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美國青春片《伯德小姐》(Lady Bird,港譯《不得鳥小姐》)在歐洲上映,意大利北部的小鎮姑娘露易莎(Luisa De Quattro)第一時間就被廣告吸引,買票入場。與伯德小姐一樣,露易莎也是19歲,也來自工薪家庭,在學開車,即將高中畢業。與伯德小姐一樣,露易莎也卯足力氣,想離開生養自己的小鎮,去一個「更有文化」的城市。
如果說二者有什麼不同,那也許是露易莎想要走得更遠,加州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的伯德小姐,嚮往東邊的紐約;露易莎憧憬的,卻不是意大利境內的繁華都市,比如羅馬或米蘭,她心心念念要去的是德國柏林。雖然每個國家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曾渴望遠行,但在今天的意大利,一位年輕女孩渴望離開自己的國家,卻不僅僅出於青春和浪漫,還被一個更為具體的社會背景決定——意大利愈發嚴峻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問題。
29歲的克勞迪奧(Claudio Bergamin)與露易莎是同鄉,也來自這個名為威尼托自由堡(Castelfranco Veneto)的小鎮。與露易莎不同的是,他去紐約後又返回了家鄉。同屬「千禧世代」但相隔十歲,兩人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露易莎準備離開祖國、去歐盟富裕成員國尋找機會,克勞迪奧則在與世無爭的老家找到了不錯的工作,盡力維繫現狀。
然而,無論是選擇離開還是迴流,兩人都因同樣的心理做出關鍵抉擇,那便是縈繞在這一代意大利年輕人頭上的無望:「我們不會比上一輩,那些把青春揮灑在70、80年代的上一輩,過得更好了。」對中國同齡人而言,這種無法超越上一代的焦慮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今天的西歐社會卻很容易激起共鳴。