席補選中表露無遺。

在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派的多黨派有時可以互補,因為各有所長,在搶奪游離票源時可以搶多點。例如一批九西的非政治意識形態基層選民,可能會在民協、民建聯、民主黨、社民連之間選擇,大家各分一部分票,結果民主派(正因為碎片化)拿到的可能比建制派多,但放姚松炎下去,單對單之下,便變成輸票給民建聯。2016年九西民主派拿了57.4%對建制派的37%,但這是七張名單對兩張名單競爭的結果,單對單競爭中間游離票源,民主派不見得有優勢。

從這個角度看,民主派要在這層面和建制派抗衡,合邏輯的進路是走向政黨整合,但現況看來甚為困難:2016年泛民+本土一共派出35張主要名單,包括至少九個政團,不知該如何整合。多年來積累的嫌隙,加上比例代表制下的競爭模式才是常態,補選只是間中出現(將來可能不是),民主派邁向政黨整合的阻礙重重。

不要忘記階級分析

分析單議席選舉,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和上次比例代表制的陣營得票差距,因為那些票從來都不真正屬於你的。分析可能應該從哪些分區贏、哪些分區輸,哪些分區得票高於平均開始。

看一次三區所有的票站的得票數字,結論很明顯,民主派三個候選人的得票有很明顯的階層性。最明顯大幅獲勝的是中產屋苑選區,豪宅區通常輸,而公屋基層選區如果沒有較好的樁腳,正常也是會吃虧。

過往民主派相信選戰要盡量政治化,令更多選民用政治標準投票,從補選看來,這個策略也是要「因地制宜」的。圖為選舉日,候選人區諾軒在康怡康山地區的拉票活動。
過往民主派相信選戰要盡量政治化,令更多選民用政治標準投票,從補選看來,這個策略也是要「因地制宜」的。圖為選舉日,候選人區諾軒在康怡康山地區的拉票活動。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以區諾軒為例,他勝幅最大的站是置富(近20%),其餘多於10%的包括太古城、鯉景灣、杏花邨、康怡康山、南豐、炮台山,和自己服務的選區利東。灣仔整體輸100票,輸的是渣甸山、樂活、司徒拔道等富人區和勵德邨(公屋)。中西區差不多站站贏,連葉國謙的老巢觀龍也贏9票,但山頂兩站卻大輸。公屋區互有勝負,但港島區公屋人口偏少,並不致命。

姚松炎贏較多的站只有美孚、奧運、富榮、黃埔、荔枝角、嘉道理和宋皇台、旺角東南、差不多都是中產區域。公屋一般都輸,只是部分民協的強區會輸得較少,但西九豪宅、又一邨等同樣是輸票的。

范國威對鄧家彪勝幅最高的是第一城(30%),一些將軍澳的私樓區超過25%,大埔中和富善邨兩區(新同盟區議員)贏約20%,輸較多的主要是鄉村區和部分公屋區。

這個結果不難解讀。民主派三人打的反DQ議題,在中產選民中可算是成功的,因為不少區議員是建制派的中產區,民主派都可以明顯獲勝。自雨傘運動後,選舉數字明顯反映民主派似乎已喪失了上等階層的支持。單打DQ議題在基層區域是沒有優勢的,贏輸視乎當區地區服務和樁腳的效應了。過往民主派相信選戰要盡量政治化,令更多選民用政治標準投票,從補選看來,這個策略也是要「因地制宜」的。

新東方國珊的故事

似乎不多人分析新界東的數字,但新東的數字是有很大啟示的,因為新東有方國珊。

九西和港島現實上都是單對單的選戰,只有新東有個有實力的中間派,可以「左右大局」。方國珊的有趣之處,當然是她有選2016年新東補選,而她今次比當年多了三萬多票。

2016年新東補選在旺角事件後,激化的政治氣氛和「反拉布」的爭論,將部分保守票源推向周浩鼎,今年氣氛稍緩和,這些票便回流給方國珊。
2016年新東補選在旺角事件後,激化的政治氣氛和「反拉布」的爭論,將部分保守票源推向周浩鼎,今年氣氛稍緩和,這些票便回流給方國珊。攝:林振東/端傳媒

鄧家彪拿的票實數和2016年同是建制派的周浩鼎相若,得票率還高了2%,但比較鄧、周的得票分布,有一些有趣的發現:鄧在北區、大埔和沙田的得票實數都有輕微增長,但西貢區卻跌了3000票。第一個猜想自然是因為范國威是將軍澳「地膽」,但其實范國威在西貢區只比楊岳橋多了6000票,反而方國珊在西貢區增長超過11000 票。另一發現是周浩鼎得票相對平均,大輸給楊岳橋的站不多,輸超過20%的只有三個站(維景、第一城和沙田市中心),但今屆卻達20個,不少是因為鄧家彪站得票率跌至25至30%,而維景更低過兩成。

這個數據的簡單推論,是鄧家彪在不少區爭取不到很多中間票源,或者說中間偏保守的選民有不少投了方國珊。我在分析2016年新東補選時,曾指出方國珊應該流失了不少個人選票給周浩鼎。2016年新東補選在旺角事件後,激化的政治氣氛和「反拉布」的爭論,將部分保守票源推向周浩鼎,今年氣氛稍緩和,這些票便回流給方國珊。

這個現象的啟示是,多元化競爭以及「第三勢力」可帶來的選票拉扯影響。我們一直看的比例代表制選舉,往往是建制派名單佔少數、有近半是民主派名單,也有不少中間和獨立名單的(於是建制派成功統合壓縮名單,其實不利吸引游離票)。民主派名單偏多和有其他選擇,是會扯散了游離選票和非政治票源的,但在單對單選戰(如新東及港島),政治票源大約固定下,建制派的統合力量和動員能力在爭取中間和游離票源方面會有優勢。如果不是方國珊拿走了15.7%,新東選情可以是很不相同的。

(馬嶽,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選舉及民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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